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一見到元老院的廢墟，我就想起愷撒———他在這裡遇刺。那天他好像在演講吧被剌了二十三刀，最後傷痕累累地倒在龐培塑像面前。

我低頭細看腳下，猜測在他流血倒下的地方。這地方一定很小，一個倒下的男人的軀體，再也不可能偉岸，黯然蜷曲房舍一角。但是當他未倒之時，實在是氣吞萬里，不僅統治現在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比利時，而且波及德國萊茵河流域和英國南部。他還為追殺政敵龐培趕到埃及，與埃及女王生有一子，然後又橫掃地中海沿岸。英雄世界的收縱開闔，實在無可限量。強大生命對於空間的揮灑，簡直匪夷所思。

但是，放縱的結果只能是收斂，揮灑的結果只能是服從。就連愷撒，也不能例外。當他以死亡完成最徹底的收斂和服從之後，他的繼承者、養子屋大維又來了一次大放縱、大揮灑，羅馬帝國橫跨歐、亞、非三洲，把地中海當作了內湖。

我有幸幾乎走遍了愷撒和屋大維的龐大羅馬帝國屬地，不管是在歐洲、亞洲還是非洲。在那裡，經常可以看到早已殘損的古羅馬遺蹟，一看就氣勢非凡，精雅而又恢宏，甚至直到今天還足以睥睨周圍一切其它建築。我相信，當茫茫大地還處於矇昧和野蠻階段的時候，羅馬的征服，雖然也總是以殘酷為先導，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文明的征服。

站在那些地方，我總是一次次對羅馬進行重新解讀。一種潔淨的象牙白那麼自信地隨著鐵蹄和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交通網路撒遍如此遼闊的空間，等鐵蹄和大道早已成為遺蹟，這些象牙白依然在各地自信著，於是它也就牢牢地佔據了時間。

一切偉大從外面看是一種無可抗拒的力量，從裡面看則是一種無比智慧的秩序。羅馬的智慧濃度集中體現在它的法制精神上，因此當我看到埃米利亞會堂遺蹟又站住了。這座建築的功用考古學家們歷來都有爭論，有的說是法庭，有的說是商業會所，我希望它是法庭，因為古羅馬的法制精神需要有一些象樣的遺物讓人紀念。

偉大見勝於空間，是氣勢；偉大見勝於時間，是韻味。古羅馬除氣勢外還有足夠的韻味，使它的氣勢也沁水籠霧，千年不燥。你看那個縱橫萬里的愷撒，居然留下了八卷《高盧戰記》，其中七卷是他親自所寫，最後一卷由部將補撰。這部著作為統帥等級的文學寫作開了個好頭，直到二十世紀人們讀到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時還能遠遠記起。

愷撒讓我們看到，那些連最大膽文人的想象力也無法抵達的艱險傳奇，由於親歷親為而敘述得平靜流暢；那些在殘酷搏鬥中無奈缺失、在長途軍旅中苦苦盼望的風範，因由營帳炬火下的筆畫來彌補，變得加倍優雅。

偉大的史實一旦被樸素敘述本已大氣磅礡，更何況新增這番迷人的流暢和優雅我認為，歐洲最優秀散文背後隱藏的騎士風度實由愷撒的散文演變過來。與人們平常誤會的相反，起源於「統帥文學」的這一支脈，並不表現為誇張、豪邁和狂躁。偉業既已鑄就，功臣就是本人，筆端必然是舉重若輕，恬淡安詳。

這便是羅馬的韻味。

羅馬帝國最終滅亡於西元四七六年，最後一位皇帝叫羅慕洛斯·奧古斯都。當代瑞士出生的劇作家迪倫馬特寫過一部《羅慕洛斯大帝》，可謂精彩紛呈。

迪倫馬特把這個劇作稱之為「非歷史的歷史劇」，說明劇情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但在基本精神上，他卻寫出了羅馬帝國覆亡的必然性，並由此引出了普遍哲理。

在迪倫馬特筆下，羅慕洛斯面對日耳曼人的兵臨城下，毫不驚慌，悠然養雞。他容忍大臣們裹卷國庫財物逃奔，容忍無恥之徒誘騙自己家人，簡直沒有半點人格力量，令人生厭。但越看到後來越明白，他其實是一位洞悉歷史的智者。如果大車必然要倒，妄圖去扶持反而是一種騷擾；如果歷史已無意於羅馬，勵精圖治反而是一種反動。於是，他以促成羅馬帝國的敗亡來順應歷史，而且讓自己的生活形態和人格結構一起敗亡。

但是，作為戰勝者的日耳曼國王更有苦衷。他來攻打羅馬是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他沒有兒子，按傳統規矩只能讓侄子接班，但這個侄子是一個年輕的野心家和偽君子。國王既已看穿又別無良策，只能靠攻打羅馬來投靠羅慕洛斯，看看有沒有另一種傳位的辦法。

於是，羅馬必敗無疑，日耳曼必勝無疑，但在這兩重必然性背後卻另有相反的文章。敗亡者因知道必敗而成了世界的審判者，勝利者因別有原因而渾身無奈。由此聯想到人類歷史上的多少勝敗，掩蓋了大量深刻的內涵。

我認為這是最高層次的喜劇，也是最高層次的歷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