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們低估了人們的道德勇氣。

苞錫濤先生在『文革」中確實走過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敏感到「文革」災難的死灰復燃。他冒著危險，拼將自己的餘年站出來了。

作為最權威的證人，他主動地發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出自他一人的手筆，與我一字無涉。

誰都知道，當年他寫作這篇文章，責任也不在他。但是那些本應為他承擔責任的人都已無法出來承擔。因此，他今天的承擔，是一個「到我為止」的決絕行為，他的身後已沒有退路。我幾乎能聽到他的心聲：把再多的罪名壓到我身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著，就要阻止「文革」式的誣陷。

這是他對歷史的一個回答，也是他對人生的一個交代。站在當代的一大批誹謗者面前，他顯得那麼高貴。

苞錫濤先生在回憶中，有一個細節說錯了：我當時已經領不到每月十二元錢的補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學金，大致能勉強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學院食堂的伙食費。但是「文革」開始後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領了。當時的一切經濟補助都以政治身份為前提，沒有一個單位敢給一個「階級異己分子」的兒子一分錢的補助。

那是怎麼度過來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具體的感覺、影像和場景，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飢餓。

借飯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師一個人開口，只是向他借得最多。周圍的每個專業人員，王亞侖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匯報文藝組的每個編輯、記者，褚鈺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姐，以及很多年後成了我學生的孫東海先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另一位因為參與「炮打張春橋」而天天在隔壁寫檢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所有的人，我都沒有還過。

「文革」期間的上海，飢餓的現象並不普遍。因此，一切被我借了飯票的人當時一定不會感到事情的嚴重性。他們不可能知道，我背後還有一個完全失去了經濟來源的大家庭，而我，那麼要面子，必定是餓了幾頓才會訥訥開口。

有時，實在餓得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再「借」，就像胡錫濤先生看到的那樣，逃到陽臺上大聲朗讀英文。

正是飢餓，我的飢餓和我全家的飢餓，使我產生對下鄉勞動的焦灼企盼。徐企平老師和胡錫濤先生在擔心我爸爸的歷史問題會影響我的前途，其實我當時覺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條：下鄉勞動，養活全家。

寫到這裡，我忍不住要對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師。

其實我與他的關係並沒有胡錫濤先生所說的那樣親密，因為在學校裡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師生之分、年齡之差，以前幾乎沒有說過什麼話。作為一個真正的斯坦尼研究專家，他在文匯報社期間與胡錫濤先生鬧得最僵，彼此很少講話，但是胡錫濤先生關於我和我的家庭的瞭解，都來自於他，可見他們兩個人除了學術爭吵之外，餘下來的談話內容就是我了。

我在胡錫濤先生的回憶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師每次談了我之後，都請求胡錫濤先生幫幫忙，能不能通過市裡寫作組的關係，救救我父親，救救我全家。須知，這是一個在學術觀點上寸步不讓的耿直藝術家，居然為了一個並不熟悉的年輕學生，在向自己的辯論對手求情！

其實，善良的胡錫濤先生當時也毫無辦法，因此在「文革」十年間，我的父親和我的家庭始終未能獲救。

讓我感動的是，徐企平老師從來沒有把這一切告訴我。二十年後我擔任他所在學院的院長多年，徐老師的生活過得並不順心，卻也從未向學院提過什麼要求。見到我只是親切一笑，好像我們從來未曾在艱難歲月相遇。

感謝胡錫濤先生用回憶錄讓我得知，在我陷於災難深淵底層的時候，曾有一雙無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拋投過援救的纜繩。

天下有很多關鍵時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這正像，天下有很多關鍵時刻的傷害，是被傷害者所不知道的。世事繁雜，時間匆匆，重者隱之，輕者顯之，真言如風，偽言如盤，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讀到胡錫濤先生的回憶錄後我立即通過學院的現任領導葛朗先生，快速尋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師。

我為徐企平老師準備了一桌飯菜，人少菜多，他很感驚訝。我舉起酒杯說：「徐老師，這是歸還三十多年前的飯票，我實在欠得太多了。」

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師哈哈大笑，說：「飯票？忘了！」

是的，那些飯票，他當時借給我不久，就可能已經忘記了。

對我來說，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飢餓，二十歲的飢餓。

前幾年有一個我不認識的年輕人聽了謠言撰寫誹謗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餓死的那個階段說成飛黃騰達。我本想找來所有借給我飯票的一大堆證人，與他面對面地召開一個有趣的記者招待會，但等見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計劃。回來後很多朋友責問我為什麼如此寬容他，我說，見到他就心軟了——不飢餓的二十歲，油亮亮的二十歲，有權利胡說八道的二十歲，讓我心軟。

更何況，他也姓餘。

臨近下鄉，我就不去文匯報社了。自己家裡本多傷心事，又與同班同學一起張羅了一個追悼會，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讓胡錫濤先生流淚的周啟平同學。

周啟平同學原先在宿舍裡與我腳對腳睡。他是一個孤兒，由一位不識字的養母養大，生活艱難，卻愛書如命。他節衣縮食地摳出每一分錢來買書，只要聽到哪個書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書，不管多遠，他都會在課餘時間趕去買來。平日逛街，也只為買書。每買來一本，至少成為全班男同學的盛事，爭相翻閱，有時女同學也會到男生宿舍裡來看看他的書架。那年月好書出得不多，他又受制於經費，一共也就買得半箱子的書罷了。「文革」開始，書店蕭條，他也就無書可買，無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罵世間惡人，清醒時只想書籍和同學，還曾多次託人帶信要我去看他。到他臨終，他的養母已悲痛欲絕，全由我們同學操辦後事。

這個追悼會開得震天撼地，幾乎每個同學都把嗓子哭啞了。原因是,「文革」一來，很多同學像周啟平同學一樣突然成了孤兒，父親找不到了，母親也找不到了，現在又要離開書本、學校，投身荒野。哭周啟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龍華殯儀館裡的情景，我們班的同學直到幾十年後回想起來，還兩眼發怔。

我為這個追悼會寫了一副輓聯，高掛在靈堂中間：

父親何去？孃親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遺書付狂風。

記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筆寫這副輓聯的時候，身後已是同學們的一片嗚咽。

我的父親在何處，我倒是知道的。

下鄉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單位造反派說，這個人沒救了，居然在關押期間盜竊上級的機密檔案！

在隔離室見到爸爸後，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遺忘在廁所裡的王少庸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王少庸是當時上海市的一個領導，被造反派「結合」進來的一個老幹部。

我輕聲對他說：「爸爸，只要事情還捏在他們手裡，你的問題天天會增加，上一趟廁所也會升一個臺階，由它去。現在的關鍵是要把全家養活，我聽說我們在農場勞動每月會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貼，這就夠了，我第一個月就會寄錢來把祖母送回老家。」

說到這裡我說不下去了，爸爸也一聲不響，低頭看著地面。有了一點津貼，可以支付祖母回鄉的路費，但這是小事；此間真正的大事在於：怎麼能讓七十六歲的祖母一個人回鄉！我知道這是一個殘酷的決定，是一個足以使我們全家在鄉親間永世抬不起頭來的決定，但是這個決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樣堅定，全無說服的餘地。

我在與祖母細細談了幾次之後，才知道她執意回鄉的理由。

她並不瞭解時事政治，但已親眼看到，在她最後兩個兒子一個屈死、一個被關之後，孫輩的前途都是遠離上海。我要去外地軍墾農場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場了，兩個小弟弟也已不斷地到農村去「學農」，根據當時趨勢，以後必然也是上山下鄉的命。既然全都發配到各地農村去了，為什麼不一起回家鄉呢？

她相信，只需經過幾年努力，每個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彎地調回老家，重組一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家庭，省得每個人分頭在遙遠的異地呼喊不應。

她還判斷，我爸爸被批鬥得那麼厲害，即使以後放出來也不會給他一個象樣的工作了，那還不如回到家鄉與兒子們一起務農。

當這個藍圖在她腦海裡慢慢形成，她就為家鄉的老屋擔懮起來。長年沒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裡一貧如洗，拿不出修理經費。惟一的辦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檢視，然後動用親族之情和輩分之威，請村裡的後代熱心人一點點地補磚、添瓦、換梁、塞漏，最後成為一個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個大家庭居住的處所。

祖母的這個計劃，就我家內部而言，實在稱得上雄才大略。她居然要把當初闖蕩上海而終於散落遠荒的餘家子弟，全部召喚回來。然而當時要完成這個計劃，沒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來有可能幫她一把的我媽媽，現在也為我的兩個小弟弟的生計，到處打工，早已忙不堪言。祖母把這個宏大計劃，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歲老太太的這次回鄉，氣勢非凡，似有旌旗馬蹄相伴。

這也許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後一個災難時刻吧？祖母要在半個多世紀前自己初嫁餘家的房舍裡，調動起她最後一點影響力，為餘家尋找一條退路、築造一個歸巢。

她要用農耕倫理的大熱鬧，來彌補傷心都市的大荒唐。

當時的爸爸，思維能力一定遠在祖母之下。這不能怪他，一則是，他被關暈了，已經無法作出整體思考；二則是，即使不關，他在這方面也歷來趕不上祖母。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歷來最怕冷的爸爸裹著那件我們送去的破棉襖，蜷縮在關押室裡。破棉襖裡邊是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制服，他本來是準備穿著這套制服自殺的。現在這個念頭已經打消，制服還是穿著，我與他告別時還特地伸手進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這裡默默地盤算日子，不能為任何一個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後是我出發。等我寄回第一筆津貼，媽媽立即去買火車票，送祖母回鄉。前後三次骨肉分離，都下大雪。

媽媽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車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買另一張火車票的錢。但是，七十六歲的老祖母為了餘家前程在大雪天獨自出行的壯舉，肯定把上蒼也感動了，媽媽在火車站見到了我中學的同學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車。曹文清是去杭州，卻在杭州車站為我的祖母辦完了轉車手續，並一直攙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餘姚車站要下車時，祖母又遇到了剛從上海下放到鄉下勞動的遠房親戚朱雲楚。為這事，祖母后來一直誇耀：「出門一路，好人一路！」

終於到了。吳石嶺的半山以上都是積雪，上林湖的邊沿結了薄冰，高地地村子裡那間老屋，也正被大雪覆蓋。開啟冰冷的鎖，屋內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從梁間漏裂處紛紛飄入。

全村還不知道老太太回來，但鄰居幾個後生眼尖，先跟了進來。他們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

「志凡，拿笤帚來！」

「桂新，灶間生火！」

三天以後，她一拐一拐，由兩個本家的孩子扶著，到吳石嶺去上墳。腳下都是殘雪，滑滑的；胸口棉襖裡揣著一束香，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