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著，已走到和平宮主樓的正門，那裡站著兩位警衛。領路的女士與他們說了一陣，警衛拿出一本登記簿讓她寫了一些東西，然後她轉身向我們揮手。原來她已完成任務，要離開了。主樓裡邊，已有一位年輕的小姐等著我們。

我們跟著這位小姐輕步前行，繞來繞去，居然從主樓的後門繞到了一座新樓。那裡有幾排椅子，她叫我們坐下休息，說過一會兒會有一位官員來接我們。

大概等了十來分鍾，聽到一聲熱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女士，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顯然她比較重要，因為她講話很多，無拘無束。

從她口裡越來越多聽到一個人的名字，說他要破例接待我們，今天一早就親自給她打電話作安排。我們問那人是誰，她一怔，然後笑了，說：「我以為你們都知道呢。他是國際法院副院長，今天特地空出時間來等你們。我現在正領你們去他的辦公室。」

這條路有點複雜，上二樓，走過一條長長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樓。她先領我們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審案前開會的會議室，再看隔壁的審判庭。這兩個地方今天都空著，一派古典貴族式的莊嚴肅穆。

從審判庭出來，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們先做了一個手勢，然後在一個灰色的門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錶，抬起右手輕輕地敲了兩下。

才兩下，門就開了，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老人，而且是一箇中國老人「你們來了請進請進」———這更讓我吃驚了，居然滿口濃重的上海口音這便是堂堂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史久鏞大法官。

國際法院的法官由聯合國會議選舉產生。史先生在這裡極具威望，是國際法院的靈魂人物，但他並不代表中國。

他的辦公室分兩大間，外面一間堆著各種檔案和計算機，裡面一間有他的大寫字檯。寬寬的落地窗前一個會客的空間，我們在那裡坐下了。窗外，是法國式的園林，卻又帶有英國園林的自然風味。

我們儘管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際法院，但對它的瞭解實在太少，因此一開始就有許多最淺顯的問題期期艾艾地提了出來，他一聽就笑了。例如———問：你們有事幹嗎國與國，不是打仗就是談判，怎麼會想著打官司答：我們在這兒忙極了，堆滿了案件。你看，積壓在手邊的就是幾十宗。

問：你們判決以後，那些敗訴的國家會遵照執行嗎答：幾十年來只有一個例外，美國。我們判它輸，但它不執行，事情遞交到安理會，它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這樣一來就沒辦法了。

由此開始，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多，幾乎已經涉及到一切國際大事，但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種與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語言方式。外交官囿於一國，卻旋轉著表裡兩層結構，看誰旋轉得漂亮，可謂腳盤固定而手法靈活。而他則相反，除了法律和正義，沒有固定的國家立場，也沒有言談的手法，全然是一種國際式的平正，毫無修飾和諱避。我們聽起來句句入耳，卻又有一點陌生。

就像過去一個大家族裡各個分立的門戶長年對峙，人們早已聽熟他們各自的立場，不知哪天突然來了一位「老孃舅」，他沒有立場，只有規矩，大家一時有點吃驚。

他是一個國際公民，現在住在海牙，但要經常回上海省親。以前他長期居住在上海，我問他住在上海何處，他說原來住在華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動遷了。

我們又問，既然經常回上海，會不會像剛才與我們談的那樣，與國內法律界的朋友談談國際法律精神這位國際大法官淡淡地說：「我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著國際間最纏人的麻煩事，卻明確聲言「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這就突然讓我們明白，人們一般理解的「交際」，究竟是什麼含義。

我略微有點走神，思路飄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帶：踩踏著秋天的落葉，漫步著一位極普通的老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