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一種很奇特的社會構建，就其主幹而言，無疑對人類文化的發展作用巨大，但也有一些令人厭煩的側面。例如在貴族統治構架的邊上，它衍生出另一種社會等級，使很多創作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裡邊借半官方、半學術之名，憑群體之力，沾名師之光，獲得一種社會認定。其中，越是勉強獲得這種認定的人總是越要擺出一副學者架勢，指手畫腳，最後甚至自以為也懂得藝術創作，著手否認莎士比亞。這一來，連原先熱愛莎士比亞的人也開始混亂，因為莎士比亞背後沒有任何東西支橕，而這些人背後卻是一所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這些人從那個虛幻的大學背景里拉開，然後單個稽核他們的資格，盯著他們追問一聲：「你是誰」

否則，莎士比亞在明處，他們在暗處；莎士比亞來路明確，他們來路不清；莎士比亞有作品也就是有可以攻擊的目標，他們沒有作品也就是沒有可以攻擊的目標；莎士比亞在盡力感動民眾，他們在大聲左右輿論———總之，這是一場失衡的對峙，蒙面的偷襲。

追問之後我們就能宣佈：不要再在莎士比亞的著作歸屬問題上分成相信派和懷疑派了，懷疑派不成其派，因為他們完全不懂藝術創作，因此不具備公開談論莎士比亞的資格。

這種反問批評者資格的思路，使我豁然開朗。因為直到今天，單方面蒙面偷襲的鬧劇還處處發生。前兩天聽一位歐洲經濟學家告訴我，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即將規定，公共媒體上的「股評家」，必須公佈自己的財產和持股狀況。我雖然至今與股票無緣，卻立即領會了此舉的別無選擇。因為據我親自經歷，至少已見到兩撥真正的罪犯遮住了自己的面目在傳媒上義正辭嚴地揭發和聲討受害者。看來古今同一，只有昭示批評者的真實面貌，結束「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狀態，才能使批評開始變得稍有意義。

其實，即使聞到的聲音，也有隱顯兩層。外顯層次的聲音往往非常學術，格外正義，而內隱層次，則沙啞焦躁，很不好聽。有時一不小心，內隱層次會突顯其外，讓人吃驚。

對於這一切，即便在生前，莎士比亞也都領略到了。

一五九二年吧，莎士比亞二十八歲，倫敦戲劇界有一篇文章流傳，其中有一段話，針對性十分明確，而聲調卻有點刺耳：

……有一隻暴發戶式的烏鴉，用我們的羽毛裝點自己，用一張演員的皮，包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寫了幾句虛誇的無韻詩就自以為能同你們中最優秀的作家媲美，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打雜工，卻恬不知恥地以為舉國只有他能震撼舞臺。

這篇文章是署名的，作者是被稱作「大學才子」的羅伯特·格林。他當時在倫敦文化界地位不低，發現突然冒出一個莎士比亞並廣受歡迎，理所當然地覺得威脅了自己的地位。本可道貌岸然地擺弄一下文化學術聲腔來鎮一鎮，誰知莎士比亞最先拿出來的幾個劇本是《亨利六世》、《理查德三世》、《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歷史意味深厚，全然剝奪了批評者從學術文化上居高臨下的可能，於是這位格林惱羞成怒，一下子就吐露出了他內心的嫉恨。其實，這也是後來很多文質彬彬的懷疑論者潛藏的心聲。

這篇文章因格林死後被編入他的文集，才被後人看到，讓後人知道莎士比亞活著時身邊的真實聲浪。可以推想更多真實的聲音比這篇文章更其惡劣，真不知道莎士比亞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創造傑作並創造偉大的。聽說他有時還會與別人在某個啤酒館裡打架，那我想，真是忍不過去了。

大師的處境，即使在四百年後聽起來，也仍然讓人心疼。

在歐洲當時，比莎士比亞更讓人心疼的人還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堂吉訶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連隨口講幾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過中學，無錢上大學，二十三歲當兵，第二年在海戰中左手殘廢。他拖著傷殘之身仍在軍隊服役，誰料四年後遭海盜綁架，因交不出贖金被海盜折磨了整整五年。脫離海盜後開始寫作，後因父亡家貧，再次申請到軍隊工作，任軍需，即因受人誣陷而入獄。出獄後任稅吏，又第二次入獄，出獄後開始寫《堂吉訶德》。但是就在此書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門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獄，後又因女兒的陪嫁事項再一次出庭受審……總之，這位身體殘廢的文化巨人有很長時間是在海盜窩和監獄中度過的，他的命運實在太苦了。

《堂吉訶德》已經出版，而且引起廣泛轟動。但是，無論是地方官員還是法官，明明知道他的文學才華卻不願憑著一點良知，認真審查他遭受的災難，給他一點點起碼的公平。

當時的西班牙與英國不同，沒有讓只讀過中學的塞萬提斯像莎士比亞那樣受到一批「大學才子」的審判，審判他的是真的法庭。然而正是這些真的法庭，使他聯想到綁架了他五年之久的海盜，他們也有事沒事就審判他。

當海盜的審判與法庭的審判連在一起組成他的人生過程時，他不能不搖頭苦笑。

我一時還想不出世界上還有哪位作家比塞萬提斯承受更多的苦難。他無法控訴了，因為每一項苦難來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訴哪方？

因此，塞萬提斯開始冶煉苦難。一個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難便吐出多少苦難，總不是大本事，而且這在實際上也放縱了苦難，居然讓它囫圇出入、毫髮無損。塞萬提斯正恰相反，他在無窮無盡的遭遇中摸透苦難的心竅，因此對它既不敬畏也不詛咒，而是凌駕於它的頭上，俯視它的來龍去脈，然後再反躬自問。

終於，他的抵達正是另一個人物的出發，那就是騎瘦馬、舉長矛的堂吉訶德。這是塞萬提斯用自身苦難鑄造成的，由此證明他已徹底降伏苦難，獲得了一種人類學上的讀解。

堂吉訶德一起步，世界破涕為笑。

於是，塞萬提斯也就在至高層次上詮釋了漫畫和寓言。

前一段時間我在馬德里看到了塞萬提斯的紀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便是堂吉訶德的騎馬像，後面還跟著桑丘。堂堂一國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來紀念他，而且把這個紀念廣場以國名相稱，叫做西班牙廣場，我看在規格上已超過莎士比亞。這片土地以隆重的驕傲來洗刷以往的無知，很可理解。但遺憾的是，堂吉訶德和桑丘的雕像過於寫實，就像是用油畫的筆法描摹一幅天才的漫畫，成了敗筆。德國美學家萊辛在《拉奧孔》中曾娓娓論述，由史詩轉換成雕像是一種艱難的再創造，可惜西班牙歷來缺少萊辛這樣等級的理論家。

西班牙廣場上的這組雕塑，塞萬提斯為白色，堂吉訶德和桑丘為黑色。白色的塞萬提斯天天注視著眼前黑粗笨拙的這一對寶貝又會暗笑，就憑你們這模樣怎麼還能流浪遠方，把苦難流浪成寓言？

塞萬提斯晚年看到了別人偽作的《堂吉訶德》第二卷，於是趕緊又披掛上陣與文化盜賊搏鬥，方式也就是趕寫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腫病而去世。

說莎士比亞是一個假人，給塞萬提斯一本假書，看來異地同理：都想否定他們的真實存在。他們太使周圍垂涎，太使周圍不安。

直到二百多年後，德國詩人海涅指出：

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成了三頭統治，在敘事、戲劇、抒情這三類創作裡分別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海涅眼裡，只有這三頭統治，只有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並世而立的只有兩頭，同在歐洲，卻隔著大海，當時兩個國家還對立著。

我前面已經說過，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戲劇家莎士比亞戲劇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為一個奇怪的日子。誰知還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覺得兩座高峰不能獨遺一座，居然把塞萬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麼，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變得更加奇怪。

當時，無論是英國的斯特拉福，還是西班牙的馬德里，都沒有對他們的死亡有太大的驚訝。人類，要到很多年之後，才會感受到一種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經是餘震。真正的坍塌發生時，街市尋常，行人匆匆，風輕雲淡，春意闌珊。

當時東方也站立著一位文化大師，那就是中國的湯顯祖。

二十世紀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兒的日本學者第一次把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相提並論，他慶幸東西方的戲劇詩人同時活躍在世界，而讓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亞去世的次年，湯顯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緊。

但是，青木正兒先生把中國紀年推算錯了。不是次年，而是同年。湯顯祖也是在一六一六年去世的，離莎士比亞去世未滿百日。

中國與歐洲畢竟路途遙遠，即便是冥冥中的資訊傳遞，也需時日。如果我們設想有一雙神秘的巨手讓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同日離開世界，那麼，讓東方的湯顯祖稍晚百日離開，也算是同時。

他們一起，走得何其整齊，又何其匆匆。

文化，在它的至高層次上絕不是江水洋洋，終年不息，而是石破天驚，又猛然收煞。最美的樂章不會拖泥帶水，隨著那神秘指揮的一個斷然手勢，鍵停弦靜，萬籟俱寂。

只有到了這時，人們才不再喧譁，開始回憶，開始追悔，開始紀念，開始期待。

一六一六年，讓人類驚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