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你可千萬不能說出去，」馮崗先生緊張了，「哪兒也不要說，隔牆有耳。」

我說：「你是我的長輩，你說，毛主席對「文革」錯誤難道不應該負很大責任？」

「這些只能心裡想想，不能說出口。」馮崗先生說。

「那麼，你估計，他們會給我定個什麼罪？」我問。

「這要看中央今後有沒有新提法。憑我的經驗，不太樂觀，你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你的另一句話倒是可以辯解的，辯掉一點好一點。」他說得非常知心。

他所說的「另一句話」，也是由一個人揭發，又由他幫我「啟發」出來的，就是我曾在一個場跋上說：『毛主席去世的時候我沒有流淚，更多的是思考。」這也被上綱為「反對毛主席」。

「怎麼辯解？」我問。

「你可以辯解，說我在思考中國沒有了毛主席，該怎麼辦。」他說。

我感激地點點頭。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談話，我總是要在他面前大罵那個揭發者，邊罵邊觀察他的表情，藉以來判斷揭發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測的人。他只是不斷重複：「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終於有一天，馮崗先生把我找去，不關門，一邊故意大聲地說：「你也太驕傲了，連這樣的報告也不聽！」一邊用手推給我一張紙條：

×××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選五卷輔導報告和學習動員大會，餘秋雨中途離場，到結束還沒有返回，整個過程都沒有請假。他的這種態度，與他平時的一系列言論直接有關，我建議進行嚴肅的教育。

紙條下端，有一個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幾年後這個名字還在報紙上頻頻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為不想從我的筆端寫出那三個字。

當時，馮崗先生像是不經意地點了點那個署名，又用手指彈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幾個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佈「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說清楚」的時候。

馮崗先生說：「驕傲很害人。軍人作報告，知識分子中途離場，能不發火？你是兩項揭發併發，才出了問題。」

這下我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還記得，聽報告時我右邊坐著華東師範大學的一位陳先生，不知怎麼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奚啟新的年輕人一起把他扶了出來，本來要送醫院，陳先生說這是老毛病，家裡有止血藥，我們兩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時還沒有出租汽車，換了兩路公共汽車才到他家，趕不回來聽報告了。讓我氣憤的是，那個寫紙條的人就在邊上，完全知道我們為什麼中途離場。

由此，我也大致推測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我對馮崗先生說：「你終究會明白，他是什麼樣的人。」

馮崗先生平靜地答道：「你幾歲？我幾歲？」

當時的我，不怕受難，只怕受氣。

不像現在，連受氣也不怕了，甚至連氣也不受了。

那天從馮崗先生的辦公室裡出來，我顯然是氣壞了，滿眼都是一個鑲著已經發出銅綠的金牙齒的似笑非笑的瘦削麵影。

他沉默寡言，滿臉老實相。你如果拿著他寫的那一迭揭發材料去責問他，他一定先表白是「響應黨的號召」，沒有個人恩怨；然後再謙虛地宣告自己很可能聽錯、記錯，誠懇歡迎被揭發者指正。最後，他希望你也能揭發他，大家一起正視歷史，輕裝上陣。

聽起來句句有理，但正是這樣的平淡言詞，直接導致了中國現代政治史上的無數血泊荒墳。

人一被氣憤所裹卷，就很難注意周圍的一切，我突然發現，已到家了。是怎麼上車、下車、買票、換車的呢？竟全然不知。

抬頭看我家二樓的陽臺，依然是那叢蓬勃的夾竹桃。祖母沒有像往常那樣，站在那裡看街景。

想起祖母，我覺得應該平一平心境，便不進家門，先到昌化路、安遠路繞一大圈。告誡自己，繞圈時決不能去想金牙齒的事，把氣憤在小路上甩乾淨。

繞完圈，我笑瞇瞇地上樓，見祖母，叫一聲。祖母正在迭衣服，先應聲，同時抬頭看我一眼，又低頭去迭衣服。但她的頭又猛然抬了起來，叫我的小名，讓我走到她跟前，看著我。

我口氣輕鬆地問她叫我有什麼事，她輕輕搖了搖頭，說：「不對，你今天有心事。」

這怎麼看得出來呢？她剛才只掃了我一眼啊，於是我問。

祖母說：「你的心事我看不出來。我只看到，今天你有點硬裝高興。這就有事。」

祖母這麼說具有充分的權威性，因為她一生面對過太多的災難，又撫育過太多的子女，最清楚從孩子們的臉上讀出災難的最初訊息。當年，我的伯伯、叔叔、姑姑們遭受危難時也會強裝著笑容來看望她，她太熟悉這種笑容，所以一逮就著，豈能逃遁。

——僅僅想到這裡，我心頭的堵塞就去了一大半。我至今所承受的一切，哪能和此刻眼睜睜地看著我的這位女性相比？她，活在世上八十五年，彷彿就是專門來領受災難的，於是也彷彿是專門來嘲笑災難的。她親自送別過幾乎所有的子女，只剩下我爸爸，而我則是爸爸的大兒子，註定要繼承她一輩子領受災難、嘲笑災難的命運。

我有能力繼承嗎，看我這副滿心憤怒卻又不知如何對付的沒出息樣子！

「其實前幾次你回家我已經看出來了。」祖母說，「我不問。你們的事我也不懂。懂也不問。因為煩心事不能多說，說一遍就長一分，幫了它。」

我點頭，真像是在傾聽金匱秘語。

「遇事只往底裡想。」祖母說，「它到底能把我怎麼樣？真的怎麼樣了又能怎麼樣？能關我嗎？你爸爸關了那麼多年，也過來了。能餓我嗎？我們全家餓了那麼多年，也過來了。別的還在乎它什麼！」

「只是有點氣。」我已經說不響亮了。

「我知道，氣惡人太惡，氣世事不公。其實都沒有什麼好氣，惡人當然會惡，世事從來不公。最大的不公，你氣都沒法氣。你看我十個孩子死了九個，都死在我前面，我去氣誰？」

敗雄辯。

『要不，還去鄉下躲一陣？」祖母開始為我設想辦法了。

我說：「這次下不去了。有人說我反對毛主席，我要是躲到鄉下，會被抓回來。就像前幾年，我能躲到奉化山上，爸爸就不能，他們會來抓。」

「那又怎麼樣？」祖母還是那口氣，「他們也說你爸爸反對毛主席呢。我算過了，到了陰間，毛主席最生氣的就是他們。他一定會親自審問：為什麼要憑空造出那麼多反對我的人，敗壞我的名聲？」

說到這裡祖母笑了，我也笑了。

馮崗先生還是經常找我談話，派人來通知的時候非常嚴肅，等我到了之後把門一關，便聳聳肩，給我做一個愉快的表情，幾乎不再談清查的事情。

「我女兒昨天講起你「文革」初期對抗造反派的一些事情，真不錯哦！」他說。

改天，他又告訴我，他家對窗的鄰居是我中學的同學，叫張敏智，一箇中學教師，一有

機會就向他打聽我的處境，非常關心，還對我的人品作了種種保證。在政治運動中為中學同學作人品擔保，也真夠冒險。

看著這位白髮蒼蒼、衣冠不整的老人我一直在想，他心裡什麼都明白，也有愛憎是非，卻又如此謹小慎微，為什麼？他當時的地位，已經比那些翻雲覆雨的人物高，為什麼不與他們針鋒相對？一度，我甚至對他也有點生氣。

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自語似的嘀咕，像是作了解釋：「搞運動就要鼓勵揭發，鼓勵揭發就無法提防誣陷，誣陷一旦落實成文字，再大的幹部也沒有辦法幫你抽掉，這好像已成為規律……」

我問：「歷來的這種運動中，有沒有懲處過誣陷？」

他說：「很少，幾乎沒有。」

老人的內心，比我還悲觀。

寫作組系統的另一位老人比他樂觀，那就是老資格的哲學家姜丕之先生。姜先生作為老幹部也翻閱過揭發我的材料，一天在一個弄堂口拉住我，說：「相信我，你沒有任何問題。」說著他舉起了有傷痕的右手大拇指：「解放戰爭時我在山東老區受到審查，拴著大拇指吊在樑上。後來事情清楚了，我用這隻手寫黑格爾《小邏輯》闡釋。」

相比之下，一些沒有太多運動經歷的年輕人勇敢多了。有一次在食堂排隊，我前面隔著一個人恰懊是那個鑲金牙齒的揭發者，他正在與另一位清查組成員談話，邊上突然衝過來一個二十出頭的女孩子，在我身邊站定，憋紅了臉大聲對我嚷嚷：『別怕，餘秋雨！我已經知道真相，「文革」結束了，看他們還能胡鬧多久！」

她的聲音如此之響，使整個食堂一時為之寂然。我牢牢記住了這個女孩子的名字，她叫趙錦繡，不知現在在哪個單位工作。

其實趙錦繡我是認識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總理去世時我正好又被關進了上海虹橋醫院的肝炎隔離病區，她也在。記得那天早晨在收音機裡聽到哀樂後，病區裡各種職業的病人哭成一團，包括一些沒有文化的環衛工人在內。因為在當時很多中國人心目中，表情溫和的周恩來的離去，是中國最後一個希望的離去。我記得當天驗血，不少病人連gpt指數都上升了，一個姓吳的護士拿著一迭驗血單一邊翻閱一邊擦淚。

我當時想，這些病人和護士都是再普通不過的平民，卻那麼急切地在每一個政治老人身上搜尋著任何一點希望，中國人真是可愛又可憐。

這時突然傳達通知，上海嚴禁各單位的一切悼念活動。我、趙錦繡，還有靜安區一位叫趙紀鎖的老幹部，三人聽了傳達後只說了一句「我們是病人，怕什麼」，便立即在病區底樓的一個倉庫里布置靈堂，組織全病區舉行隆重追悼會，由趙紀鎖先生主持，我致悼詞。

我能夠推測，禁止追悼活動的命令並不是針對已死的周恩來的，而是怕「死人壓活人」。但是我們，在苦難的大地煎熬了那麼久，已經不怕什麼。

事後，我還獨自把病床搬到靈堂隔壁守護，以防有人來拆除。我相信這很可能是當時全上海惟一公眾性的周恩來靈堂。這件事，當年虹橋醫院第六病區的所有病友和醫護人員，都不會忘記。

那天趙錦繡在食堂裡的大聲嚷嚷，幫我下了一個決心。我決定像那次在醫院裡組織追悼會那樣，繼續壯膽抗爭。就從那天開始，我不間斷地向北京的中央領導機構寫信，反映上海清查運動中出現的投機分子和是非顛倒，呼籲徹底否定「文革」。我說，只有否定「文革」，才能全盤改觀。如果仍然以捕風捉影的「反對毛主席」作為清查的第一標準，到頭來只能是「文革」初期造反派在所謂「誓死捍衛」口號下一系列極左行為的重複。

這一大堆信，我想直到今天，中央的信訪辦至少還應該儲存著登記目錄吧。當時為了防止意外，我把其中一份底稿以給李小林同學寫信的方式藏在她家裡，心想她父親巴金先生已經平反，會比較安全。

歷史，終於走上了正路。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兩個凡是」結束了，「文革」終於被徹底否定了。

清查組在我的問題上不知該如何收場，只是談話的口氣變得越來越溫和。「攻擊毛主席」改成了「議論毛主席」，不久又改成了「有錯誤言論」，過幾天又改成「說過幾句不妥當的話」，後來乾脆不提了，只說大家都有問題，讓我「反思一下自己的其它問題」。

一天，清查組裡一位平日十分寡言的謝先生輕聲對我說，晚上到他家去一次，還把他家的地址抄給我。

那天晚上我剛敲開門，他就一把拉我在沙發上坐下，滿眼誠懇地直視著我說：「中央精神有變，你的話沒有錯。那兩個人正在找臺階，證明清查你是正當的。找到你的兩篇學術文章，一篇寫魯迅的，一篇寫胡適的，每個字都在啃，啃了幾個月，還沒有啃出問題……」

「那麼，他們會怎麼做我的清查結論呢？」我問。

「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他們原來搞你的材料全部作廢了，寫不出任何一條問題，現在把球踢到了我這裡。我和幾個比較正派的清查組成員商量，還是由你自己寫幾句吧。」他說。

「沒有問題就說沒有問題嘛！」我說。

「那也得由你來寫，我們表示同意，再叫老夏看一看。你的事我給老夏說過，他說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沒有問題，他自己在「文革」中的問題就很多。我建議，你就如實寫幾句，有沒有問題別人自然會看出來。」顯而易見，他對我充滿善意。他所說的「老夏」，就是他們的臨時組長，早年與江青熟識，「文革」中被隔離過一陣。

但是，我心中充滿不平。我說：「老謝，什麼時候了，他們居然在查我的那兩篇學術文章？他們也不看看年代，那是在周恩來、鄧小平主政的年代寫的，當時敢於寫學術文章，還署了我自己的真名，本身就是在對抗大批判！他們自己寫了那麼多造反、批鄧的文章反而不查了？這真是歷史的顛倒。」

老謝說：「你的不幸，是車部長親自決定審查你的。他倒是講了你很多好話，但後來卻撒手不管了。現在，車部長和市委書記蘇振華他們在「兩個凡是」上出了問題，都調走了，清查組的人都忙著撇清與『兩個凡是」的關係，忙著在找自己今後的工作。他們這次算是又滑過去了。』

根據老謝的要求，第二天我就寫了一份自我清查。共分三條，抄錄所留底稿如下——

自我清查

「文革」十年，我受盡批判，歷經磨難，家破人亡，卻仍能抵制造反，抵制批鄧，殊為不易。但心中也有很多愧疚，尤其是對父母、親友救助乏力，至今深自譴責，不便與外人道也。

近兩年接受清查，清查的主項問題，現已有中央檔案證明我為正確，毋庸多論。另外曾被清查人員感過興趣的，是下列第一項。其它兩項雖然算不了什麼問題，卻一直使我感到不舒服，因此不妨作為教訓提一筆。

一，我曾幫助在外地農場一起勞動過的「難友」──殘疾人沈立民先生，從郵局轉寄過一封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給當時分管工業的市政府領導馬天水。我和那些不認識的車間工人們都沒有預料到他幾年後會犯政治錯誤。從中得出一個教訓，雖然向政府有關部門投訴是人民的權利，但最好不要投給我們不瞭解的領導人；

二，十年間我從未參加過任何大批判，但在復課後有一次卻對自己所在學院表演系編的一份臺詞教材，提出過不恰當的口頭意見。我誤以為那份臺詞教材的「繞口令」有點低俗，可能是「工宣隊」插手了，其實是誤傷了與我關係十分親密的教師；

三，在我生病其間，一個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工人請求我從文字語法上幫助修改一篇談《紅樓夢》的極為幼稚的千字短文。我推不過，在病床上花了大約十分鍾時間修改了一下。後來這個青年工人得知我因幫沈立民先生寄信的事情被審查，也緊張了好一陣。由此得出教訓，此生作為教師，只能教書，不能改文。只要在別人的文字上一落筆，什麼都扯不清了。

十年教訓，略如上述，敬祈指教。

兩天後，老謝告訴我，我的清查結論就寫了這三條。但我的文字「太幽默」，可能會作些修改。我說，要修改可要徵得我同意。但後來再也沒有迴音。

二十幾年後，當年的揭發者，那個金牙齒在上海《文學報》再一次向廣大讀者揭發我當年曾經被他清查，還說儲存著「材料」，全國一片譁然。我一時警覺，拉著一位政法記者一起轉彎抹角終於找到了「兩個凡是」時期金牙齒等人的組長夏某，當面質問當年他們搞的「材料」的去向。夏某老衰，支支吾吾說全部上繳了，又反反覆覆地說我的好話。後來，我又繼續查緝，窮追不捨，終於，有關領導部門和司法機關在我的強烈要求下，花了不少周折，在一個角落查到了當年夏某他們上繳的所謂「材料」，有關我的，還是這三條。他們讀了幾遍，不知所云，瞠目結舌。但我估計，我的文字一定被人改壞了。因為後來據看過這份「材料」的幾位負責人告訴我，既看不出任何問題，也看不出任何幽默。

就在我當時以輕鬆口氣做「自我清查」之後不久，北京一位叫張雲義的軍人一連幾次來上海找我。他是當時北京一位副總參謀長的女婿，代表國防科委的王素之將軍，動員我到軍隊工作，去北京。

這事使我很驚異。原來，王素之將軍一度曾到上海領導過清查工作，知道我的一些情況，回北京後對我的政治判斷和為人態度越來越有好感，執意要調我。

張雲義先生說：「你受了很大委屈，但「兩個凡是」的問題在上層人事上比較複雜，考慮大局只能向前看了。軍隊調你，立即給你一個象樣的級別，正團級，就是為你恢復名譽。」

聽了這番話我被王素之將軍的負責精神感動了。他只是來過這麼一段，也沒有再過問後來的事，卻一直記著，儘自己所能，給一個遠方的年輕人返還公道。

我對張雲義先生說：「請代我謝謝王老，但調我卻不必了。現在我已找到崗位：為中華文明的重建做點事。在這個崗位上，是否恢復那種名譽，並不重要。」

此後，張雲義先生還來我家四次，他們調我之心一直未泯。

張雲義先生一再警告我：「中國文人裡最讓人噁心的就是那些揭發專家，揭發過一次就會揭發一百次，因為除非你永遠默默無聞，否則他們總會為過去的揭發感到不安全，所以一輩子不放過你。還是離開上海吧。」

我說：「你這麼說我更不走了，歷史還能聽他們擺佈？」

就這樣，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發專家憋氣。

我很明白，自己的經歷和見聞，只是社會一小角。「文革」中受難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災禍更深。

這就是我們腳踩的土地。

這就是我們民族的集體隱疾。

所謂集體隱疾，就是文化。

我們的文化本不應該這樣。

我義無反顧，向文化走去。這次出發，與我報考大學時對「文化」的理解，已經完全不同。

個人的名譽確實已不重要。在整個民族的人格文化還沒有重新建立的時候，個人的名譽算什麼？

於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領域的一個決絕舉動，近似破釜沈舟。我讓自己在屢屢傳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讓仕途成為陌路。

這就是說，我讓自己的文化行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夏天，我與所在學院的範民聲、王家樂兩位老師一起到湖南長沙招生。中南地區幾個省的考生都要趕到長沙應試，我們從接受報名到設考場監考、口試，忙了好一陣。那次招到了一批很優秀的學生，但說來悲涼，居然已去世好幾位。

學生之一的黃見好，後來以「伊妮」的筆名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但幾年前突然給她相親相愛的丈夫留下了一封不明不白的告別信後，不知去向。她家人和諸多社會機構找了好幾年，都不見蹤影。連所有的寺院都找遍了，估計已不在人世。但為何離開，至今無人能說得清，據說與得了一種病症有關，但那並不是絕症。她丈夫至今還沒有停止尋找，一路帶著她的那些著作，著作扉頁上印著，作者「受業於餘秋雨教授」。

與她同班的另一位學生黎奕強畢業後表現卓著，已出任廣州市粵劇院院長、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誰知有一年除夕駕車帶兒子回廣西梧州的老家過年，夜色中墜入一處斷橋河谷，父子兩人都未能生還。

我至今還記得口試他們時的一問一答，還記得畢業送別他們時的依依情景。我一直以為，災難結束在我們這一代，我再忍辱負重，也要讓學生們過上好日子。

那年去招生住在湘江賓館一座現已拆掉的老樓內，我與範民聲、王家樂兩位一起住一小間，既擁擠又簡陋，為的是替學院省錢。那天，我們三人正在閒聊，有人敲門，篤、篤、篤，估計是考生，便大叫一聲「進來」，只見急急推門走進一位老人。

我奇怪地定睛一看，立即起身：「車部長，是您！」

車部長早已調任湖南省委宣傳部長，與幾年前他所在的上海市委執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有點關係，當然比在上海寂寞多了。不知道他從哪條管道知道我來了，住在這裡，居然準確找到。須知我當時還籍籍無名，他在湖南的工作系統不會因外地來了幾個招生的教師而向他彙報。

「我有多頭情報。」這是他對我疑問的回答，與我們首次在上海大廈見面時一樣。

我把範民聲、王家樂兩位老師介紹給他，他一一握過手後轉身看了看我們住的這個小房間，看得很仔細。

這種擁擠狀況對他這一級別的幹部來說可能已經相當陌生了。他似乎由此覺得我境遇不好，便找了一個床邊坐下，關切地問：「你的事，我後來沒時間過問，現在一切還好嗎？」

說著他瞟了一眼範、王兩位老師，在猶豫要不要在他們面前談過去的事。

「我現在專心教書、寫書，算是回家了。」我順手指了指兩位老師，把重音放在「回家」兩字上，表示我們親如家人，儘管說。

車部長一笑，說：「我倒是幾次想起你最早對我說的話，能不能只搞清查，不搞運動。這不容易做到。我們黨，還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

我說：「事實又一次證明，這樣的運動一定會搞亂，甚至顛倒。」

車部長說：「顛倒只能一時，歷史終究是公正的。」

我說：「問題是通向公正的代價實在太大了。例如，我當時突然被清查，他們一定向您彙報過，一是我議論了毛主席，二是我給馬天水打了小報告。議論毛主席的事現在不用說了，可您知道不知道，那個小報告，是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

「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車部長有點吃驚。

「他們批評的物件，只不過是車間主任。」

「車間主任？」

「而且，信是從郵局寄的，誰也不認識馬天水和他的秘書。」

「郵局寄的？」

「我只是幫了一位殘疾人的忙，這算什麼小報告呢，居然一鬧兩年。」我說。

「嘣！」車部長一拳砸在床頭櫃上，還罵了一聲粗口，把範民聲、王家樂兩位老師嚇了一跳。本來我還想講講與這位殘疾人的關係、講講當年在洪水中以身體填堵堤堰決口如何凍僵、又如何被他用手掌搓暖的往事，見部長已經發怒，不再火上加油。

以後幾年，我經常接到湖南文化界的講學邀請，一次次去長沙。車部長一聽到訊息必定主動來看我，我們又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用十幾天時間為湖南戲劇界的朋友講完《戲劇審美心理學》和《現代藝術精神》，就告訴前來看我的車部長，嶽麓書院必須保護。

「嶽麓書院我去看過。是毛主席、蔡和森他們從事早期革命活動的地方，革命傳統紀念地。」他說。

我說：「其實那是我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的教育機構，朱熹在那裡講過學。我這次去，發覺那裡只說現代革命，不提朱熹他們……」

「朱熹，是那個唯心主義哲學家吧？」車部長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就笑了：「對，先儲存，再評價。」

說完嶽麓書院，我又隨口提議這個省還有一些曾經被整慘了的老一代戲劇理論人才，應該發揮他們的作用，我舉了一位叫金式的先生和另一位姓唐而現在忘了名字的先生，作為例子。

幾天之後再一次見面，我又向他轉述了一位姓李的詩歌評論者告訴我的種種生平委屈，希望他能予以幫助。他在小本子上一筆一筆地記下了這位李先生的名字。

正說著，文化廳的朱靜民先生進來了，他看見車部長坐在我的房間裡已經很吃驚，沒想到車部長順著我們剛才的話題對朱靜民說：「我們湖南，再也不準任何人去整文化人了，不管以什麼理由！」朱靜民鬧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只顧點頭。

車部長突然轉過臉來看著我，放低聲音問：「那幫人還纏你嗎？」我說：「暫時沒有太大的動靜，只有一個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十分狼狽，連找一份工作都很困難了，在一家圖書館打雜，卻老是在外省的現代文學研究圈裡散佈一些謠言，說我曾被他清查，問題嚴重。讓他說吧，我才不理呢。」

「你以後有什麼事情說不清楚了，找我！」車部長的這句話透露出一種軍人豪氣，洗刷掉了我心底對他的最後一層抱怨。

我在內心感謝之餘，卻也明白，身處現世，靠誰的保護都不管用。你看，從車部長開始，有多少長輩想保護我、為我說話啊，但都沒用。結果，陰錯陽差，他們還可能不經意地傷害了我。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去，真正能保護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選擇和文化選擇。那麼反過來，真正能傷害你的，也是一樣，自己的選擇。

長輩們無法真正地保護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們有發言權的那個災難未必還

會重現。新的災難以什麼形態出現在什麼地方？完全不知道。

在學生們面前我也算長輩了，卻完全無法預見他們將會遇到什麼災難，因此也無法把他們，例如黃見好和黎奕強，保護好。

原以為渡過那隱秘的河灣後一切都會挺直、暢亮、歡快，其實根本不是。正像幸福是一種接力賽，災難也是一種接力賽，而且兩條跑道往往合在一起，不分彼此。我們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地給下一代講述過去的災難，因為災難並沒有結束在過去，更沒有結束在我們身上。他們承受的災難，很可能比我們承受過的更兇險。

我只希望，下一代的災難，不要像我們這一代遇到的那樣帶有如此宏大的群體性：群體性承受，群體性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