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老人都比我勇敢。

對於那個禿頂的邵師傅，我本該站在文化的立場上訓斥他幾句的，壓一壓這個失學狂漢的無知，他又能怎麼樣？可惜我放棄了，真有點悔恨。

當初倒不是怯懦，而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條應該守護的文化防線。

情況似乎悄悄有了一點轉機。

林彪事件後，很多在「文革」初期打倒的老幹部和知識分子都逐步解放了，恢復了工作，毛澤東主席出席了一度被批判的陳毅元帥的追悼會，外交上又出現了一系列突破……

有一次我回家遇到爸爸，想起從農場回來後雖然已經見過幾次面都還沒有長談，就問：

「爸爸，我去農場幾年，你還好嗎？」

他說：「你走的這幾年，我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提高。」

「爸爸——」我慌張地看著他，怕他說出受造反派幫助而轉變立場的話來。

他沒有在意我的眼神，低著頭繼續說：「我發現以前相信的很多東西，都錯了。比如階級鬥爭，總以為真像報上說的那樣非常嚴重，現在我做了幾年打倒物件才明白，這是幻想出來的。我在隔離室裡，不管是喝水還是看報，不管是嘆氣還是咳嗽，不管是腳步輕一點還是重一點，都算是階級鬥爭新動向。」

聽他這麼說，我就放心了，說：「這是造反派的招數，永遠是捕風捉影、劍拔弩張。」

「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說造反派，而是在說我自己的過去。我們單位革委會結合進來兩個原來也打倒過的幹部，思想路數也與造反派差不多，只是不打人罷了。」

「你是說，被造反派打倒過的幹部，思想路數也可能與造反派差不多？」爸爸的這個反思讓我驚訝。

「差不多。」他肯定地說，「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我們都左。」

記得在農場時魏主任問我與學院造反派對立的原因，我想來想去，只能說是行為作風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什麼根本主張上。這是我的切身體驗，可以印證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說，「如果有一個造反組織，不打人，不抄家，不給人戴高帽子游街，比較講道理，我也有可能參加。只不過，如果我們審查人，會比較重視證據。」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只要整人的風潮沒有停止，什麼都是證據。」

他的這句話，我當時沒有完全聽懂。

既然說到這裡了，我就問：「你自己的問題究竟怎麼樣了？」

爸爸一時呆住。

「現在形勢變了，他們還在說你有什麼問題？」我繼續問。

「大概還是反對毛主席吧。」他說。

「怎麼反？」我問。

他又一次頓住，然後喃喃地自言自語：「是啊，我怎麼反的呢？怎麼全忘了？」皺了一陣眉頭，說：「好像與陳毅有關。」

「毛主席都參加陳毅追悼會了，你為陳毅講話有什麼錯？去找他們！」我慫恿著。

沒想到一星期後見到他，他沮喪地告訴我：「沒用。」

我問他怎麼回事，他說去找過了，現任領導查了「文革」初期的批判材料，說：「你過去影射毛主席對陳毅過河拆橋，現在毛主席去參加了追悼會，證明沒有過河拆橋。怎麼能給你平反？」

這種邏輯，一切上點年紀的中國人都很熟悉。

門窗還是緊閉著。

但是，外交的門窗卻開出了一條不小的縫。傳來訊息，美國總統尼克松即將訪華，還要來上海。

真的來了。二月的一個下午，尼克松的車隊要經過南京路。學院捱到南京路的一點尾巴，工宣隊要嚴格清理校園，分批輪流值班。在這種情況下住在校園裡很不自由，我嫌囉嗦，就回家了。

回家一看，爸爸、媽媽都準備出發，我只能獨個兒待在家裡。

爸爸作為「打倒物件」，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間必須接受單位控制，這是上級檔案的精神。他反正一有風吹草動就會被關押，早就習慣了，也不用做什麼準備，正坐在一邊等媽媽。他單位在南京路，媽媽也要去南京路，可以一起走。

媽媽為什麼去南京路？說起來有點逗人。尼克松的車隊要經過南京路，路邊兩旁那麼多房子的視窗有沒有階級敵人活動？當時的中國，動輒就搞全民防範運動，這次是讓大量不住在南京路沿街的居民去佔領南京路的每一個視窗。媽媽去，鄰居每家也都要抽一個成年人去，並不是出於對他們的信任，而是看上他們對南京路沿街住戶的陌生，因陌生而構成安全制衡。如果尼克松車隊經過的是我家門口的路，那麼該是南京路或其它路的住戶來進駐這裡了。

我問媽媽：「他們要你們防範什麼呢？」

媽媽說：「已經到居民委員會開過會，說是一要防範有人向尼克松的車隊開槍，二是要防範有人與尼克松車隊聯絡，車隊裡有大量美國特務。」

爸爸笑了，說：「第一種防範，是把尼克松當國賓；第二種防範，是把尼克松當敵人。」

媽媽說：「還規定了，三分之二的窗關閉，三分之一的窗開啟。我幸好分在關閉的窗裡。」

我問：「為什麼說幸好？」

媽媽說：「開啟的窗子裡還要安排人揮手，很麻煩。規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揮大搖，因為他們是美帝國主義；也不能不揮，因為他們是毛主席的客人。」

爸爸問：「那怎麼揮？」

媽媽說：「居民委員會主任已經作過示範，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搖擺。面部表情不能鐵板，也不能高興，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這個標準練習起來。媽媽說：「你不用練，你的窗戶一定關閉。」

正說著，陽臺下有人在喊媽媽。我伸頭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婦女已經集合，還夾著一些老年男人。喊媽媽的是一個白髮老婆婆，大家都叫她「外婆」，是居民小組長。

爸爸、媽媽下樓了，我在陽臺上看著。只聽「外婆」在說：「你們兩個都去？太好了，我們正愁人數不夠。」

爸爸說：「我還有別的事，只是順路。」

我暗笑，心想，「別的事」，就是去關押。

爸爸、媽媽上路了，為了尼克松。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車隊是怎麼經過南京路的呢？尼克松元人和他的隨員對南京路有什麼觀感？

我都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這些稍稍開啟的窗，這些輕輕擺動的手，正為中國預示著一種未來。開窗容易關窗難，只要啟開了一條小縫，就再也難以徹底閉合。「開放」——這個再普通不過的詞，將成為這片土地的再生秘訣。我的命運，我爸爸、媽媽晚年的命運，都將與此有關。尼克松來後才幾個月，顧澤民同學心急火燎地來通知我：李小林同學的媽媽得了癌症，趕快到武康路去！

李小林的媽媽，就是巴金先生的夫人蕭珊女士。「文革」開始以後巴金先生承受的每一個打擊，都會加倍沉重地打在她的心上。她怕丈夫承受不住，不得不敏感地睜大眼睛，勇敢地挺身而出，溫柔地費盡心思。一年又一年，她完全累垮了。七月份確診之後，由女婿祝鴻

生馱在腳踏車的行李架上一天天去醫院，祝鴻生也是我們的同班同學。不到一個月，已經接到病危通知。

當時巴金先生正被羈押在郊區奉賢的「五七幹校」勞動，多麼想請幾天假來陪陪臨終的妻子。但是，請假總是不準。那隻能靠李小林來為父母的最後相聚而奔走了。作家協會的造反派工人作家被說動了，但是，一到工宣隊負責人手上又被卡住。那個滿臉冷漠的負責人聽李小林說完緊急情況，只是懶懶地說一句：「他又不是醫生，回來能做什麼？」

這是一個不在乎人間生離死別的鐵鏽年代，這是一個不知道臨死之人除了見醫生之外還想見見親人的冷血群落，這是一個不明白家庭本義和倫理責任的卑瑣權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巴金先生終於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說，不知道怎麼活了。

此後不久又去看李小林夫婦，祝鴻生指了指隔壁房間，說：「今天老人家放假一天，在休息。」

於是我們輕聲說話。

不久，突然傳來低悶的四川口音吟誦聲，才幾句，又停住了。

李小林說：「那是但丁，爸爸在背。」

我轉頭看去，房門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