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秋、冬之間。
進駐學院的工宣隊，分批找即將畢業的學生談話。
我們班裡的工宣隊小隊長是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工人，姓尹，聽他自己介紹，文化程度是初級小學，一口常州方言，聽起來很吃力。我們的畢業談話，由他親自逐個進行，談話地點，在紅樓門前的草地上。
找來談話的學生席地而坐，他的身下墊著一方印著工廠廠名的舊毛巾。
幾個老年女工站在一邊，看到一個快談完了，就急匆匆地到學生宿舍叫下一個。
已經談了兩天，今天終於輪到我了。
尹師傅開頭一段話，一定是一個通用的開場白。
尹：「你們馬上要下鄉了，先要做一個畢業鑑定。下鄉不要怕，青菜蘿蔔便宜，一斤要差好幾分，一個月下來好幾角，我算過。現在最頭痛的是要做畢業鑑定。畢業鑑定，這種東西你從前聽到過嗎？」
餘：「我知道畢業鑑定。」
尹：「知道就好。中隊裡前幾天討論過了，這鑑定要分四個等級。第一等，跟著毛主席革命造反，現在又服從工宣隊領導；第二等，也算不錯，但是曾經沾到過一個麻煩問題，譬如，有的是運動初期抵制過造反，現在轉變態度了，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現在有點認識了；第三等，沾到的問題不止一個，態度轉變也不明顯；第四等，思想頑固的反動學生。你猜猜看，你是第幾等？」
餘：「第三等。」
尹：「嗨，看來上下一致，你也沒有牴觸情緒，這很好。鑑定要做兩個月，在這兩個月期間，四個等級的學生有分工，第一等級的參加鑑定組；第二等級的參加校內大批判；第三等級的參加社會大批判；第四等級的繼續審查、關押。」
餘：「什麼叫社會大批判？」
尹：「校內大批判針對大家都認識的那些領導、教師，指名道姓，一針見血，你們立場沒有轉變，做不了。社會大批判就方便了，大家在說什麼不好你也去說兩句，什麼修正主義、經濟主義、山頭主義，圖個熱鬧，也沒人看。」
餘：「社會大批判要到校外去嗎？」
尹：「那倒不一定。聽我們隊裡的小王師傅說，報社要批判幾個毛主席不喜歡的外國人，要我們學校也弄幾個人過去幫忙。我聽說報社的伙食最便宜，八分錢就能買一個葷菜……」
餘：「毛主席不喜歡的外國人？哪些人？是死了的還是活著的？」
尹：「我不知道，聽說是死了很多年的。」接著他放低聲音嘀咕開了：「毛主席也真會記恨，其實死了也就算了嘛，路又那麼遠，他老人家又那麼忙……」
任他說下去，按當時的標準，真不知會蹦出多少「反動言論」來。我禮貌地打斷他，請他告訴我怎麼找小王師傅。
胖胖的小王師傅好像有點文化，大概是哪家工廠裡的文書或宣傳幹事。他說：「工宣隊一進駐文化單位，全線安靜，上海報刊上也就做不出文化題材了，幾家報紙編輯想找一些空閒的專業人員，去寫幾篇評論舊俄理論家別什麼、車什麼、斯什麼的文章。聽說表演繫有個叫徐企平的老師是這方面的專家，你反正也沒事，跟著一起去吧。」
對這位小王師傅我必須另眼相看，因為他的語言方式比較接近正常邏輯，而且，他居然把那幾個舊俄理論家名字的第一個字，都記住了。
他還在說：「現在誰也不會有心思去碰學術，但你們很快就要下鄉，一輩子的事，今後再也沒有機會碰這些東西了。」
他的這幾句話，與當時的通行思路南轅北轍，卻讓我非常感動。很想重重地握一下他的手，卻又覺得自己是第三等級，身份不妥。
我說，我忙於下鄉準備，又要鑑定，可能抽不出時間。他說：「沒事，有空去晃一下就行。」
離開他之後我獨自走了很長時間的路，心想對啊，兩個月之後我就會變成一個最地道的農民，直至終身，青年時代短暫的文墨緣分，就此結束了。
我本來想到文匯報社隨便晃一下就走，像小王師傅說得那樣，但一到那裡，腳被粘住了。
我的腳被粘在報社六樓的陽臺上，眼下，正是百年外灘。
外灘當然來過，但居高臨下地俯矙還是第一次，那番宏偉靜寂的景象，給了我強烈的震撼。我想，一定是上天知道我要永久地離開上海，便找了一個機會讓我站在這裡，與這座城市最精髓的部位好好告個別。
最震撼我的是，外灘彷彿根本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在下面細細看去，會有不少政治運動的印記，但從上面看下去，高樓依舊，石壁依舊，江水依舊，堤岸依舊，連那座建造於世紀初的外白渡橋也沒有絲毫變化，一切都屹然冷然，無知無覺。
早晨，江輪的汽笛聲中，一個個還沒有來得及梳洗的家庭婦女急匆匆地提著一個小竹籃到大餅油條攤去買早餐白天，外灘並不熱鬧，在那裡徘徊俯仰的多數是揹著大包的外地人；晚上，無論是黃浦江邊還是蘇州河邊，都擠滿了一對對談戀愛的情侶。這一切實在是沒有多大改變。附近有這個城市的首腦機構，偶爾會有一些敲鑼打鼓的車輛來「報喜」或「表決心」，吵吵鬧鬧地抹過一筆極左狂熱的倉促印佰。但是，對於這種吵鬧，沿江的情侶們沒有一個會回過頭來觀看，街邊老屋裡剛剛入睡的居民也許會醒，卻嘟噥一聲翻個身又酣然入夢。
我注意了，『文革」給外灘之夜帶來的惟一變化，是江邊一對對情侶背後會出現一些戴著紅袖章、舉著小旗子的老工人。他們見到緊緊偎依的情侶，會用小旗子的旗柄敲一敲柵欄杆，隨口叫道：「分開點！分開點！」
轉過身來回答的必定是那位小姐，用最標準的上海話罵一句「十三點！」美麗的慍怒完全等同於任何時代的上海女人。
這些老工人白天在廠裡很可能是頤指氣使的造反派，但那只是在廠裡，不是在外灘，更不是在外灘的夜間。在外灘夜間，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上海女人美麗的慍怒仍然如雷霆萬鈞。
一種經過反覆除錯的秩序，會構成一種穩定；一種經過時間考驗的生態，會構成一種慣性；一種沈澱著文化的規則，會構成一種防衛；一種蘊涵著人性的習慣，會構成一種氣氛。這一切，正是上海讓一切革命者頭痛的地方，也是上海讓一切極左派惱怒的地方。他們發現，全城的資產階級可以低頭，滿街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卻很難整治；上海的政治身份可以改變，上海的文化生態卻很難動搖。正因為他們討厭的是文化生態，所以搞起了一場以「文化」為名的革命，而且偏偏在上海發起。那些天，我在上海外灘的夜間，找到了這個秘密。
與窗外的一切相比，報社屋子裡的事情就顯得非常瑣碎了。
報社文藝組的幾位編輯找了我們幾個比較空閒的專業人士來討論舊俄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簡稱斯坦尼）的表演理論體系，本是想為報紙弄一兩篇文章發發的，我們幾個也這麼想。後來知道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青年教師胡錫濤先生也準備寫一篇評斯坦尼的文章，只是不太懂表演，想讓我們幫他做點文字準備和專業諮詢。他當時已參加市裡的一個寫作組，地位有些特殊，但我們這些專業人員都不知道深淺。結果，只要一討論斯坦尼體系，專業人員就與胡錫濤先生對立起來，而且越來越嚴重。
這事回憶起來十分有趣。我們這些人，為什麼對於造反派聲色俱厲的批判毫不在乎，反而對胡錫濤先生文質彬彬的觀點如此抵拒呢？原因是，造反派的批判沒有進入文明的底線，根本無法建立一個對話（包括吵架）結構，而胡錫濤先生的批判話語卻在文明底線之內，具備辯論的基礎。這就像，有人說你是「強盜」你很難駁斥，有人弄錯了你的學歷你卻會站出來更正。
我從胡錫濤先生那裡，第一次近距離地知道了一種「學術性大批判」是怎麼回事。那種「大批判」並不罵人，也不像當今的一些大批判干將那樣滿口髒語惡詞，而還是保持著一種外層的理論態勢。但是，這種理論態勢完全是單向的，根本不考慮批判物件的邏輯結構和歷史過程，只按自己一方的預定概念進行斷章取義的組接，然後得出一個個危言聳聽的政治結論。他們追求「犀利」和「痛快」，其實就是追求在斷章取義和危言聳聽這兩者之間的大膽跳躍。
在見到胡錫濤先生之前，這樣的「學術性大批判」文章也在報刊上見過一些，只是因為我們對批判物件知之不深，尚無切膚之痛，而這次胡錫濤先生要評論的卻是我們專業範圍之內的斯坦尼體系，那就難於承受了。
其實斯坦尼是一個去世已久的外國戲劇家，我們毫無衛護他的必要，更何況在我們連自己的親人也不能衛護的年代。但是，文化邏輯在當時已成為生命價值的最後一條防線，我們的迂闊勁頭浮起來了。
表露在外的事端主要是兩個：一是胡錫濤先生徹底「槍斃」了我寫的《關於「從自我出發」》一文；二是對立過一陣後五個專業人員很少再與胡錫濤先生講話，等到我去外地軍墾農場勞動之後，留在文匯報社的四個專業人員與胡錫濤先生之間已經互不理睬，胡錫濤先生獨自埋頭去寫一篇叫《評斯坦尼體系》的文章了。
我的《關於「從自我出發」》一文的被「槍斃」，純屬必然。不要說胡錫濤先生，即便換了全國任何一家報刊，在當時也不可能發表這樣的文章。我非常喜歡斯坦尼的表演理論體系，但因為已經接觸過布萊希特的理論體系和中國戲曲的表演美學，認為一個演員僅僅「從自我出發」來表演是不夠的，還應該從生活出發，從表演形態出發，文章主要寫了這個問題。
我寫這麼一篇明知要「槍斃」的文章，不是勇敢，也不是反抗，而是對即將永別的文化話語的一次告別性沈醉。小王師傅說，我這輩子再也不可能碰這些東西了，因此故意再碰一下。
碰完，我還想碰點別的，就到報社的資料室去找書。沒想到這個資料室因為天天開放，清理得特別乾淨，連一本可讀的書都沒有。兩位楚楚動人的小姐，管著一大堆剪報。
想到很快就要失去閱讀的權利，我狠狠心，乾脆把今後最不可能再碰的英文書拿了出來。這稍稍需要有一點勇氣了，因為據報紙公佈，北京航空學院一個學生不積極參加「文革」而一心背外語，被取消了「畢業」資格。我故意在一片口號聲中讀英文，當著胡錫濤先生的面讀英文，在一輩子下鄉的前夕讀英文，確實有點「表演」。按照當代的說法，有點「作秀」。但只有我內心知道，這是一個決絕和無望的文化祭奠儀式。窗外，是百年外灘。
其實，胡錫濤先生當時在文化思想上雖然挺左，在人品上卻是一個仗義君子。例如，我們幾個專業人員的召集人王亞侖先生，也是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一個進修班的畢業生，當時下放在一家工廠，他班裡有一個叫何西明的同學，來自邊遠地區的小劇團，劇團領導苦苦積蓄多年，湊成一筆款子，叫何西明到上海來買舞臺燈光裝置，沒想到他掂著這筆款子一進上海市第十百貨商店（即永安公司），就被小偷摸走了。他是一個工薪極低的人，一輩子也賠不起，更覺得無法向劇團交代，居然要上吊自盡，被人發現後救起。我們從王亞侖先生處聞知此事後，決定集體簽名給何西明所在地區的各級領導機關寫信，以證人的身份請求由政府免除賠償。做這些事，胡錫濤先生特別起勁，他並不認識何西明，但每次簽名都帶頭，還到報社的各個編輯室徵求簽名，因為當時《文匯報》有名，容易獲得外地領導的信任。這事後來終於給我們辦成了，何西明深表感謝，然後天天在他失竊的櫃檯前抓小偷，一連抓了十來個。
另一件事是我班一個同學因尿毒症去世，由於我談起過這位同學的一些情況，那天我到報社報告死訊時，胡錫濤先生立即霍然站起，雙眼含淚，其實他根本不認識我的這位同學。
我很快就下鄉了，握別各位與我一起受盡委屈的專業人員，也與胡錫濤先生告別。此後，這位「左傾」的學人，善良的君子，常常出現在我的腦際，讓我想起中國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劇。沒想到在三十二年之後，讀到了他在武漢《今日名流》雜誌上對那段往事的回憶。
且引幾段——
為了這篇文章（即胡錫濤先生寫的《評斯坦尼體系》一文），我在文匯報社頂層熬過了寒冷而苦惱的三個月，我把包括餘秋雨在內的幾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餘秋雨給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難忘。
我「槍斃」了他的稿子，他不記仇，頗有雅量。實際上他寫稿很下功夫，不走快捷方式，直接查閱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捲起了角。他的稿子不僅文筆漂亮，而且內容紮實，從理論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體系的特點和缺陷。作為一篇學術論文，只須刪掉一些應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學報上也能發表；但作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個特殊年代就不合格。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堅持學英語，喜看英文原版書。每天早晨，大家剛起床，他已站在陽臺上朗讀英語。季節已入冬，冒著嚴寒讀英語，可真不易。「文革」時期「讀書無用論」盛行，誰會拼命學英語？餘秋雨書桌上所放的一大堆書籍，除了幾本魯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小說還是戲劇理論書，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餘秋雨為何對英文原版如此感興趣……
他當時很窮，經常向徐企平借飯票，借了之後又還不出。到後來，徐企平總是慷慨主動支援他。他們兩人並不在一個系，關係卻很密切，因為都在「文革」初期受過造反派的衝擊，都屬於「保守派」，共同語言特別多。據徐企平私下向我透露：小余的業務水平在同屆學生中最拔尖，戲劇文學系教師都想讓他留在系裡，但都無實權，實權掌握在造反派手裡。小余表面上很活躍，其實他內心很苦悶，他父親有歷史問題，很可能會影響他的分配，影響到他的前途。……待分配的畢業生，沒有工資，經濟困難的人可以申請補助，一般只能領到十二元。小余家裡很窮，他每月領十二元補助，還得貼給家裡一半，自己只剩下六元錢，怎麼維持生活？
苞錫濤先生的這些回憶發表時我在國外，隔了很久才看到。與許多老人的回憶一樣，其中真正有價值的是親身經歷的部分，後面很多道聽途說的內容就難免以訛傳訛、笑話頻頻了。我與胡錫濤先生實際接觸的時間很短，初見面時彼此不認識，沒有成見，因此那些最初印象比較純淨。那麼多年過去了，幾乎再也沒有見過他。朦朧中覺得似乎在北京某單位禮堂看電影時匆匆閃過一眼，那也很多年了。不知道他現在什麼樣子了，估計見面時還能認得出來吧？
讀了這些片段回憶，我很感動。因為在讀到的當時，我正受到一批嫉妒文人捕風捉影的誹謗。誹謗者們雖然口氣越來越大卻始終找不到絲毫證據，最後發現只有一點能講得稍稍具體一點，那就是我批判了斯坦尼，並由此推斷我參加了『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能夠反駁這項誣陷的人很多。但是，按照常理，胡錫濤先生不可能站出來。這是因為，他如果站出來，必然要牽扯到他當時確實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的成員這樣一個事實。我和他，既無交往又無交情，他又何苦做這樣的傻事呢？
我敢肯定，誹謗者們之所以那麼肆無忌憚，很重要的原因正在於，他們斷定一切有證人資格的人，都不願去沾染這一些早已被他們攪渾了的遠年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