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那就找出當年陳毅市長的報告，與你的發言對照，揭穿趙庸的把戲。」

但是，兵荒馬亂的年月，哪兒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舊報紙？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記起，當時好像出版一種年鑑性的政治書籍叫《人民手冊》，上面一定有，圖書館也可能有儲存。

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們學院的圖書館動腦筋了。但是圖書館在文化革命一開始就已經被查封，怎麼辦？

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的管理員大多是有「歷史問題」的人物，不能教書了，卻又懂書，就去管書。在這些管理員中，與我關係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陣學院有大字報揭發，說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

人們說起「逃亡地主」就立即產生了一系列想象，好像罪大惡極的「黃世仁」、「劉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兒」之後倉皇逃竄，逃到上海一所大學的陰暗書庫裡躲著，這實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字報貼出來那麼久，農民造反派並沒有來抓他，這是怎麼回事？我因為有一個「破產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象事情的基本面目，很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點錢，但他卻一直流落在上海。

我敲開了蔡祥明先生住所的門。那是教學樓東邊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間，三平方米左右，只能放一張小床。我問起「逃亡地主」的事，誰知他一說比我想象的還簡單，他曾對什麼人說過，這宿舍太小，家鄉房子大。「逃亡地主」就是從「家鄉房子大」這個說法一步步「推理」出來的。

我對他說，這事倒也不能掉以輕心，一有風吹草動還是會有人順著這個罪名胡言亂語，因此應該把自己家鄉的實際情況寫出來，還要把那天關於「家鄉房子大」的談話過程寫出來，作為申訴交上去，也算備個案。

蔡祥明說他不會寫這種東西，求我幫他寫。又說要寫這麼多內容挺費事，這房間連一張桌子也沒有，問我能不能抽時間到書庫去寫。

這正合我意。我一心想著《人民手冊》。

那天我在塵封的書庫裡給他寫好了申訴，他說昨夜反覆思考還是暫時不交上去，而且也不知道要交給誰，暫且放在手邊，等到有事時再交。我同意他的做法，卻早已在東張西望間看到了那一大迭《人民手冊》。

我提出要翻翻《人民手冊》，他沒有阻止，因為這個書名不會給他帶來「散佈反動書籍」的罪名。他說他要暫時離開一下去開會，一小時後回來，放我出去。

等他走後，我連忙找一個凳子爬上去拿下兩本《人民手冊》，很快找到陳毅市長的講話，還摘錄了他正面評價中國民族資本家、私營企業家的幾段話。

抄完之後我舒了一口氣，站起身來重新打量這個書庫。

書庫本不陌生，但被查封了那麼久，今天見到，如逢獄中親人。這麼多親人被判了無期徒刑，沒有出獄的時日。其實，沒有它們，真正被囚禁的反而是我們。

一小時後，我跟著蔡祥明先生悄悄地離開了書庫。三小時後，陳毅市長的話已經寫在爸爸的申訴報告中。

我為我的工作效率而高興。

但是，誰能想到，正是我的這個舉動，給爸爸帶來了滅頂之災。

兩個星期之後我知道了事情發展的具體過程。

造反派收到爸爸申訴後認為是「翻案」，開了一個小型的批鬥會。爸爸又一次複述陳毅市長當年的講話內容，造反派便大聲呵斥道：「你知道嗎，陳毅也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的人物，北京已經開始批判了！」

爸爸完全不知道這驚人的訊息，隨口嘀咕了一句：「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

「停——餘學文！」一個陌生的聲音尖利響起，爸爸抬頭一看，是一個戴黑邊眼鏡的圓臉小個子男青年，以前從沒有見過。他喊「停」後好一會兒不再有聲音，無論是爸爸還是批鬥會全場，都在等待。

戴黑邊眼鏡的圓臉小個子男青年在喉底輕輕笑了一下，終於開口。下面這段，是他與我爸爸的問答——

問：你剛才是說，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

答：唔。

問：你過去學過語法嗎？

答：學過一點，忘了。

問：「主語」沒有忘吧？

答：這沒忘。

問：「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這句話，主語是誰？你是說誰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

答：我們。我是說我們大家對陳毅市長都不能過河拆橋，不是專指你們造反派。

問：專指我們造反派倒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我們那麼年輕，無權無勢，說得上對陳毅過河拆橋嗎？

答：我說大家。

問：什麼大家？你的級別有多高？

答：我沒有級別。

問：一個沒有級別的人能對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國務院副總理過河拆橋嗎？

答：可能用詞不當。

問：你用詞很當。你說對陳毅不能過河拆橋，是在說一個人。這個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陳毅當作渡橋和工具，你老實說出來吧，你究竟是指誰？

答：……

問：觸及要害就不吭聲了吧！其實你剛才躲來躲去，就是在躲主語，躲要害。既然這樣，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聲口號：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

…………

——從那天晚上開始，爸爸的問題性質變了。

我聽了爸爸對這個過程的敘述，頭也暈了。「你這麼一個小人物，怎麼也碰不到上層政治啊。」我說。

「不，全連上了。那次批鬥大會後，我的另一個老朋友張茂宏揭發，說「文革」開始後不久我在路上對他說過，陳丕顯打不倒。」

「你說了嗎？」我問。陳丕顯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負責人。

「很可能說了。」爸爸說，「我在廣播裡聽過他的報告，口氣溫和，也比較實事求是，不像是壞人。而且全部打倒了，這個城市誰來管？」

「你這是瞎操心。」這話我剛說出口就後悔了。爸爸並沒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時候與一位老朋友隨口聊天罷了。

「他們說我既為陳毅翻案，又為陳丕顯翻案，因此是劉少奇、鄧小平的孝子賢孫。」爸爸說。我沒想到爸爸頭上已經壓了那麼多帽子。

這顯然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字獄」在現代的變種，可稱之為「大批判文化」。這種「大批判文化」一旦與前面所說的「大揭發風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於核裂變。「大揭發」有本事把一絲風影說成鐵證，「大批判」有本事把一聲咳嗽判成大罪，結果，只要它們一連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為元兇巨惡、竊國大盜、殺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當年同事」突然熱衷於揭發，已經使爸爸無招架之力；又不知從哪裡闖進來這麼一個戴黑邊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核裂變立即形成。

其實遭殃的豈止是爸爸，當時中國的萬里山河，幾乎全都淪陷於由大揭發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災難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關押在單位的一個小房間裡，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員休息時才被允許回家拿點衣物。批鬥會每三天開一次，後來覺得內容太重複，大家聽厭了，就改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發。這是我一直不想開啟的記憶閘門，其中儲積著太多的悲苦，怕一時噴瀉，連我自己也受不住。但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這是災難的核心、邪惡的傑作，我豈能避過？

爸爸薪水停發後，單位裡只發放「生活費」。當時全國「被打倒物件」的生活費標準是統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幣。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個部門訂下這麼一個數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沒有查到。然而，這對我來說可是一個冤孽般的數字，天天在腦中盤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許是什麼人粗粗劃定一天一元，扣去四個星期天，變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們算的是單人。他們真的不知道嗎，在當時，很多「被打倒物件」有著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而這個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經濟來源？

而且，他們真的不知道嗎，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飯？

當時在我家，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幣需要養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關押處並不免費管飯。那年他四十五歲；

然後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歲；

媽媽，四十四歲；

我，二十一歲；

表妹，也是二十一歲；

大弟，十八歲；

二弟，十一歲；

小弟，八歲。

一共八個人。沒有其它任何收入，當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來，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電、煤的最低費用，每人每天七分。請當代青年不要誤會，這不是指零用錢，而是全部生活費。

爸爸在關押室裡天天算這筆賬，但他已經失去橕持這個家庭的權力。這個權力，已經落到我這個大兒子身上。

當爸爸在關押室裡期待著叔叔的時候，祖母和媽媽也在家裡期待。她們商量幾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決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餓死了，叫秋雨寫，趕快寄！」

根據這個決定，媽媽親自摸到學院來找我。

媽媽認識我小學的全部同班同學和中學的部分同班同學，卻不認識我大學裡的任何一位同學。她來到我們學院後到處打聽，最後終於經一位外系同學指點，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學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們宿舍邊的一處樹陰下等著，自己則與另一位同班同學王建華分頭在校園裡找我。

當時的校園，更混亂了。

「革命」沒有帶來一絲一毫期待中的昂揚氣氛，無序的結果只能是無聊和無恥。此刻整個學校由誰在掌權已經全是表面文章，角角落落瀰漫著一種既殘酷又低劣的嬉鬧。

前些天傳來一個笑話，說表演系一個姓彭的學生拿著道具槍去恐嚇古典文學教師陳汝衡老先生，聲言革委會已作出槍斃判決，由他來執行。陳汝衡先生哪裡能夠辨別槍的真假，被那個學生逼到牆角後，突然轉身跪下祈求道：

小將，小將，

不要開槍！

我下有妻兒，

上有老孃……

講述這個笑話的是戲劇文學系的一個青年教師，他笑罵道：「這個老傢伙，臨死求告還押韻！」

這幾句說辭，幾乎是中國傳統故事中一切不幸男兒的委屈之聲、血淚之言。我從那個青年教師的笑罵中快速逃開，暗自擦淚。

記得唐乃祥同學終於找到我時，第一句話就是「你老孃來了」，說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說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