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我終於追上了他們，正要向警察遞上眼鏡，但猶豫了。因為這支抬醉漢的警察隊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漢簇擁著，那些醉漢正興高采烈地向警察遞上一杯杯啤酒和別的吃食，像是在慰問辛勞，警察們又好氣又好笑地一一擋回、推開。我如果在這種熱鬧中擠進去遞上一副眼鏡，在一片嘈雜聲中又說不清話，結果會是怎樣沒準兒警察會說：「這個東方人醉得離譜，居然送給我一副眼鏡」

我只能向警察說明我沒醉，但「我沒醉」恰恰是醉漢的口頭禪。

於是明白，在這裡，不存在醉和沒醉的界限。啤酒節的最高魅力，是讓沒醉的人有口難辯。

那就乾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鏡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漢，說聲「他的」，便轉身離開。

也許，唯一能表示我清醒的，是簡單和乾脆。

盔甲裡的善良

人人都說波恩美麗，卻又說不出它有什麼名勝古蹟。走了幾圈終於明白，真正的美麗不需要歷史來幫助，正像真正的幸福不需要故事來描述。

做了幾十年大國的首都卻幾乎沒有高樓，市政廣場攤販林立，最靠近市政廳的是一個醬菜鋪。

首都搬走了，剩下的最大榮耀可能就是貝多芬狹窄的故居。貝多芬彈出驚人的琴聲時還十分幼小，但反倒是這座城市感到了自己的小，催促孩子到維也納去。

貝多芬走了。維也納有大師，也有一大群似聽眾似批評家的貴族。他們成了貝多芬的新環境，而貝多芬，卻長久地把波恩帶在自己身上，故意讓他們不舒服。

曾經有不少文章記載，貝多芬脾氣很壞，鄙視一切沒有共同語言的人。他身矮體碩，皮膚黝黑，頭髮蓬亂，愁眉苦臉，鄉下口音，用語粗俗，舉止缺乏教養，衣著寒傖骯髒……但是，據貝多芬長期的「義務私人秘書」申德勒最權威的詳細回憶，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貝多芬雖然生活比較樸素，但講究體面和清潔。那些見諸文字的惡意歪曲，是維也納的貴族目光在作祟。

貝多芬其實早就讀懂了他們的眼神。他最初也曾想溶入他們，但很快驚醒，萬萬不能。音樂的原創激情是一種生命的原始呼號，當這種呼號變成一種雅緻的琮琮王爭王爭，只能是表演而不再是創造。貝多芬只要後退一步，周圍的眼神立即會變得柔和起來，而他卻撤離了生命的前沿，必然會快速地在交際酬酢中自沈自埋。誘惑那麼強烈而堅持又那麼困難，因此他必須穿起盔甲。他與貴族們格格不入的脾氣、形貌、口氣、衣著，就是他自衛的盔甲，一旦脫卸立即致命。

這樣當然會引起更多人的誤會，這些人未必是貴族卻是聽眾，他實在不想對他們也防範森嚴，但又怎麼區分此間界線呢因此只能躲在盔甲裡苦惱。

如雄獅般暴烈的他，有時柔聲細氣。我讀到過他的一句內心獨白：「儘管野性難馴，但我內心本善。」

難馴的野性也會失度，所以他需要喁喁私語，不知是自我安慰，還是自我警策。他已經看出了反抗、自衛、自恃的峻厲，很可能會與善良產生矛盾，不僅會掩蓋善良，而且也會吞食善良，因此提醒自己不要失去根本。世上很多反抗者不能成就偉大，便與此有關。

偉大的音樂再加上善良的內心，貝多芬其實已經圓滿。除此之外，一切已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