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屋，是指我出生並生活到將近十歲離開的屋子，地處浙江慈谿橋頭鎮車頭村一個叫高地地的宅落裡。從我出生到離開，橋頭鎮都屬餘姚縣，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劃入慈谿的。

舊屋所在，是地道的農村，惟一的熱鬧去處是一華里之外的橋頭鎮，但那只是一截臨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橋，幾家小小的店鋪，每天清晨有一點買賣農產品的集市，走幾步就完了。

越是無處可去，屋子對人就越是重要。

我家屋子不是獨立的，是一排長樓中的一戶。這排長樓不知是餘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在我出生之時早已破舊。長樓朝南，分七個單元，東邊三個，西邊三個，中間一個是公共活動場所，叫「堂前」，我想最早應該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緊挨「堂前」的西邊第一家，進出的門戶要通過「堂前」。從格局看，應該是這排樓中最重要的一個單元，估計在建樓之初，我家祖先屬於長子、大房。

從「堂前」進門便是「前間」，中間擺了一張八仙桌。一看便知，這是我家待客、供香、擺酒、祭祖的禮儀場所，儘管在我記憶中，它是那樣的狹窄和簡陋。

在全村，這間屋子最熱鬧，夜間經常坐滿了人。因此，在西牆前面排著很多長凳，來人多了，就把長凳拉開擱在四周。一條長凳上擠四個人，前前後後又站著很多人。從後面看去，這些坐著、站著的人都黑森森的看不清面目，又都顯得十分高大。影子塞滿了四邊牆壁，有幾個頭影還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光源在八仙桌上，是一個小油碟，上面斜擱著一根燈草，火苗像一粒拉長了的黃豆，一抖一抖。火苗映著一個短髮女子的臉，她才二十出頭，眸子安靜，臉帶羞澀，正在埋頭書寫。她，就是我媽媽。

媽媽是全村惟一有文化的人,因此無論白天、夜晚，她都要給全村鄉親讀信、寫信、記賬、算賬。

村民不管隱私不隱私的，全村基本上又都算本家，一家有信全村聽，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無上的消遣。我相信，從小習慣了上海思維的媽媽要在那麼多人面前誦讀一傢俬信，一開始一定很不習慣。她會用眼色詢問上門來求她讀信的那個婦人，要不要請別人離開一下。

那位婦人一定不會理解媽媽的眼色，媽媽這才慌忙看一下四周，開始移過信紙。讀信時，媽媽會把聲音儘量放輕，但她發現，越輕，湊過來的腦袋就越多，而他們口中吐出的劣質煙氣也越是嗆人。時間一長，她也就放開了聲音。

媽媽嫁到這個村子的時候，穿的是旗袍。旗袍是在上海做的，很合身，但對高地地的人來說，卻是奇裝異服。

結婚那天下轎，穿的是織錦緞旗袍，酒紅色中盤旋著寶藍色，讓村裡人眼前一亮。但村裡人更注意的是新娘子的容貌。而且，鄉下人歷來把大戶人家小姐的嫁妝看成又高又遠的事，即使從眼前擦過，也只當戲文傳奇，不會用尋常目光評判。美麗的婚服穿過一次也就壓到箱底去了，沒有機會再穿，成了一個縹緲而匆忙的回憶。

但是第二天，村裡人奇怪了，新娘子還是穿著旗袍，只不過換成陰丹士林的，一色正藍，與織錦緞那件一樣合身。更奇怪的是，她居然穿著這身旗袍拎著籃子到河邊淘米、洗菜去了。

在媽媽看來，陰丹士林旗袍就是工作服。這身旗袍的顏色比村裡其它女人的服裝都要單一，而且料子也極普通。

媽媽出門很少，但不管走到哪裡，稍一回身，總能看到視窗、門邊星星點點注視的目光。她以為是鄉親們對新人好奇，便紅臉低頭，用微笑打一個沒有具體物件的招呼，快步回家了，而不知道麻煩主要出在那身旗袍。

祖母也來自上海，當然看不出媽媽的旗袍有什麼不對，反而覺得這個兒媳婦處處讓她順眼。直到有一天，祖父的堂弟餘孝宏先生對媽媽說了一句話，才傳達出了一個村莊對一種服裝的嘀咕。

孝宏爺爺坐在草垛邊的石墩上，叫了一聲媽媽的小名。這小名，是他從祖母的呼叫聲中聽來的，他與祖母同輩，這麼叫很合適。

媽媽停步，恭敬地等他說話。

他說：「你這種穿法是朱家的，這裡不這麼穿。」

媽媽看了一眼自己的旗袍，沒有聽懂他的話，看著他，等他說下去。

孝宏爺爺其實是個很輕鬆的人，平日裡習慣說說笑笑，一點也不想擺長輩的架子，看到我媽媽發愣，就笑了，說：「你看這裡的女人，都是穿老布褲幹活的。你這身，又不過節又不做客，太齊整。」

在我們鄉下，「齊整」這個詞，含有漂亮的意思。

媽媽「哦」了一聲，點點頭，便轉身回家稟告祖母。祖母一聽就來氣：「就他管得寬！把他老婆都管成了痴子！」

話雖重，口氣卻是打趣式的，祖母說的時候還笑出聲來了。

「痴子」也就是瘋子，是指孝宏爺爺的前妻，祖母的妯娌，一直蟄居在我家西邊鄰屋的樓上。這是我們童年時代最渴望見到又最害怕見到的人物。她比我祖母年輕多了，我見到時大概也就是四十多歲吧，偶爾下樓來，不講話，也不給誰打招呼，不胖不瘦，表情平靜地輕聲自語著什麼，走不了幾步又上樓了。

記得我五歲時有一次從山裡採了一大把杜鵑花回來，在後門正遇到她下樓。她眼神定定地看了我手上的杜鵑花一會兒，又移眼看了看我。我分出兩隻花來送給她，她把花拿到眼前又細看了一下，卻立即塞回到了我手裡，轉身便上了樓，沒發出一點聲音。

前妻瘋了，孝宏爺爺又續娶了一位，那就是至今健在的我的小阿婆了。小阿婆只比我媽媽大三歲，卻長了一輩，她幹練爽利，豐腴白淨，是村子裡的一個人物，如果用現代傳媒的語言來定位，算是「該村婦女界的言論領袖」。小阿婆是從北邊的新浦沿嫁過來的，那裡靠著海，有漁業、鹽業、航運業，這比我們村裡開化。據說小阿婆還見過在整個浙北、浙東都鼎鼎有名的強勢士紳王堯輝先生。王堯輝的強勢，在於他有效地掌控了三北地區的鹽業，這可是身價無限的土皇帝，早被此間村民神化了，小阿婆居然見過！光憑這一點，就使她在村民中的地位不凡。

小阿婆告訴鄉親:「連王堯輝家的傭人也吃得起餛飩。」然後她細細講述餛飩是什麼。非常薄的麵粉皮子，包住了一點點最新鮮的肉餡兒，水一煮，薄皮子像雲一樣飄起來了。鄉親們一聽，心也飄起來了。

孝宏爺爺把這麼一個見過世面的小阿婆娶到了家裡，實在讓村裡人佩服不已。他總是坐在村頭草垛邊的石墩上，曬著太陽，調笑著每一個走過的人。但是，別人不敢反過來調笑他，一是因為他輩分高，二是因為他家裡有這樣一位妻子。連妻子都能隨口說說王堯輝了，那丈夫如何了得，天下還有什麼事不在他的眼皮底下？

但是，正是這位孝宏爺爺，不能接受我媽媽的旗袍。難道，連見多識廣的小阿婆也沒穿過旗袍？王堯輝家如此豪門，女眷如雲花團錦簇，小阿婆沒穿過總也見過吧？

媽媽問祖母，祖母想了想，說：「她當然見過，卻真沒見她穿過。新浦沿再怎麼，也不能和上海比。」

「那我改穿長褲吧？」媽媽徵詢祖母的意見。

「其實隨便，都可以。」祖母說。

媽媽改穿長褲的第三天，孝宏爺爺又在草垛邊的石墩上把她叫住了，說：「你這長褲也不對，太瘦，這裡的褲子要寬大。也不能長到腳背，只能到膝蓋下面。」

這次媽媽不理了，仍然穿著長到腳背的瘦長褲，過幾天又輪換成旗袍。後來自己縫了一條褲子，寬大了一點，但還是長到腳背。

鄉親們天天晚上聚到我家來，看媽媽讀信、寫信，時間一長，也都習慣了她的旗袍和瘦長褲。

讀信寫信，是在讀寫一座村莊。

媽媽快速地進入了村莊的內心。

其實遠不止是這座村莊。讀信、寫信的另一端，大多是上海。上海是由一批批闖蕩者營造起來的，來自浙江農村的闖蕩者又顯得特別重要。例如，我家向南不遠龍山鎮農村的那個闖蕩者就當上了海商會會長，他叫虞洽卿，上海最熱鬧的一條大路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多數闖蕩者都沒有出名，他們中的一小撥來自我們村莊，平生只有我的媽媽在不斷地書寫著他們的名字。

終於，媽媽發現，外出的闖蕩者也都不識字，收到鄉間妻子來信後還要請別人來讀。這讓她愕然了。

她原來以為自己是一對對夫妻間惟一的「傳話者」，因此儘量把妻子們的委婉心語細緻表述，誰知，這種表述仍然不能直接抵達。對方找到的讀信者一定是男人，他們能傳達這些哀怨村婦的隱隱心曲嗎？

那麼上海，浙江農村為了造就你這座城市所支付的情感代價，實在太大了。

媽媽太熟悉上海，因此深知兩端之間的不公平。

她知道不公平是永恆的，但她要做點事。

幾年讀信、寫信的結果使她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義務在這些村子間辦識字班，在年輕人中掃除文盲。以前已經有一些小媳婦想識字來找她，她覺得不如干脆把事情做得更象樣一點。

東邊一里路之外的橋頭已有一所簡陋的小學，辦在一個破敗的尼姑庵裡，但是，當時那裡招生太少，要收學費，一般農村青少年進不了。媽媽知道，要吸引大家來上識字班，第一個條件是不收學費，第二個條件是上課時間要順農活，也就是要在大家收工以後或不出工的日子裡上課。

這樣辦，她粗粗一算，來的人會很多，光她一個人來教，吃不消。

要找一個人來幫忙。

有文化，能教書，願意盡義務，完全沒有報酬，又必須是一個女的，出來教書不影響家庭生計……

這樣的人，在當地農村，哪裡去找？

終於，她想到了自己孃家——朱家村，西邊半里地之外的斯文富貴之地，只能從那裡搬救兵了。

外公是地主，媽媽去朱家村找人有點不便，但媽媽一直缺少政治意識，心想義務教人識字，這樣的好事誰會反對呢？

找到的那個人，便是朱家村除外公之外的另一個「破產地主」朱炳岱先生的年輕妻子。

朱炳岱被劃為地主也是因為父輩的家聲，到他自己已沒有地產。他的妻子身材嬌小、美貌驚人，比媽媽小一歲，也是從新浦沿嫁過來的，與小阿婆一樣。姓王，叫王逸琴。

在媽媽還沒有嫁到餘家時，王逸琴已經嫁到朱家村了。媽媽一直說王逸琴比自己漂亮，但大家都說媽媽的氣度更大一點。媽媽出嫁前與王逸琴談過兩次話，彼此印象都好，媽媽也由此知道她文化不低。

現在，媽媽抱著我，敲開了王逸琴家的門。

開門見山，媽媽對她說：「你幫幫我。高地地太苦了，年輕人都不識字。我打聽了，別的一些村也是這樣。我們兩個一起辦一個識字班吧，我教語文，你教算術！」

王逸琴說：「虧得你還想到我。」

媽媽說：「這事沒有報酬。」

王逸琴說：「我不是這個意思。你看，我是地主的老婆，別人都不喜歡我到外面走動。」

媽媽笑了，說：「我還是地主的女兒呢。」

王逸琴問：「萬一人家拖腳怎麼辦？」她說的「拖腳」，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檢舉、揭發，我們那裡把「拖」字發音成「得唉」。她的意思，如果有人檢舉、揭發，有一個地主的女兒和一個地主的妻子一起辦了一個識字班，一定有什麼不良目的，該怎麼辦。

媽媽回答道：「有人拖腳，我們歇手。」

「腳」和「手」對仗，說出口之後媽媽自己笑了，王逸琴也笑了。

那麼簡單就說定了，王逸琴把媽媽送到她家東首的竹園邊。媽媽上下打量了一下這位美麗的少婦，問：「你這旗袍是上海做的嗎？」

「我沒去過上海。這旗袍是在孃家新浦沿做的。」王逸琴說。

「新浦沿人穿旗袍嗎？我婆家一個長輩親戚也是從新浦沿嫁過來的，看不慣我穿旗袍，說那裡只有王堯輝的家眷才穿。她還見過王堯輝本人。」

耳邊傳來輕輕的聲音：「王堯輝是我爸爸。」

媽媽對王逸琴更敬重了。倒不是因為知道了她美貌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原因，而是因為她在父親還非常得勢的時代居然沒有讓大家知道她是誰的女兒。要做到這一點，其實十分困難，必須由王堯輝本人作出決定和安排，因此，媽媽對王堯輝先生也產生了幾分尊敬。

識字班在我家東門口的堂前開辦。媽媽親自在高地地一家家動員，一些青年聽說可以不交學費、不誤農活就能識字，地方又那麼近，都搶著要來。媽媽交給他們一個任務，到鄰近的村莊如車頭、田央裡、顧家村、陳家村去看看，有沒有也想進班的人。她想，人多人少同樣上課，多一個人識字總好一點。誰知這麼一來，人就太多了。開班那天，人一批批來，擠在小小的堂前，桌椅就不夠，臨時到村子裡各家各戶去借。

借桌椅的事攪動了全村，有兩個女孩子忽發奇想，覺得我家西邊鄰屋樓上孝宏爺爺那個瘋了的前妻屋裡，一定有一些空置不用的桌椅，也就壯著膽子躡手躡腳上去了。

她們小心地向那位安靜的瘋女人說明來意，瘋女人一直低著頭，沒有表情。兩位女孩子站在屋子裡四周一看確實有幾條空置的長凳，就說：「阿婆，我們先搬走了，上完課馬上來還。」見瘋女人沒有表示反對，就去搬了。

剛向凳子挪步，發現滿地都是一些淺黃色的奇怪物件，蹲下身去一看，全是用麥稈編成的各種小動物，惟妙惟肖，生動可愛，密密層層鋪了一地。

兩個女孩子抬起頭來看了瘋女人一眼，心想你長年不下樓原來在編織這麼一個熱鬧的世界。最後，她們搬出長凳時忍不住又對瘋女人說：「阿婆，你編得太好了，那麼多，送我們兩個吧。」瘋女人仍然沒有說話，但似乎嘴角有一點輕微的笑影。兩個女孩子也就一人扛了兩條長凳，各拿一件麥稈小動物下樓了。

堂前亂過一陣，媽媽開始講課。她把一塊深色門板當黑板，拿著幾支從半里外的小學要來的粉筆，教幾個最簡單的字。這在村裡算是一件大事，男女老少都擁過來看，許多納鞋底、抱小阿的婦女也都擠擠地站在邊角，高高低低都是人頭，嗡嗡喤喤。媽媽知道，這樣下去沒法上課，要另換地方。媽媽講了一會兒之後，王逸琴開始講算術。她顯然比媽媽更受不了這種混亂局面，經常停頓，但還是講了下去。突然，她發現站著的婦女都把頭轉向了一邊，全場突然肅靜。大家注視的，是一個頭發不整卻表情木然的女人。

王逸琴面對這個場景不知所措，媽媽一看也吃了一驚，是西樓的瘋女人，她也下樓聽課來了。瘋女人的存在，使全場不再喧鬧，但大家的注意力再也集中不到老師身上，這一點，王逸琴很快明白，她無法在這種奇怪的安靜中把課講下去。

散課之後，媽媽把自己剛剛作出的決定告訴王逸琴：識字班到祠堂裡開，那裡桌椅很多，地方很大，只須叫兩個學員去打掃一下就成。

王逸琴的心思還是留在剛才那個表情木然的女人身上。

媽媽說：『她是瘋子。」

王逸琴說：「不知怎麼總覺得臉熟，一定在哪裡見過。」

媽媽說：「不可能，她從來不出門。」

正說著，小阿婆過來了，熱情地挽著王逸琴的手問：「聽口音你也是我們新浦沿人吧？哪家？怎麼長得這麼漂亮？」

王逸琴笑一笑，回答說：「那我們是同鄉了，我離開那裡已經很久，現在住在朱家村。」

「這下你有穿旗袍的伴了。」小阿婆笑著對媽媽說。

從此，識字班就開辦在祠堂裡了。那裡離村莊有點距離，村民不會去擠，瘋女人更不會去。但是，在堂前開班的第三天，我家後門窗臺上出現了五個麥稈編織的小動物。

祖母對媽媽說：「痴子明大理，這是她給你的獎賞。」

媽媽說：「那可要收好，都是細細女人心。」

識字班其實辦得很苦，大多是，下雨下雪，不能幹別的活了，就上課。兩個女子橕著傘，在泥路上走，從來都是她們等學員，沒有讓學員等過她們。媽媽平日不在乎打扮，但每次去識字班前總要在鏡子前梳妝打扮一下，因為會遇到王逸琴，其實王逸琴也是同樣。

她們去識字班，必定都穿旗袍。祠堂在田野間，兩個女子從不同方向同時到達，完課時一同出來，站著說一陣話，又朝不同方向回家。由於她們總是比大家先來後走，因此一眼看去，田野上常常只是她們兩個女人的身影，悄悄走攏，悄悄分開。

識字班辦了三年。這三年間，先是王逸琴的丈夫朱炳岱先生英年早逝；再是王逸琴再嫁，不幸，第二個丈夫又去世，她就實在悲痛得沒法教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