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坐在拖蔬菜的板車上，也有一半路是你自己走的。」大爺記得很清楚。

「我記得滿路都是野花。」妻子說。

縣城叫太湖，我們仔仔細細地看了那些街道。今天，這些街道以巨大的熱忱歡迎我妻子的回來，古樸的石板小路邊擁擠著最醇厚的呼叫和微笑。

妻子說：「其實爸爸、媽媽到這裡，也是借住。太湖已經靠近湖北，對省城來說實在太遠，爸爸大學畢業時分配工作，被一個有背景的人「調包」，糊里糊塗到了這裡，以前連這地名也沒有聽說過。媽媽更有趣，本是安慶一所女子中學的「校花」，畢業時聽說太湖招募演員，以為是江蘇的名勝太湖，興高采烈地來了，那天在這個小縣城住下後還問，明天到太湖還要趕多少路？」

「於是，小縣城裡文化最高的小憋子，遇到了小縣城裡最漂亮的女孩子……』我開起了玩笑。但這兩個「最」，倒是來到這裡後一再聽當地老人們說的，不是我的誇張。

「問題就出在這裡。」妻子說，「我後來一直聽很多大叔大媽感嘆，爸爸被打成右派分子受難半輩子，什麼罪名也沒有，只因為他是大學畢業生，而媽媽又漂亮了一點。人們見不得美好，更加見不得兩種美好的結合，覺得太刺眼了，就要想著法子來暗掉。」

「你好不容易到省城讀藝術學校，頭上一直頂著「右派子女」的帽子吧？」我問。

「處處矮人一截，只能低頭用功。」她說，「在集體宿舍，一位女同學說，她的床飄得到雨，要與我換，我也覺得理所當然，立即換。」

我一算，那時間，正好是我爸爸病危，醫院和單位因他是「打倒物件」而不給會診，我瘋瘋癲癲地到處奔波而求告無門的日子。而且，也是這些年那幾個酒足飯飽的專業誹謗者憑空誹謗我有「歷史問題」的日子。

這時我們已站在縣城到省城去的路口。妻子說：「那夜大青山上鄉親們的火把長龍救了我，讓我走通了這條路。現在才知道，並沒有走通。」

「我也沒有走通。」我說。

天已薄暮。我們抬頭，青山依舊，卻不知今夜，還有沒有一兩支火把閃爍？

冬至到了。

我和妻子提前一天回家鄉打點。第二天早上，幾個家人租了一輛旅行車，陪著媽媽，捧著爸爸的骨灰盒，也到了山口。我、妻子和一大批親眷、族人已在那裡等候。

等車一到，先把媽媽扶到她的表弟長標舅舅家休息，因為鄉俗不主張她出現在爸爸的下葬現場。

我從弟弟手中接過爸爸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琴花阿姨早已準備好一把大傘罩在我頭上。長標舅舅提醒我，要邊走邊喊。我問他喊什麼，他說，就喊：「爸爸，回家了！」

於是我喊：「爸爸，回家了！我們回家了！」

我童年時非常熟悉的山草氣息撲面而來。眼前就是了，大地的祭壇，百家的祠堂，永遠的吳石嶺。

上山坡了。山坡邊上已排著親眷、鄰里送的一個個花圈。腳下是山石和泥沙，還有大量落葉和松針。我又喊：「爸爸您看，那麼多人陪著您，琴花阿姨給您打著傘，我們一起回家了！」

山坡下那條由東向西的路，就是我在六歲前的一個晚上獨自翻過吳石嶺和大廟嶺去尋找媽媽的路，這事，爸爸一直不知道。山坡上全是密密的楊梅樹，我在《牌坊》中寫過，小學同班同學中有一部分住在山腳下，家裡都有楊梅樹，楊梅季節邀請老師進山吃楊梅，老師進山後只聽到四周親熱的呼叫聲卻不見人影，呼叫聲來自於綠雲般的樹叢。這些描述，爸爸都讀過，他現在就要到綠雲深處長眠。

山坡往西一箭之遙，就是上林湖了。這裡細潔的泥土、清澈的湖水、純淨的炭火，燒製過曹操、王羲之、陶淵明、李白的酒杯。我在《鄉關何處》裡寫到過這一切，這篇文章爸爸也讀過，從今天開始，他要夜夜傾聽那遙遠的宴饗。

宴饗結束之時，爸爸也許能見到那位尚未確證的祖先餘上林先生，以及他的兒子和朱夫人，最後一對窯主夫婦。千年窯火與南宋一起熄滅，與岳飛、文天祥、辛棄疾一起熄滅，為的是留取半山的乾爽，來侍奉那一批古書，文化的遺脈。但遺脈一直沒有找到，直到今天。這裡邊埋藏著太多的未知，爸爸細緻，會有耐心去一一探詢。

無論如何，那個初春的夜晚，上林湖邊隨著一對年輕夫婦的喊聲，窯火一一熄滅時的景象非常壯觀。我想，從今以後，爸爸只要看到夕陽沈入上林湖時的悽美圖景，都會產生聯想。

隔著一條山路，對面的山坡上有一長溜平展的墓臺，那裡留下了我家的另一段歷史。四年前我與妻子來拜掃時長草沒身、路徑難尋，便修築了這個水泥墓臺，以及通向墓臺的一條水泥小路。

東首第一個，是「文革」期間屈死在安徽的叔叔餘志士先生的墓。我說過，叔叔出生在上海而不喜歡上海，工作在安徽而不喜歡安徽，獨身一人，尋找潔淨處所。這兒，就是這位美男子的人生終點；

第二個，是伯伯余志雲先生的墓。他去世太早，我沒有見過，但他留下的一箱子書，為我的草昧童年開啟了一個大門；

第三個墓最大，是祖父、祖母的了。祖父早逝後，由祖母挑起全家重擔又走了整整半個世紀，但讓我們不安的是，墓碑正文上沒有這位偉大女性的痕跡，只有在旁側石刻碑記上提及「毛氏」二字。這是此間祖輩的風尚，到了父輩，墓碑上就會並列夫妻的姓名了。我想過很多補救辦法，都不行，何況我們確實也不知道祖母的真名。這個墓的碑文和碑記，都是外公寫的，書法很好，得益於柳公權和歐陽詢之間；

第四個墓是外公自己的了，碑文是他自己寫的，筆觸已很衰疲。外公落魄一生又詩酒一生，與我們這些晚輩都嘻嘻哈哈，因此我們從東到西一個個拜掃過來，到他這裡就悲氛大減，都微笑著給他老人家上香。

墓臺就這麼長，兩端都很難延伸，因此爸爸的墓只能安在對山。當然也有另一個理由，對山上面還有曾祖父餘鶴鳴先生和曾祖叔父餘鶴生先生的墓。祖母曾囑咐爸爸要年年祭掃，又特別關照，曾祖叔父終身未娶，祭掃時不可怠慢。爸爸聽話，把自己的墓安排在祖輩腳下。

聽長標舅舅說，我的表哥王益勝先生的墓，也在祖父、外公的同一個山坡上。但今天上山的人很多，有好幾位已經勞累不堪，也就不去尋找那個太悲慘的戀情故事了。

當年，當我們還都是小阿的時候，是我第一次帶著益勝哥進山的，把他嚇得不輕，慌張逃出。現在，他早已成為這座山的一部分。

造成這個悲慘故事的另一個主角，表哥的母親，我的姨媽，其實更加悲慘。她也安葬在此山，卻沒有葬在她兒子的邊上，這曾經使我很難理解。現在我理解了，她晚年一次次在這裡飲泣，似乎覺得兒子不會原諒她。但她永遠不會離開這個山坡，最後把無窮無盡的後悔，埋藏在別人很難尋找的荒草間。

長標舅舅說：『她自己選定的墓地，柴草都高過了頭頂，腳下蟲禽太多，誰也進不去。」

姨媽的自我懲罰，非常殘酷。

──我站在山口，看著、想著這一宗宗前輩的墳墓，突然如獲神諭。山道兩邊，是兩頁斜斜的山坡，這便是一本碩大無比的古書，每個墳墓都是一段秘語，寫在草樹茂密的書頁上。這本書有舊章又有新篇，但整個說來，仍是一本古書。

這便是「吳石嶺裡藏古書」。

辦完事下山，大家去了朱家村。

我們扶著媽媽，很快找到了那個直到今天看來還有點氣派的宅第。宅第早已換了主人，門窗都關著，敲門無人。但四周的鄰居聽說我媽媽回來了，全都趕了過來，一片歡聲笑語。

記得小時候每次跟著媽媽來外婆家，總讓瘦小的外婆忙壞了，不知找什麼招待我們。當時這一帶有一個糖挑子，賣一種盤在木板上，撒著白粉的麥芽糖。賣糖人一路敲著鐵鑿子，聽起來非常清脆。那時鄉間很少有貨幣，只用家裡的舊衣、舊布換糖。外婆家畢竟是從上海來的破落財主，舊東西多，一旦來客，糖挑子聞訊就過來了。外婆一聽到鐵鑿子的聲音，便翻箱倒櫃地找，然後樂呵呵地拐著小腳向糖挑子走去。

賣糖人從外婆手裡接過舊衣、舊布，抖開來，在陽光下細細看一遍，塞進挑子下邊的竹簍裡，然後揭開遮在竹簍頂面上的一塊灰布，露出一大盤麥芽糖，把剛才沿路敲打的鐵鑿子按下去，用小榔頭一敲，叮、叮幾聲，削下一小片，又一小片。外婆伸手拿起，分給我們。

我後來一直覺得，帶走這個宅第最後一絲豪華遺蹟的，就是那個糖挑子。正是在這裡，我們把大牆內僅留的一點往日驕傲，含在嘴裡吃掉了。

腦海裡正迴響著叮、叮的鐵鑿聲，卻聽到我妻子馬蘭和弟媳吳敏在邊上議論：「這位老太太真漂亮！」

我順著她們的目光看去，只見一位身材瘦削的老太太與媽媽摟到了一起。這位老太太與媽媽年齡相仿，也該八十歲了吧，但臉面清秀而乾淨，笑容激動而不失典雅，這是鄉間老太太中很少見的。而且，我覺得依稀面善，卻想不起是誰了。

我走了過去，問：「媽，這位是誰啊？」

媽媽連忙把我拉到老太太眼前，說：「逸琴，這就是我的大兒子秋雨。」然後轉頭對我說，「王逸琴，你記得嗎，和我一起去教書的王逸琴！」

啊，原來是她。

媽媽當年抱著我敲開她的家門，說自己嫁過去的餘家高地地全是文盲，要她一起去義務辦班教書。

不久，我家堂前，餘家祠堂，就有了兩個夾著書本、穿著旗袍的美麗身影。

她們當時那麼年輕，卻試圖讓王陽明、黃宗羲留下過腳印的原野上，重新響起書聲。她們成功了嗎？好像沒有，又好像有。

這是土地的童話。今天，童話的兩個主角重逢，卻都已八十高齡。

我，就從這個童話中走出。

從朱家村到餘家高地地，半華里。

橋頭鎮的鄉親們保全了我家的老屋。我小學的老同學楊新芳先生見到我家遷居上海後散落在鄰居間的傢俱，還一件件收集，又有小鎮文化站的餘孟友先生和本家餘建立先生留心照管，結果，也就完整地留住了我的童年，留住了當年媽媽和我夜夜為鄉親們寫信、記賬的門戶，留住了村莊裡曾經惟一亮燈的所在。

又見到了我出生的床。妻子輕輕地摸著床楣，說：「真是精緻，像新的一樣。」我說：「那蘭花布帳也沒有換過，我第一回睜開眼睛看到的，就是它。」

我往床沿上一坐，只覺一種懶洋洋的睏乏。我從這兒下地，到外面借住了那麼多地方，到今天才回來。

一個年輕的族親在一邊說：「可惜，你《老屋視窗》裡寫到的風景，全被那麼多新建築擋住了。」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屋後就是繁忙的公路，車輛擁擠，當年小壩裡夜航船的梆子聲，也不會再有。祖母聽到梆子聲就起床了，點亮一盞小小的油燈，右手擎著，左手摸著樓梯護板一步步下樓，不久，灶間的煙囪裡就飄出了幾縷白霧。

樓梯邊，就是我的小書房。當年我踮腳進去，支起帳子讀完了《水滸傳》，藉著梁山好漢的勇氣把黃鼠狼鎮住了。

前幾個月，鄉下有人到上海，我已經託他們把幾個書箱帶回，放到這個屋子裡。書箱裡裝有一些舊書，卻還故意留出了不少空當，我早就想好了，還有一些東西要鄭重地存放到這兒。

我說過，這個小書房的樓板下正是過去餘家安置祖宗牌位和舉行祭祀的『堂前」。那麼，我要把爸爸臨終留下的那一大迭紙頁，包括大批判簡報、申訴材料和他寫的一張張借條，存放在這裡，給祖宗一個交代。

我知道，爸爸一定會贊成我的這個安排。我本想在他下葬時當場焚燬這些傷心紙頁的，但冥冥中有一個聲音在說：「留下。」

我自己也要留下一堆東西在樓板上，那就是我實地考察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記錄，以及近十餘年來中國文化傳媒界對我的大規模誹謗文字。雖然還遠沒有收齊，但現在看到的冰山一角已經極為驚人，在中國創造了好幾項紀錄，我想餘家的祖宗一定會因此而自豪。

我還會把十餘年來我的著作的盜版本百餘種一起存放在這裡，在這方面我也創造了全國紀錄。

會讓祖宗不悅的是，對我的誹謗者和對盜版的辯護者中，竟然也有兩個餘家子弟。對此我會求告祖宗，不必動用家法，揮手摒逐便了。

當年在這屋子裡沒有讀懂《石頭記》，卻讀懂了《水滸傳》。沒有得到《三國演義》，但在小學語文課本里卻有一篇《草船借箭》，讀得神醉心馳。諸葛亮驅使一排草船在清晨濃霧的江面上游弋，敵軍誤判，萬箭齊發。草船把萬支亂箭全部帶回，而諸葛亮卻坐在草船裡邊悠然喝酒。

今天我也把射向我的萬支亂箭帶回來了，嘩啦啦地擱在樓板上，讓黃鼠狼們消遣去。然後鎖門，搖手呼喊，我們也到鎮上去喝酒。

路上我想，目前手頭正在寫一本書《借我一生》，必然涉及誹謗者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歷史真相，因此是一艘最大的引箭草船。這次引箭，多多益善，目的是為後人留存一點奇特的資料。我要後人注意的，並不是那幾個職業誹謗者，而是今天中國傳媒界不知為什麼又對他們重新產生巨大的興趣，把他們手上只要沒有「現實政治麻煩」的傷人刺棘全都當作利箭一一發射出來的驚人景象。在這種景象中該怎麼做，餘家祖宗已有默默暗示。至少，我本人連遠遠地掃一眼也不會了。剛剛已吩咐過家鄉文士和兒時同學，空時逛逛書肆，一見便隨手抓下，直接鎖進老屋。

諸葛亮把帶回來的一大堆亂箭重新用作武器，我不會。我只是讓自己的老屋永遠鎖住那些兇器，讓它們慢慢鏽蝕，讓世間少一份兇險。因此，貯箭的老屋是一座仁宅。

有爸爸的借條在上，那就足以證明，餘家長輩只在亂箭橫飛中試圖借取家人的生命，包括我的生命。

快到小鎮的時候，我問小學裡的幾個同班同學：「還記得《草船借箭》嗎？」

他們說：「看你說的，這怎麼會忘？」

我又問：「黃鼠狼會啃咬紙頁嗎？」

他們說：「一般不會吧。」卻又看了我一眼，奇怪前後兩個問題毫無關聯。

那我就放心了。那些紙頁中惟一不能損壞的，是爸爸寫的那些借條。

媽媽由家人陪著，坐旅行車回上海了。

臨走前她站在老屋裡對我說：「真想在這個屋子裡再住幾天。」

我說：「灶頭還在，卻沒有柴；老缸還在，卻沒有水；大床還在，卻沒有被……」

媽媽無奈地笑了。她也知道，這老屋只能看，不能住了，鄉親早就用上了煤氣、自來水和衛生裝置。他們都紛紛拉媽媽去住，但我們一行人太多，會過分地打擾人家。

我和妻子沒有跟著他們回上海，而是繼續東行。

妻子說：「你的家鄉比我的家鄉好。我們兩人，行蹤飄飄，不知何處停息，真該在家鄉附近找個地方住下，反正你的筆也拍賣掉了。」

她說的是，前些天北京一個慈善組織為了救濟孤殘兒童舉行拍賣，王石先生捐獻了他登上珠穆朗瑪峰時穿的那件衣服，我捐獻了穿越世界最危險地區時天天寫《千年一嘆》的那支筆。主辦者來電說，是恆基偉業的老總用不小的價錢買了我的筆。於是，一批孤殘兒童有了常年的牛奶和衣物。這事，既讓我高興，又讓我輕鬆。

我對妻子說：「真該落腳了。我上次來時看上了一個地方，這次正好讓你去核準。」

我知道她會滿意。因為我們都認識一位已故的日本音樂家，他每年大部分時間住在一個冷僻的海島，小部分時間在世間漫遊。她欣賞這種生活。

她果然核准了。

但是，那裡沒有房賣，只能尋租。

借住了一生，還是借住。

所幸那是真正的海島。從它到太平洋，沒有任何阻擋；從大陸通向它，只有船，沒有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