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雖有莊嚴的面容，卻很難抵拒假裝學問的臆想、冒稱嚴謹的偷換、貌似公平的掩飾、形同證據的偽造。它因人們的輕信而成為輿論，因時間的易逝而難以辯駁，因文痞的無恥而延續謬誤，因學者的怯懦而知錯不糾。結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會程式中的一些最關鍵的隱秘。

尤其是歷史轉折時期的隱秘，更其複雜。這是一個最容易被人們忘記的時期，因為不管用轉折前還是轉折後的座標都無法讀解它，而無法讀解就無法記錄。

歷史的轉折處大多並不美麗，就像河道的彎口上常常匯聚著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麗的轉折一定是修飾的結果，而修飾往往是歷史的改寫。

我生有幸，經歷了好幾個歷史轉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這兩年。這兩年，一般被稱為「兩個凡是」時期。所謂「兩個凡是」，就是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先生提出的指導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四人幫」已經倒臺，並開始清查，但「兩個凡是」的指導思想使歷史變得曖昧，「文革」到底結束了嗎？

爸爸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卻有很多朋友來訪。他對他們，都很冷淡。這一點，與後來很多小說、戲劇描寫的劫後重逢的喜悅全然不同。有時，我也依稀聽到幾句他們之間的對話——

「老餘，那次批判會上的發言，是造反派強要我……」

「都過去了。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還繞在那個問題上轉不出來，那天終於問我爸爸：「你到底什麼時候認識陳毅、陳丕顯的？」

爸爸說：「我連一個區長都不認識。」

對於這樣一類的常識性陷害，整整十年，那麼多朋友都沉默著。我終於明白，爸爸為什麼能原諒那幾個造反派頭頭，卻無法原諒那些朋友。

朋友應該知情，知情應該發言，在那麼長的時間內說幾句平實的公道話並沒有太大的風險，而對當事人卻是救命繩索。此刻災難過去，他們現在正合力聲討那幾個造反派頭目，爸爸則背過臉，為晚年選擇了孤獨。

那天家裡只有我和祖母在，聽到敲門聲。迎進來的是一腔安徽口音，兩位先生來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們高度評價了叔叔，又憤怒批判了他們單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夠「化悲痛為力量，加入新長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發現，她眼裡居然湧動著恰似一個年幼女孩被奪走了手中珍寶的無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經八十四歲。

老人的嘴唇抖動著，問：「他第一、第二次自殺後救活，你們為什麼不通知我？」

沒有回答。

過了好一會兒，來人說：「老太太，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沒有經驗，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們還要搞？」祖母問。

「嗯。」

「什麼時候？」

「再過七八年吧，主席說過。」

聽說七八年後還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齡，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著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強硬。」

我知道，對於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脈的叔叔，我沒有資格說這句話，卻想借此對這位真正強硬的尊長作一種保證。我估計她會嘲笑我。

沒想到她輕輕一笑說：「這我早就看出來了。」

「憑什麼？」我驚喜莫名。

「憑你一個人離開上海，在沒吃沒喝的荒山上住那麼久。有一股狠勁。」

我笑了：「吃喝還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就在這個期間，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廈見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車文儀，原是海軍政治部的文化部長，「四人幫」倒臺後，他隨海軍最高負責人蘇振華接管上海，擔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職務還是新職務，大家都叫他車部長。在一場涉及全市的清查運動中執掌指揮大權，他當時在上海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我家當時住在江寧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廈要搭乘19路無軌電車，再走一段。

出家門見隔壁一位同齡人與我客氣地打招呼，這在幾個月前還不可能，因為他是工宣隊員,而我們家是打倒物件。

居民委員會辦的黑板報裡，上面有一排「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標語是用紅油漆寫的，還在，但底下用粉筆寫的兩個口號「粉碎四人幫，批判鄧小平」，後面那個已被路人用手指頭塗花，只能勉強辨認。

19路無軌電車開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氣都爆，那麼擠的車，難免誰踩了誰，誰撞了誰，於是就互罵。罵的結果總是一樣：先由一方惡狠狠地提議到下一站停車時下車打一架，叫「對開」，對方當然高聲同意。對於這種決鬥，其它乘客都抱著熱烈鼓勵的態度。如果互罵幾句還沒有達到這個結果，周圍往往一片慫恿；「對開！」「對開！」

兩個人在車站下車後對打時，車子會停一陣，不是等他們打完上車，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讓滿車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飽眼福。

只有在發現提議「對開」的對手是瘦老頭的時候，這方的態度才會緩和下來，因為代代相傳，「路邊瘦老不可惹」。當然不是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極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很值得稱道，那就是不能在車上「對開」。公開的原因是怕傷及無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開手腳。因此，如果有兩個年輕人在車上打起來了，全車都瞧不起。這種風氣全市普及，使車上顯得很安全，不必擔心橫拳飛掌擦面而過。

我當時乘公共汽車最感擔心的，是怕車上有竊賊。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們偷了哪個人後整個車子開到公安局，每個乘客被搜身。這會耗費很多時間。

這樣的事情，當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經無法想象，但在那時，卻是家常便飯。如果車上有一個人突然尖叫一聲：「售票員，我的皮夾子沒了！」接下來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裡邊有多少錢？」售票員問。

「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開分局！」售票員立即作出了決定。他所說的分局就是某個區的公安分局。

車上有幾十人，在那貧困的年代，大家都覺得這十元人民幣是一筆財產，對車子不停站直開公安局毫無異議。這車上，很可能有即將上課的教師，手握大把門票的運動場管理員，急於開刀的醫生，但是，沒有誰想到要阻止這個行動。

如果有一個乘客對此稍露不滿，哪怕是說：「老孃有病，在家等我」，全車的目光都「刷」地對準他，把他看成是試圖逃脫的竊賊嫌疑犯。

於是，每個人都要裝扮出坦蕩從容、滿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身。在伸起雙手來的時候，還笑容滿面。

所有的人只想著表白自己沒有偷，不僅對自己和別人的權利、尊嚴毫無興趣，甚至對於真正的竊賊也沒有氣憤。如果這事發生在夜間，車上幾個聰明人就會向售票員提議，把車廂的燈關閉一下，讓那位錯拿了別人皮夾子的先生有機會把皮夾子扔在地上。這種提議很容易通過，等車燈一閉一開之後，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腳下有皮夾子。這是提議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還是別人扔的，誰也不感興趣。因此，在這樣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竊賊的意識。

有的只是自我洗刷。

這樣的事，在19路無軌電車上經常遇到，因為這路車的起點宜昌路和終點提籃橋，都是當時的貧困地區。

幸好今天沒有遇到，否則，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靜安分局、閘北分局還是虹口分局，趕不上車部長約定的時間了。

但是，由於在車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圍觀起鬨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對正在開始的清查運動擔懮起來。

不高的個子，花白的頭髮，渾身的精力，車部長一見面便稱讚我那篇談魯迅佚文的論文。我說，原文會更好一點，被人改了。他說，在那種形勢下還寫學術論文，是一種勇敢。

談話剛開始就被電話一次次打斷，後來他乾脆把我從會客室拉進辦公室，在他接電話的空隙中交談。一聽就知道，電話多數是新任上海市委書記蘇振華本人打來的，這天他倆在反覆通報著一些正在從北京調入的高層幹部的情況。

從交談中得知，他對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經歷瞭如指掌，並備加讚許。是誰告訴他的呢？我好奇地詢問，他神秘地說：「我有多頭情報。」

我首先猜測是海軍方面。由於老朋友張攻非的關係，我在十年間結識了一些海軍高階官員，就連後來擔任過全國海軍參謀長的安立群將軍，那年月也總是把吉普車停在我們秘密聚會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條陋巷口，與我們一次次討論著在風聲鶴唳的寒冬間的行為選擇。而車部長，正是來自海軍。當然，「情報」也可能來自我所在班級裡的一些高幹子弟，也可能出自車部長他們接管上海幾個月來的調查。

他這天找我，是問我對上海宣傳文化系統清查運動的意見。

我說：「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運動？」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會兒，終於點了點頭，說：「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運動看來是免不了的了。」

我說：「那就要請您緊緊掌舵，不要放過真兇首惡、重大事件，但必須警惕有人胡亂指控、顛倒輕重。我已看到大量讓人擔心的跡象。我們國家有一批永恆的運動積極分子。」

車部長同意我的意見，動員我擔任寫作組系統文藝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負責向我所在的學院打招呼。

我說我不想擔任任何職務。

他說，這算什麼職務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後擔任什麼，我們從長計議。

我怕再推下去他會笑我把小差事當作了大職務，就不再吱聲。

最後握別時他問：「你的名字是筆名嗎？」

「不，真名。我從來不用筆名寫作。」

「誰取的？那麼有詩意？」

「不識字的祖母。」

不久之後車部長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內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他的書房滿壁圖書，面對小小的草坪，我們坐著喝茶閒聊，他已把我當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會在他的書架前站立一會兒。那是典型的中國幹部藏書。比較堂皇的是馬恩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歷年的《人民手冊》，這些加在一起，已經佔了書架的絕大部分。車部長與其它幹部不同，還加了一套《魯迅全集》和《辭海》（未定稿），證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後來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討論上海能開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藝作品。本來這事跟著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點。我相信這事他還會與別人討論，只希望我能預先給他講得細一點、全一點。這種談話今天回想起來還十分享受，卻是任何在正常情況下生活的人們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幾乎禁絕了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現在撥亂反正，理應果斷解禁，但像車部長他們那一代人卻很難下這樣的決心，生怕在哪一點上出了問題，因此要一部一部「過堂」。讓我暗自喜悅的是，每說通一部，便是一部偉大作品與一座偉大城市的重新見面。儘管這種見面是遲早的事，但總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辦法是抬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只要他們提到過的歐洲經典名作，都立即開放。這對車部長這樣的老幹部來說，最具有「通過」的說服力。於是從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到貝多芬，都滿城綠燈。

然後，麻煩的事情就來了。一些戲曲片能不能立即開放？例如越劇《紅樓夢》和黃梅戲《女駙馬》，還有一些新進來的外國片如《音樂之聲》，是內部放映，還是公映？所有這些簡單問題的難度全在於，批判文藝作品中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外國死人」、「封資修」最強烈的，是毛澤東主席。

最先開放的是越劇《紅樓夢》，理由也只有一條：毛澤東喜歡《紅樓夢》。記得這部片子的「復映」活動在上海文化廣場舉行，幾天下來，真可以說人山人海、一票難求。

其它很多傳統作品，要開放也必須獲得解釋。我發現，對車部長他們，要聽的只有政治解釋。有一次我把幾部作品解釋為「在封建主義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聽很高興，覺得找到了一種說服別人（主要是說服比他更大的領導而不是一般觀眾）的「理論技巧」。後來我還聽他多次在大會上作過這樣的解釋。

說完這些事，他會順便問一下：清查工作怎麼樣？他對此好像已經沒有多大興趣，因為一些重點的清查物件早被市裡隔離，面上的清查在他看來只要「掃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終於鼓起勇氣說：「車部長，我覺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兩個階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後期的批鄧，至於中間那一塊，由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工作，情況很不一樣。現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鄧，有可能產生是非顛倒。」

「這裡有一個原則問題。」他的態度突然嚴肅起來，「這兩件事都是毛主席號召的，我們一定要謹慎。觸及毛主席，怎麼也不行！」

他看我有點沮喪，笑了笑，說：「我知道你既拒絕了造反，又拒絕了批鄧，所以對這兩件事特別敏感，這可以理解。但這兩個口子一開，牽涉的面就大了。就說我吧，包括我們這次一起到上海來工作的領導幹部們，絕大多數都參加了批鄧。至於造反，也很難說沒參加。部隊裡的是非是看跟誰，但一開始不管跟誰，都以造反的名義。」

有一次見面，我發現他情緒奇特，像一個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問我，有沒有聽到上海民間的一個傳言：「車文儀，車文儀，把上海的文藝「車」走了！」

我問：「什麼叫「車」走了？」

他說：「就是說我用大車把上海的文藝拉走了！上海沒文藝了！全是我的錯！」他說得有點激動，然後還輕聲補一句：「真不象話，在別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著說：「電影、戲劇、書籍都開放了，看還看不過來，怎麼能說「車」走了呢？」

他說：「是幾個作家說的，其實是說我沒有給他們發獎、撥款！」

「作家？」這讓我有點奇怪。

「還是革命作家，部隊來的，」他說，「資格比我還老。」

這下我就知道他生氣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資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們眼裡，車部長至多是一個文藝愛好者。車部長來上海，按禮節也應主動拜訪這些作家，表示尊敬。於是這些作家有了一種「心理預設」，認定車部長必定站在他們一邊。然而問題是，這些作家互相之間十分對立，在「文革」中雖然一起受難，但也有互相揭發的事端，到了「五七幹校」勞動，也曾互相批判過。他們都有大量證據證明對立面作家在「文革」中喪失了立場、出賣了戰友、傷害了文化，於是紛紛把材料送到車部長處，結果，車部長只能兩頭滅火，得罪兩頭。我聽下來，他也有一點個人傾向，但正是這種個人傾向，引起了另一撥人的強烈反彈。反彈的方式是以資格老的革命者身份來訓斥資格淺的革命者，外帶以一個著名作家的身份來訓斥一個文藝愛好者，車部長怎麼受得了？怎麼不委屈？

「他們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車部長說，「自從清查以來，我這兒收到揭發他們「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麼年紀了，見一個要一個！我昨天還收到一份揭發，說那個作家騙女孩子，光自己標點符號的稿費就夠經常請客吃飯的了。你聽聽，把寫作當作「搞腐化」的資本了……」

車部長所說的「搞腐化」，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當時，這三個字就是借指淫亂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幹部處分決定上也這麼寫，直到很晚才被諸如「不正當的兩性關係」等提法所代替。

其實在民間，分不清詞語的褒貶，連「正當」的關係也算。我曾看到一箇中年人的有趣回憶，當年他與未婚妻談戀愛，一度手腳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記之後！」

今天車部長所說的「搞腐化」當然是指非正當的。他的由衷憤怒使我更明確地意識到，清查運動實實在在有點走歪了。即使不算生活作風問題，僅從政治節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間幹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麼說，他們在總體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剝奪閱讀權利和寫作權利的可憐群體啊。

他找我傾訴，證明他個人對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願意聽，還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說的話說出來了。

我說：「車部長，其實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們在「文革」中的許多行為，也是被迫無奈。因此說來說去，還是要算「文革」的這筆總賬。清查的大方向，應該……」

車部長知道我會說什麼，立即把話插了上來：「今天不談這個了吧。」

但我還是很不識相地加了一句：「說真的，據我的觀察，清查這樣搞下去，有點近似於瞎子摸象！」

「什麼？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興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說的這個成語為什麼會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為他後來在幾次報告中都反覆提到：「有人說，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請問，誰是瞎子？誰是象？」我甚至感到，這四個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斷友誼的關鍵所在。

他面無表情地站起來，拿起牆角的熱水瓶，給我的茶杯加水，又給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說話。

他從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來，又恢復了部長的尊嚴。過了好一會兒，他用冷靜的口氣說：「「文革」再有問題，也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直接領導的。上海的清查不是沒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對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對周總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與「四人幫」牽連的人。」

按照語言邏輯，我本想說，這裡所說的「反對」、「言行」和「牽連」都太寬泛，缺少限定。作為政策實施，至少要舉例說明。但看他的臉色，我沒有說。

那天告別，彼此都有點矜持。

我知道責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個月後，我接到通知：暫停文藝組清查召集人的職務一段時間，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說清楚。

一個姓王的材料組成員悄悄告訴我：「車部長說了，你在「文革」十年間表現良好，這封信如果真有什麼問題，說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說清楚這封神秘的信，實在不容易。

一開始他們就告訴我了：我的這封信，是寫給一個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說，有「打小報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當時一個老幹部馬天水的秘書，這我聽說過，但我根本不認識他，連名字的這幾個字是不是這樣寫也不清楚，怎麼會給他寫信呢？

材料組的人見我想了好些天也沒有想起來，終於決定提醒：「那封信，是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來了，而且全部想起來了。

這個名字，把我帶到了「文革」中在農場勞動的艱辛歲月。

我前面說過，那年我帶領夥伴們用身體填堵決口，最後被拉上堤岸時全身已經凍僵。幸好，那天宿舍裡留著一個身體極弱又患眼疾的病芭，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見狀，立即把我們一個個按在床上，端著水來挨個兒擦身，擦完身，他又用雙手狠命地搓我們的四肢，搓完這個搓那個，忙來顛去，直到我們一個個睡著。

從農場必到上海後，他眼疾加重，幾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廠工作。有一天他摸著牆壁找到我家，把我嚇了一跳，連忙攙扶住他，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忙。他說：「你有沒有辦法通過任何一家報社，轉一封我們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給上海分管工業的老幹部馬天水？」

我問信中說什麼事，他說主要是不滿意他們的車間主任。

我說報社信函太多，容易遺失，還不如從郵局直接寄。我聽說過這位老幹部的一個秘書名字，就寄給他，試試看。他說好，就把那封集體簽名信摸了出來。我一摸，覺得信寫得太長了，建議由他簡述幾句信的內容，由我記錄並加上自己的簽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對他的幫助。

這事不到五分鍾就做好了，我就扶著他，找附近的一個郵局寄走，然後送他上車。

材料組的人聽我說完，點了點頭，表示事情的經過與他們已經去找過的沈立民的敘述完全一致，但又補充說：「問題是馬天水真的收到了這封信，還作過批示。現在他出了問題，這事也就成了事兒了。」

「但無論如何，這是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啊！」我說，「他們給市政府分管工業的領導人寫信，說說車間主任的事，怎麼就成了「小報告」？他們前幾年怎麼知道馬天水後來會犯錯誤？」

材料組的人說：「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總算過去了。這件事，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瞎子摸象」這個成語的含義，到時候還要與車部長辯論一番。

我猜，車部長知道真相後一定會哈哈大笑，然後問我：「你說，那位失明的殘疾人是摸著牆找到你家的？」

我點頭。

於是他調侃自己：「那就對了，他是瞎子摸牆，我是瞎子摸象！」

誰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預想。在這樣的政治運動中，一個人只要有一個小小的疑點被審查，立即就會引來大量的揭發信。這就是政治運動中的所謂「黑子爆炸」效應。

一個月後，我被通知：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說清楚。

由於從那封集體簽名信到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撲朔迷離的方式出現，我頓時在人們的竊竊私語間名播遠近。

我見不到車部長了。出現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馮崗先生。

馮崗先生是一位資深的文化官員，上海老一代新聞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領導部門找我談話。

我以前沒見過他，卻早就知道他，因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學馮慧的爸爸。聽說在「文革」中也受過很多苦，後來也進入了寫作組系統。清查運動開始以後，寫作組系統中像馮崗先生這樣的老幹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領導成員。他們手下有一批「骨幹」和「積極分子」，實權在那些人手裡。

馮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經常被審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見我的第一眼就充滿了同情。

握完手之後，他又把另一隻手合過來，捧著我的手好一會兒，這是他不出聲地表達同情和關愛的辦法。他在請我落座前又親自將那把本來已經擺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著我的肩膀讓我坐下，然後又給我泡了一杯茶。最後，坐定，他才長時間地盯著我，輕聲問一句：「弄清楚了沒有，怎麼被審查了？」

「總不會還是那封信吧！」我說。

「你啊！」他說了聲，搖搖頭，不再說話。

看得出，他在猶豫，要不要今天就「啟發」我。

也看得出，他終於下了決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頓了頓，問：「你，有沒有——防擴散的言論？」

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謂「防擴散言論」是指議論毛澤東主席的言論。這種言論一旦有人揭發就嚴封密裹，連一般專案人員也不可偷看，哪個負責人看到了更是嚴禁複述，如果複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擴散」。這種案件的麻煩就在於不可複述，很多人被關押審查了十年，人們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說了什麼話。

我的腦中轟然一聲，自知陷入了一個黑洞。

我在這方面自然說過一些話，但哪幾句被揭發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謝馮崗先生，他以違反清查紀律的方式，「啟發」出了我「議論」毛澤東主席的兩句話。

馮崗先生還建議，把產生這兩句話的思想過程寫一下，有個「緩衝」。我照他的意思，寫了一份思想彙報。

從此，從車部長開始，上海宣傳文化系統一次次清查工作動員報告中，都有了一項「有人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法。開始我還以為說別人，有一次報告正說到這裡，遇到了馮崗先生閃電般投來的目光，我一怔，心想這就是說我了。馮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觀察我是否經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據報道，前不久有的省還在處決「反對毛主席」的人。我有點擔懮了，便向清查組提出，那份思想彙報記憶有誤，需要補充修改。修改時，我把「毛主席對「文革」錯誤應負很大的責任」改成了「應負相當的責任」，以為「相當」有彈性，定案會輕一點。但正是這個改動，又使我成了清查運動中「態度不好」的典型。

「其實我是隨口說，哪裡記得是說了「很大」還是「相當」。那個揭發的人，就能保證？」我對馮崗先生抱怨。

「那你一開始就交代「相當」，不就好了嗎？」馮崗先生說。

「一開始的交代是你啟發出來的啊！」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