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度飢餓中的親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為面對一點兒食物必定會你推我讓，誰也不肯下口。

媽媽說，吃過了。祖母說，胃疼。當然全是謊話，連八歲的小弟弟也看出來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只能躲回學院裡，吃飯的時候去食堂。「文革」時期中國沒有太大的災荒，學院的食堂裡供應還算可以，學生每天花費四五角錢也吃得不錯了。但是，我的極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這個極限，要裝成與其它同學差不多，這真是難死了。

為什麼要裝？因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學就會立即判斷我爸爸被打倒了，緊接著一定是兩個單位的造反派聯合抄家、聯合批鬥。學院的造反派在行為方式上更兇狠，一旦上門，我的已經餓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媽媽，受得了嗎？

想來想去，不如爭取主動，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單位走一趟。同時也讓那裡的造反派看一看，一個被打倒物件的身後還有那麼多人要吃飯。

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瘦個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點是笑容燦爛，但轉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轉動，你盯著他看一會兒就會頭暈。

我坐下後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腦後牆上貼著「風雷激」三個字，是領袖手寫體，懷疑是他們這個造反隊的名字。

當時社會上造反隊雖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這「風雷激」就滿街都是。只有我們學院有一個學生自己一個人成立一個造反隊，叫「獨立寒秋」，雖也出於領袖詩詞，卻能給人留下一些印象。可惜這個名字很難與別的詞彙搭配，「獨立寒秋戰鬥隊」？「獨立寒秋造反兵團」？一齣現「隊」和「團」，就傷了「獨」的味道，於是他最後改定「獨立寒秋司令部」，雄壯得一派淒涼。這「風雷激」就不一樣了，一見就彷彿能聽到喊聲喧天。

瘦個子青年見我注意這三個字，似乎感覺到我在詢問他們的組織所屬，便立即抖了抖他披著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說：「我們是工總司的。」

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著，空空的袖筒一晃盪，把別在上面的一個紅袖章晃到了我們眼前。其實這袖章在街上也見得到，上印一排正宋體紅字，文曰：「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中間印三個手寫體大字：「造反隊」，下緣用黑墨水筆潦草地塗著一個號碼。

「工總司」的司令是王洪文，當時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變，誰也想不到他後來能做到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副主席，最後又判了無期徒刑。王洪文後面還有一大串當時在上海幾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陳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龍等等，現在記不全了。我相信眼前這個瘦個子青年見不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因為當時這個「工總司」在上海管轄的造反隊員已有幾十萬人，有時還號稱幾百萬人，權大勢廣，其中任何一個小司令出來都是保鏢重重，他，還遠沒有到可以接近他們的時候。你看這個屋子就很冷清，與我們談話的，除了他，只有一個毫無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為能見到那個用「語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卻沒有。

「你們屬於什麼司？」他問。顯然是想拉近關係以便談話。

這一個「司」字，現在聽起來容易誤會成「司長」、「局長」裡那個字的含義，其實在當時特指造反司令部的歸屬。上海高等學校系統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轄人數也動輒數萬。因此在社會上，不管哪個系統，與「司」無關的人少之又少，只侷限於「被打倒物件」及他們的家屬範圍之內。連我中學裡那些可愛的老師，開始受批鬥，後來很快也都是「紅教司」、「上教司」成員了，一個個掛著袖章有點滑稽。有一度，菜場賣菜的，路上掃地的，也都掛著這類袖章。不小心還能遇到一個掛著正宗「工總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這個瘦個子青年那樣，那就得讓開一點，他沒準要用一些動作來證明他與這個正宗袖章相稱的身份。

剛才那個瘦個子青年一時走神，竟然隨口問我「屬於什麼司」，其實他一齣口就發現問錯了。我當時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們是批鬥物件。」

「哈，這就不太對了，對於被打倒物件的子女，沒必要經常批鬥，只要他們劃清界限就行！」他說著朝我一笑：「你們上海戲劇學院革命樓的造反派頭頭我們專門去接觸過了，政策水平不高，確實不高！」

他不說怎麼不高，只用笑著搖頭的動作表明，我們學院造反派頭頭的態度，比他們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兩個單位已經聯絡上了。

他們去找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沒有任何其它意圖，只是摸摸我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造反背景，影響他們對我爸爸下手。

瘦個子青年既然說到了「政策水平」，為了順勢表演，後面的話就更見「水平」了。

「說到——」他要言歸正題，說出我爸爸的名字了，這個已經被他們天天在標語上打叉、在批鬥時狂喊的名字。我估計他會給我爸爸加一個頭銜，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階級異己分子」、「走資派」之類，這樣一來就能立即顯示出他的嚴肅性、權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許在一個個頭銜中掂量吧？

「說到——老餘，」沒想到等來的居然是這麼一個親切的稱呼，我的耳朵很不適應，而他卻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動起來了。

他故意又重複一句：「說到老餘」，看我一眼，笑瞇瞇地，說了下去：「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難免會有一些歷史問題、反動言行，只要正視歷史，坦白交待，革命群眾是會原諒的。我們連末代皇帝、國民黨戰犯都放了嘛，啊？」

他說這些話時儘量壓出嗓門裡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中的「老革命」。其實「老革命」也已經被他們打倒得差不多，因此皇帝和戰犯也成了他們造反隊放的了。

「遺憾的是」，他沒有用當時的習慣語式「讓人憤怒的是」、「令人髮指的是」，而是選用了當時幾乎不會有人用的委婉外交辭令「遺憾」，可見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話就立即升高了溫度：「他到今天還避重就輕，處處抵賴，能推則推，不痛不癢，鈍刀子割肉，半天不見血！因此革命群眾才把他請到單位裡來，好好幫助一下。」

「你們已經看到，我們這裡房子並不寬餘。造反隊幾個常委都擠在一間屋子裡辦公，要騰出一間房子給他住，還要再騰出一間給看守人員住，一下子就要兩間，多不容易！但我們為了幫助他，沒辦法。」

這話我有點聽不下去，便用問題來打斷：「我爸爸到底有什麼問題？」

他嘴角一牽，說：「那就不便對你們子女說了，這是審查紀律。」他顯然不希望我們糾纏在具體問題上，因此繼續往大里說：「企圖搞復辟，就是要讓我們回到舊社會去。要知道，在舊社會，老百姓有冤無處伸，有理無處講，連飯也吃不飽！」

——他萬萬不能提到「連飯也吃不飽」。我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來，看了他幾秒鍾，想說什麼，還是沒有說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來，看著我們。

我終於開口問那個人：「能不能讓我們見見爸爸？」

那人滿口答應，但他一直緊跟在一邊。我們見到爸爸時，身邊又多了兩個看守人員。

爸爸萎黃憔悴，瞇著眼睛看了我們一會兒，然後叫了我們每個人的名字。讓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絲笑意，說：「我不要緊，家裡的事，安徽的叔叔會來幫助，你們要孝順祖母、媽媽。」

說完又是一絲笑意。

最後，他關照我們：「過兩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制服帶來，我要穿。」

祖母和媽媽在我這裡聽到爸爸可能有自殺的企圖，急了，當天晚上就趕到了爸爸的單位。

媽媽扶著祖母。祖母的「半大腳」一拐一拐地從海防路彎到江寧路，然後向南，走過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閘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終於到了。那一路沒有公共汽車能完全乘到，老太太這是急急風地去救自己的兒子，昔日繁華的南京路，今夜只剩下了她的腳步。

問了幾個人，推了幾個門，最後看到的，恰恰是一個批鬥會的會場。爸爸已經低頭站在臺上，今天批鬥的話題是：「挑唆子女對革命造反派領導施加壓力」。

會場已經坐滿人，門口一個老頭不知道祖母和媽媽是誰，沒讓她們進入。她們兩個就站在會場外面，從一道門縫裡觀看。這是一個側門，既能看到臺上，也能看到臺下的觀眾。

批判者的發言，嗡裡嗡裡地聽不清楚。

她們兩個，也不想去細聽那些發言了，一門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氣色，以及邊上的人是否對他動手。

這天晚上還好，只有兩個發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問一些問題的時候推搡了四五下。還有一次，爸爸的腳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腳的腳背去搓右腳的腳肚，被邊上一個造反派看見，說聲「嚴肅點！」踢了爸爸一腳，但踢得並不重。爸爸被踢後向前一個踉蹌，因為毫無思想準備，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蹌，引來全場的笑聲。

這笑聲使祖母和媽媽深感訝異，立即轉身去看臺下的觀眾。這一看不要緊，她們看到了阿堅、趙庸、張茂宏，這些「情同手足」的「當年同事」，他們也笑得很愉快。還有不少以前到家裡來過的朋友，也在笑。

媽媽這才嘆了一口氣，說：「這些人心腸也太狠了。他們都知道我家有那麼多人……」

「全是奸臣！」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貶義詞，卻也不小心把他們抬高了。

但是就在這時，媽媽發覺阿堅和趙庸向這道已經展開不小的門縫投來疑惑的目光。他們應該能夠從祖母的一束白髮、半個側臉認出點什麼。

媽媽怕再生出點事來，拉著祖母要走。祖母說，她還要與造反派頭頭論理。媽媽說：「秋雨他們去了一次就這麼批，您我再一出場，他更麻煩了。」

祖母一想也對，就氣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從爸爸在批鬥會上的神情來看，祖母和媽媽估計他最近還不會自殺。她們覺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殺，就不會對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麼認真地一一抗辯。

這是祖母和媽媽的一次判斷錯誤。

爸爸這人，即便到臨終前一分鍾，也會對某個「提法」認真抗辯，這與很多人都不一樣。幾年前大畫家程十發先生告訴我，他當年被批鬥時常常與京劇大師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根本不聽那些批判言詞，只是一直低頭注視著周先生的腳，心想這雙「徐策跑城」和「追韓信」的腳居然並不大，於是耳邊也就響起了隱隱的鑼鼓聲。程十發先生的這種瀟灑只屬於藝術家，我爸爸沒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樣被踢了，而且踢得一個踉蹌，也可能無所感覺，他正豎著耳朵在聽今天的批鬥又有了什麼新的「提法」——請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實，他後來告訴我，他當時正以同樣認真的勁頭在策劃著自殺。他對自己早已無所謂，在意的是這些「提法」將會給我們這些子女帶來多大的災難。

他已經看到，這樣的批鬥，時間越長問題越多，而縮短時間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殺。自殺之後必定會有一場陳屍大批判，那畢竟是暫時的，當新的批判物件一批批地挖掘出來，他也就會被人們淡忘。他希望我們這些子女能在人們對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過，自己已經四十五歲，實在已經活得太長了，因為他的八個兄弟姐妹都沒有活過三十歲，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現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資訊。已經兩個多月沒有來信，不知情況可好。

他自己不敢寫信去報告上海的不好訊息，因為如果安徽情況很好，去信會是一種破壞；如果那邊情況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邊一切都好，那麼，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點走向人們對他的淡忘。

因此，當媽媽幾天後去看他的時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著這套制服走。

我趕緊向宿舍飛奔。走過學院被稱為「南京路」的一個熱鬧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師站在那裡示眾，口裡不斷說著「我諷刺，我諷刺……」已經第二天了。我希望媽媽不要為了迎我朝這兒走，看到這個景象。

這位瘦瘦的老年教師已經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稱他「艾克斯先生」吧。這位先生是早年美國耶魯大學的留學生，「文革」一來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物件」，每月領取二十六元生活費。那天他突然貼出一張驚世駭俗的大字報，說對於自己這樣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個月發二十六元的生活費實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所以不利於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詳細列出了前幾個月他的每一項生活開銷，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這張大字報如果不是嘲諷，那就是十足的醜惡。但瞭解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諷，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揚。

這事使當權的造反派們非常尷尬，「怎麼，他比我們還革命？他比中央還革命？」於是只有一個辦法，讓他站在大字報前面，不斷說自己是諷刺。

我反對造反派的一切示眾行為，但對這件事，心情有一點複雜。因為萬一這位先生近乎瘋狂的投機心理得逞，我們全家只有死路一條了。

媽媽總算沒有迎過來，靜靜地站在我們宿舍對門的竹籬下。她不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連頭頂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們學院的這個高音喇叭是有名的，天天口號震天，鬧得附近華東醫院的住院病人紛紛逃離，鬧得整個靜安寺地區很不「靜安」，何況它現在正懸在我媽媽的頭頂。

媽媽畏縮地站在竹籬前滿臉愁苦。竹籬上也纏滿藤蔓，與媽媽出嫁那天花轎路邊的景緻相同。竹籬衛護著朱家，竹籬導引著餘家，相隔半華里路，一路是花的資訊。

此刻媽媽不會有這種回憶，她只覺得嗡嗡喤喤的世界那麼陌生，惟有這纏滿藤蔓的竹籬有點熟悉，可以短暫躲避，躲避在這裡等待她的兒子。

她見到我後的第一句話是：「阿雨沒東西吃了，我知道。」說著把一張早就捏在手裡的兩元紙幣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問這錢是哪兒來的，只把它擋在媽媽手裡。媽媽沒再推，也沒把手縮回，兩隻手就這樣隔著一張紙幣握在一起了。

她很快說明了今天來找我的原因：祖母叫我給叔叔寫信，寫明家裡的困境。「本來我也可以寫，但你叔叔太重人情禮儀，不習慣哥哥嫂嫂向他求告什麼。你是小輩，說得不合適也不要緊。」

我說：「媽，相信我能寫好。應該把真實情況告訴他。」

第二天，我就把信寄出了。

過了一星期，我計算叔叔的回信應該到了，便趕回家去。

上樓梯時就覺得不對，只聽得兩個人的腳步聲慌慌亂亂，原來祖母和媽媽都搶著來迎我。

媽媽搶先講了那句話：「你叔叔沒了！」

「啊？」我霎時呆住，腦中一片空白。

「是胃病。」這是祖母的聲音，像來自曠遠的亂山。

我立即把臉轉向祖母，突然清醒，這是這位曾經是十個孩子的母親的最小一個兒子的失去！但我還說不出話。

祖母又講了一句：「我已和你媽媽一起去過蚌埠，把骨灰盒——拿回來了。」我以為她會大哭失聲，卻沒有。

當然不是胃病。祖母和媽媽從來不會撒謊，講半句假話就暴露無遺。我把祖母扶坐在椅子上，捂著媽媽的手到門背後，說：「告訴我！」

媽媽直捷地說，叔叔是自殺。祖母知道當時自殺就算犯罪，決心把我們瞞住。

七十五歲的老太太，親自坐夜班火車趕到蚌埠廠區內，到處都是打倒叔叔的大標語。

祖母蓬亂的白髮，飄拂在她最小的兒子被倒寫的名字上。

叔叔只是一個一般的技術人員，不是當權人物，憑什麼打倒他？

媽媽哽咽著說，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到處要抓「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那裡地方小，找不到什麼權威，就把叔叔算上了，主要是有人揭發他吹捧《紅樓夢》，是放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