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爸爸的一迭借條，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歡的群落。

一個男人，要把家庭橕持下來極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發出索借之聲，伸出索借之手。

僅僅為了我，爸爸讓我暫時跟著媽媽借住在家鄉，家鄉畢竟無法完整地培養一個孩子，

他又花出極大的精力，讓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藉著兒子的生命支點。

而我，卻以為是自然的生命過程。甚至，以為是自己努力的結果。

這些年，爸爸很少接觸媒體，卻從看病的醫院裡知道了我的一點點社會知名度。他並不為這種知名度感到高興，但由此推斷出上海這座城市對我的重要性，心裡踏實了。

我給過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讀讀放放，並不怎麼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裡，有時去公園閒坐時拿出來翻翻。有一次他去醫院檢查身體，完事後穿衣理包，準備離開，看到几案上有這本書，就自言自語說：『真是糊塗了，剛才怎麼把這本書掏出來了。」正要伸手去拿，醫生笑著說：「老先生，你搞錯了吧，這是我的書。」

爸爸一時沒回過神來，說：「沒搞錯，這是我兒子寫的嘛，你看這署名……」

這事的結果，當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這位醫生請他帶著那本書回來要我簽名。以後他每次去看病，都有醫生、護士事先準備好一迭迭我的書要我簽名。這實在有點把他鬧暈了。

他想，在那些書上，我簽名時還寫著請那些醫生、護士「教正」，那就應該由我贈送才對，否則很失禮。於是，他到書店去了。

「有沒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書？」他問。邊問，邊遞上一張他事先寫好的紙條，上面就寫著這個書名。他覺得這個書名用上海話一念，聲音完全含在嘴裡了，別人一定聽不明白。

書店職員沒看紙條，隨口答道：「賣完了。但他新出的書還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問：「新出的？叫什麼？」

書店職員從書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內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確實是我，就把那一堆都買回來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簽名，然後送給醫生、護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問清了這些書的來歷，便說：「爸爸，要送書，問我要，何勞您自己去買？」頓了頓，我又尷尬地解釋道，「這些書，怕您和媽媽看著累，我沒拿過來，也沒告訴你們。」

我心裡在自責：真不象話。

但從此，爸爸關照幾個弟弟，報刊上有關我的訊息，拿一點給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雜誌，不知是哪個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記者問。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記號的一段，問我：「這話，記者沒記錯吧？」

我從來不在意報刊上有關我的文字，拿過來一看，是這樣一段對話──

問：請問餘教授，對你寫作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語文課本。它讓我認識了畢生閱讀和寫作中的絕大多數漢字。

問：再請問，對你思維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數學課本。它讓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邏輯常識，至今我們還常常為這些邏輯常識而奮鬥。

我記得說過這樣的話，記者沒有記錯。

「都是小學？」爸爸問。

我當時沒感到爸爸這個問題裡包含著什麼，只隨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種性情中語，倒是真話。」

過後不久，我小學的同班同學沈如玉先生來上海，爸爸、媽媽都認識他。他現在擔任家鄉的教委主任，專程趕來，問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跡。

我立即推拒，認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編排在原來學號裡的那個普通學生。

如玉說：「你想岔了。家鄉那麼偏僻的小地方，能讓你在名聲上增添什麼？鄉親們只是想借著你的例子，鼓勵鄉間孩子讀書罷了。」

這就很難推託了。我想了想，對如玉說：「這樣吧，找一塊磚石，嵌在不起眼的內牆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與我有關的小字。」

「你擬一句吧！」如玉說。

我擬定的句子是：

在這道矮牆裡邊，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記在紙上了。

爸爸在邊上不解地問：「全部？」

我說：「是的，全部。」

但這時，我看到了爸爸沮喪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讓我在鄉下借住了九年，後來我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幾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為什麼總是對上海那麼吝嗇？

在這一點上我絲毫不想與爸爸憋氣，只是因為這個問題關及一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某種基元性沈澱，我一時無法向他說明白。

也曾有幾次坐下來想說了，卻很難開口，因為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驅逐我。

什麼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這些年全國圍著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幾個干將全在外地，北京、長沙、武漢、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線者卻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態度看似溫和，全以朋友相稱，甚至稱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順眼，偶爾擠眉弄眼，卻絕不會橫眉豎眼。他們時不時在報刊上拋一點閃爍其詞的「材料」，作一點陰陽怪氣的「規勸」，等到終於引逗出了外地的叫罵聲、殺喊聲，他們微微一笑，準時下班，在碗盞間發幾句超然之論，然後盤算起做小官、賺小錢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厭惡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觀者。旁觀者也能大致判斷事情的真偽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續，尤其希望看到像「馬桶車撞賓士車」這樣有趣的事情的延續。在這種群體氣氛中，一個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換取安適，卻不容易憑著創造而長久生存。上一個世紀的前半期，上海曾來過一些大格局的創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發的國際多元文化生態，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這麼一個溼膩膩的頭銜。如果上海文化什麼時候不再具備創造者的人格溫度，不再以現代產業運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廣納、冒險開闢、無界發散的態勢，那麼，即便有再多的設施和排場，也失去了靈魂。

上海在我的中學時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後來我在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經多少咬，也總是默默忍受，只顧以更多的勞作來為它增添一點文化重量，作為報答。十多年前在全國各地考察時深知上海名聲太差，還寫了一篇《上海人》力排眾議，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有容量，也最有潛力的地域文明，併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勁打氣。後來，我又一再論述，上海人應從小市民而轉型為大市民。這些年隨著上海的經濟發展，情況已經大有改觀。但幾經折騰我已明白，自己雖然仍然喜歡這座城市的建設管理、衣食住行、生態氣息，而在文化上，我與它有很大隔閡。因此這些年來除了探望爸爸、媽媽，已基本不去。

現在，連爸爸也離開了，只剩下不斷用家鄉方言嘆息著「寂寞」的媽媽，留在那些街道間。

直到爸爸臨終，我都無法向他解釋，他當初把我帶到上海來這件事，包含著多少生命的悖論。這種悖論並不艱深，叔叔在年輕時已經領悟。

其實爸爸也領悟了，最雄辯的證據是，他不想讓這座城市裡的任何一個「朋友」來參加自己的追悼會，他沒有留下一份與這座城市相關的通訊簿。

那麼，就開一個家庭式的追悼會吧。

家裡人、親眷、家鄉人，再加上我們這幾個兒子的朋友。

追悼會的主要內容，是在一架大螢幕上映出爸爸從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別要仔細地映出他藏在抽屜裡的那一大迭紙頁：大批判簡報、申訴書和一張張借條。

這些影像的講述人，是我的妻子馬蘭。她原來對螢幕上的災難記錄並不清楚。由她講述，有一種由外而內的悲憤。那天她黑衣緩步，慢慢敘述，堅持到最後沒有哽咽。

我致悼詞，主要是解釋那些借條。我聽到，現場響起了一片哭聲。

追悼會以後，我一直在想，真後悔沒有多問爸爸一些問題。幾天之差，就成了永遠的猜測。

我對妻子說：「應該動員你的爸爸寫回憶錄。不是用來出版，而是為後代留下生命傳承的記憶。對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種精神總結，很有意義。」

妻子點頭。

我們沒動員多久，岳父就同意了，當天便動筆。

幾天後的一箇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飯，岳父坐在餐桌邊還淚流不止。岳母一怔，隨即問：「寫到哪兒啦？」岳父沒有回答，拍拍岳母的肩，說：「老伴，你真不容易！」

這頓飯，兩位老人紅著眼睛說幾句，吃幾口；吃幾口，說幾句。我們的侄女馬格麗聽起來十分艱難，卻也覺得自己應該知道，當即要求，把爺爺寫下來的文稿輸入計算機。

以後幾天，輪到馬格麗紅著眼睛上餐桌了。

有一天吃完飯，我和妻子與兩位老人閒聊。我把氣氛調理得很輕鬆，然後請岳父談談回憶錄的寫作，尤其想聽聽與妻子有關的內容。

以前，我只知道他們在縣城挨批鬥時把五歲的馬蘭和兩個哥哥送到舉目無親的葉家灣躲藏的事。

岳父說：「她出生前的一件事，我回想起來還非常感動。」

馬蘭出生前，兩個哥哥已經餓得皮包骨頭，特別是小哥哥，幾乎快不行了。做父親的和其它很多右派分子一起在水庫工地上服苦役，毫無辦法。一個幹部走過來，要岳父把這個孩子送給他。岳父搖頭，幹部說：「你這麼個右派分子，怎麼養得活兩個孩子呢？」這話刺激了周圍的右派分子，等幹部走後，一人湊一斤糧票，這在當時等於是割膚捐血。岳父接著再湊錢去買粗糧，全家活下來了，這才有後來的馬蘭。

說到馬蘭，岳父高興了。他說：「受罪的人也會有很好的後代。老伴懷馬蘭時，我就天天到河裡摸魚，保證營養。所以我在回憶錄裡向天下夫妻傳授經驗：要生一個漂亮一點、聰明一點的孩子嗎？妻子要多吃魚，而且要丈夫下水親自摸！」

我們一聽都笑了。岳父還在說：「但是要培養成為人才，還有很多門坎。有一條最關鍵的門坎，是她跨的。」他指了指岳母。

岳母知道他在說什麼，便接著回憶下去。

說的是，馬蘭十二歲時初中畢業，考上了省藝術學校。全部複雜的手續都由她這個小女孩自己辦完，但遇到了最後一道門坎跨不過去了：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兒，政治審查通不過。

對此，岳父本人沒有發言權，因為事情的起因就是他。但他還是連夜寫了一封封的申訴信。學校從錄取到報到的時間很短，這些申訴信往哪兒寄，寄了有沒有效果？

岳母也是一個演員，平日不會對任何人說半句重話，這天她跟著劇團在一個山區演出，聽到這個訊息後悲憤交加，決定破罐子破摔，不幹了。劇團領導勸不住她，只好請來在當地下放蹲點的一個革委會秘書。

革委會秘書指了指山坡上連綿的火把，說：「你看，遠近幾十裡的鄉親們都舉著火把來看戲了，主角演員罷演，這可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說：「那你們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兒考上了學校卻不準上學，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革委會秘書又抬頭看了看暮色中的群山，火把越來越多，遠遠看去望不到頭，像一條神秘而光亮的長龍。他覺得今夜如果不開演，真有可能釀成重大事端，態度就軟了下來：「這樣吧，你女兒上學的事，不難辦，我明天一定給革委會主任說。」

「我很難相信你們。」岳母說。

「那我現在就向你保證，一定讓你女兒上學！」一個秘書就這麼作了決定，這就是「文革」。

「你說了不算數。」岳母還是很硬。

「那我現在就出發去找革委會主任，你上臺！」秘書急了。

「那好，你出發，我上臺！」岳母說著也看了看山路。秘書逆著火把的隊伍出發了，她也開始化裝。

幾天後，十二歲的小馬蘭拖著一個大木箱，裡邊塞著棉被和棉襖，擠上長途汽車向省城出發。岳父、岳母都分別向自己所在單位請假，說女兒實在太小，省城實在太遠，希望能送一送。兩個單位都不批准。

這次長途汽車，坐了整整八個小時。

聽兩位老人說完，我對那曾經延綿過火把長龍的青山，產生了渴念。

青山下，還有那群湊糧票的右派分子們挖出來的水庫，還有庇護過五歲馬蘭的葉家灣……

妻子對我的這種渴念很感動，說：「那就去一次吧，順便掃一掃長輩們的墓，好在都不在省城。」

於是，我們一頭撲回到了青山大湖之間，撲回到了妻子十二歲之前留下過腳印的全部地方。

妻子踏入葉家灣時腳步非常小心。這是她五歲離開之後第一次回來，當年接收她的葉小文大爺還身體健朗。她還能記得幾乎沒有什麼變化的池塘、土坡和泥牆。見到圍過來的鄉親她不斷致謝，感謝這個小村莊讓她在大難中借住了一段永生難忘的時光。

巴我一樣，她後來以最長的時間借住在一座城市，而且很對得起那座城市。但是，那座城市在情義上，遠不及這個小村莊。

『大爺，從縣城過來那麼遠的路，當年你是怎麼把我馱過來的？騎在你肩上嗎？」妻子問葉大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