一

佛教傳入中國並被廣泛接受，這件事，無論對中華文明、印度文明，還是對亞洲文明、世界文明，都具有重大意義。

這是一種純粹的外來文化，原來與中國本土隔著「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下，本來它是無法穿越的，但它卻穿越了。

這還不算奇蹟。真正的奇蹟是，它進入的土地，早就有了極其豐厚的文化。從堯舜到秦漢，從《周易》到諸子百家，幾乎把任何一角想得到的精神空間都嚴嚴實實地填滿了，而且填得那麼精緻而堂皇。這片土地上的民眾，哪怕僅僅是鑽研其中一家的學問都足以耗盡終生。而且，一代接一代地鑽研了兩千多年，直到今天仍覺得深不可測。面對這樣超濃度的文化大國，一種純然陌生的異國文化居然浩蕩進入，並且快速普及，這實在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卻成了事實，這裡有極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研究佛教是怎麼傳入的，是一個小課題；研究佛教怎麼會傳入，才是一個大課題。

怎麼會？輕輕一問，立即撬動了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底層結構。因此，歷來很少有人這樣問。

二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在西漢末和東漢初之間。

歷來有一些佛教學者出於一種宗教感情，或出於一種猜測性的「想當然」，總想把傳入的時間往前推，那是缺少依據的。例如有些著作認為在堯舜時代佛教已經傳入，這比佛教在印度誕生的時間還早了一千多年，顯然是鬧笑話了。《列子》說周穆王時已經在崇拜佛教，還說孔子把佛奉為大聖，也都無法成立，因為直到周穆王去世之後的三百五十多年，釋迦牟尼才出世呢。至於孔子奉佛，更毫無證據。也有人說張騫出使西域時已取到了佛經，於永平十八年返回。但我們知道的那個張騫在這之前一百八十多年就去世了，莫非另有一個同名同姓的人？而且，司馬遷在《史記》中曾經認真地寫到過張騫出使的事情，為什麼沒有提到此事？

比來比去，我覺得還是范曄在《後漢書》裡的記載比較可靠。那個記載說，世間傳聞，漢明帝夢見一個頭頂有光明的高大金人，便詢問群臣，有個大臣告訴他，那應該是西方的佛。

漢明帝在位的時間，是西元五十八年至西元七十五年，不知道那個夢是哪一天晚上做的。需要注意的是，他詢問群臣時，已經有人很明確地回答是西方的佛了，可見佛教傳入的時間應該更早一點。接下來的時間更加重要了，那就是：漢明帝在西元六十四年派了十二個人到西域訪求佛法，三年後他們與兩位印度僧人一起回到洛陽，還用白馬馱回來了經書和佛像。於是，譯經開始，並建造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

對於一個極其深厚的宗教來說，光靠這樣一次傳播當然是遠遠不夠的。在漢代朝野，多數人還把佛教看成是神仙方術的一種。但在西域，佛教的傳播已經如火如荼。這種狀況激發了兩種努力：一種是由東向西繼續取經，一種是由西向東不斷送經。這兩種努力，組成了兩大文明之間的深度交流。那些孤獨的腳印、殊死的攀越，應該作為第一流的文化壯舉而被永久銘記。

朱士行是漢族僧人向西取經的創始人。他於西元二六○年從長安出發，在沒有嚮導的情況下歷盡艱難到達遙遠的于闐，取得經卷六十萬言，派弟子送回洛陽，自己則留在於闐，直到八十高齡在那裡去世。

由西向東送經弘法的西域僧人很多，最著名的有鳩摩羅什、佛圖澄等。

很久以來我一直對鳩摩羅什的經歷很感興趣，因為他的經歷讓我知道了佛教在中國傳播初期的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當時從西域到長安，很多統治者都以搶得一名重要的佛教學者為榮，不惜為此發動戰爭。例如長安的前秦統治者苻堅為了搶奪佛學大師道安，竟然在西元三七九年攻打襄陽，達到了目的。道安當時年事已高，到了長安便組織翻譯佛經。他告訴苻堅，真正應該請到長安來的，是印度僧人鳩摩羅什。鳩摩羅什的所在地很遠，在龜茲，也就是現在的新疆庫車。

鳩摩羅什當時只有四十來歲。苻堅看到道安這位已經七十多歲的黑臉佛學大師如此恭敬地推薦一個比自己小三十歲的學者，心想一定錯不了，就故技重演，派一個叫呂光的人率領重兵長途跋涉去攻打龜茲。呂光的部隊是西元三八三年出發的，第二年果然攻克龜茲，搶得鳩摩羅什。正準備帶回長安向苻堅覆命，半途停歇於涼州姑臧，也就是今天的甘肅武威，呂光忽然聽到了驚人的訊息，苻堅已經死了，政局發生了變化。

在半道上失去了派他出來的主人，顯然沒有必要再回長安了，呂光便留在了武威。他擁兵自重，給自己封了很多有趣的名號，例如涼州牧、酒泉公、三河王、大涼天王等，越封越大。儘管他本人並不怎麼信佛，但知道被他搶來的鳩摩羅什是個大寶貝，不肯放手。鳩摩羅什也就在武威居留了整整十六年。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鳩摩羅什學通了漢文，為他後來的翻譯生涯做好了準備。還有青年學者從關中趕來向他學習佛法，例如後來成了著名佛學大師的僧肇。

接下來的事情仍然有趣。

苻堅死後，入主長安的新帝王也信奉佛教，派人到涼州來請鳩摩羅什。呂光哪裡會放。或者說，越有人來要，越不放。不久，又有一位新帝王繼位了，再派人來請，當然又遭拒絕，於是新帝王便出兵討伐，直到搶得鳩摩羅什。鳩摩羅什就這樣在一路戰火的挾持下於西元五世紀初年到了長安，開始了輝煌的佛經翻譯歷程。他的翻譯非常之好，直到今天我們閱讀的佛經，很多還是他的譯筆。

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驚愕的情景：在我們西北方向的遼闊土地上，在那個時代，一次次的連天烽火，竟然都是為了爭奪一個佛教學者而燃起！這種情景不管在中國文化史還是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絕無僅有。由此可見，這片土地雖然荒涼，卻出現了一種非常飽滿的宗教生態，出現了一種以宗教為目的、以軍事為前導的文化交流。

就在鳩摩羅什抵達長安的兩年前，一位漢族僧人卻從長安出發了，他就是反著鳩摩羅什的路途向印度取經的法顯。這兩種腳印在西元四世紀末五世紀初的逆向重疊，分量很重。其中使我特別感動的是，法顯出行時已經是六十五歲高齡。他自己記述道，一路上，茫茫沙漠「上無飛鳥，下無走獸」，「望人骨以標行路」。

人骨？這中間又有多少取經者和送經者！

人類最勇敢的腳步，往往毫無路標可尋；人類最悲壯的跋涉，則以白骨為路標。

法顯在自己六十七歲那年的冬天，翻越了帕米爾高原（蔥嶺）。這是崑崙山、喜馬拉雅山、天山等幾個頂級山脈交集而成的一個天險隘口，自古至今就連極其強壯的年輕人也難於在夏天翻越，卻讓一位白髮學者在冰天雪地的嚴冬戰勝了。這種生命強度，實在令人震驚。

我自己，曾在五十四歲那一年從巴基斯坦那面尋路到那個隘口的南麓，對這位一千六百年前中國老人的壯舉深深祭拜。我去時，也是在冬季，還同時祭拜了比法顯晚二百多年到達這一帶的另一位佛教大師玄奘。那時玄奘還年輕，大約三十多歲。他說，在艱苦卓絕的路途上只要一想到年邁的法顯前輩，就什麼也不怕了。

從法顯到玄奘，還應該包括鳩摩羅什等這些偉大行者，以最壯觀的生命形式為中華大地引進了一種珍貴的精神文化。結果，佛教首先不是在學理上，而是在驚人的生命形式上楔入了中華文化。平心而論，中華傳統文化本身是缺少這樣壯觀的生命形式的。有時看似壯觀了，卻已不屬於文化。

三

那麼，中華文化承受得起佛教嗎？

本來，作為民間傳播的宗教，不管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都不存在承受得起還是承受不起的問題。因為承受以接受為前提，不接受也就不承受了。但是，中國自秦漢以來已經是君主集權大國，這個問題與朝廷的態度連在一起，就變得相當複雜和尖銳。我們前面說到過的那位道安就明確表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說明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佛教的興衰。

開始，東漢和魏晉南北朝的多數統治者是歡迎佛教的，他們一旦掌權就會覺得如果讓佛教感化百姓靜修向善，就可以天下太平。正如南朝宋文帝所說：「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見《弘明集》）其中，西元六世紀前期的南朝梁武帝蕭衍態度最為徹底，不僅大量修建佛寺、佛像，而且四度脫下皇帝裝，穿起僧侶衣，「捨身為奴」，在寺廟裡服役。每次都要由大臣們出錢從寺廟裡把他「贖回」。而且正是他，規定了漢地佛教的素食傳統。

與南朝相對峙的北朝，佛教場面做得更大。據《洛陽伽藍記》等資料記載，到北魏末年，即西元五三四年，境內佛寺多達三萬餘座，僧尼達二百餘萬人。光洛陽一地，寺廟就有一千三百多座。大家不妨閉眼想一想，這是一個多麼繁密的景象啊！唐代杜牧寫懷古詩時曾提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人們讀了已覺得感慨萬千，而北朝的寺院又比南朝多了幾倍。

但是，正是這個數量，引起另外一些統治者的抗拒。他們手上的至高權力又使這種抗拒成為一種「滅佛」的災難。

幾度「滅佛」災難，各持理由，概括起來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全國出現了那麼多自立信仰的佛教團體，朝廷的話還有誰在聽；二、耗巨資建那麼多金碧輝煌的寺院，養那麼多不事生產的僧侶，社會的經濟壓力太大了；三、更嚴重的是，佛教漠視中國傳統的家族宗親關係，無視婚嫁傳代，動搖了中華文化之本。

第一個滅佛的，是北魏的太武帝。他在信奉道教後對佛教處處牴觸，後來又懷疑長安的大量寺院完全處於朝廷的可控制範圍之外，可能與當時的蓋吳起義有聯絡，便下令誅殺僧眾，焚燬佛經、佛像，在全國禁佛，造成重大浩劫。幸好他一死，新皇帝立即解除了他的禁佛令。其實，生根於中國本土的道教本身也是深厚善良、重生貴生、充滿靈性的宗教，不存在滅佛的意圖。太武帝借道滅佛，只是出於一種非宗教的權力謀略。

一百三十年後，信奉儒學的周武帝以耗費民眾財力為由下令同時禁絕佛、道兩教，其中又以佛教為最，因為它是「夷狄之法」，容易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

又過了二百七十年，在唐代的會昌年間，唐武宗又一次聲稱佛教違反了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大規模滅佛，後果非常嚴重，在佛教史上被稱為「會昌法難」。

三次滅佛，前後歷時四百年，三個廟號都帶有一個「武」字的皇帝，把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對於佛教的警惕發洩得淋漓盡致。後來在五代時期周世宗還採取過一次打擊佛教的行動，但算不上滅佛。

由於警惕的根基在文化，有些文化人也介入了。例如唐代大文人韓愈在「會昌法難」前二十幾年就以一篇《諫迎佛骨表》明確表示了反佛的立場。他認為佛教、道教都有損於儒家「道統」，有害於國計民生。他說，佛教傳入之前的中國社會，比佛教傳入之後更平安、君王也更長壽。他最後還激動地表示，如果佛教靈驗，我在這裡反佛，一定會受到懲罰，那就讓一切災禍降到我頭上吧！

韓愈因此被皇帝貶謫，在半道上寫下了「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這樣傑出的詩句，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韓愈是我很尊重的一位唐代散文家，我喜歡他文筆間的樸厚氣勢，但對他全盤否定佛教、道教，卻很難認同。

捍衛儒家「道統」的激情，使韓愈在這方面的論述帶有明顯的臆斷式排他傾向。例如他對佛教傳入前後的漫長曆史的總體判斷，以及他誤以為佛教是在炫耀信奉者的長壽，或追求一種懲罰性的靈驗等，都是意氣用事的草率之言。他不明白，他所排列的從堯到孟子的所謂「道統」是一種理論假設，而一個泱泱大國的廣大民眾卻需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這種宗教信仰在實際展開時，往往伴有特殊的非理性儀式。儒家學者再高明，也只是整個社會結構中極小的一部分，不應該以自己的思維邏輯來框範天下。尤其是對於他們很少有發言權的關於生命的終極意義和彼岸世界等課題，更不應該阻止別人去思考。

其實，更多文人沒有韓愈這麼極端。唐代崇尚多元並存，李白近道，卻又有建功立業的儒家之志；杜甫近儒，卻不親儒；王維則長久生活在禪意佛境之中。即便是與韓愈齊名的柳宗元，也與佛教交往密切，公開聲稱「吾自幼好佛」，常與禪僧或師或友。劉禹錫同樣如此。白居易對道教和佛教都有沉浸，晚年更向於佛。

「安史之亂」之後，大量的文化精英為了擺脫現實生活的痛苦而追求精神上的禪定，興起了一股「禪悅」之風，到了宋代更加熾盛。這股「禪悅」之風既提升了唐宋文化的超逸品位，又加深了佛教文化與中華文化的融合。後來連儒學的自身建設「宋明理學」的構建，也受到佛教華嚴宗、禪宗的深刻影響，達到了「援佛入儒」、「儒表佛裡」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