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我經常感到冥冥中有種什麼力量和自己作對，不然為什麼總是碰壁，找份洗碗的工作也這麼難，賣小菜也賺不到錢。還有一次在報上看到一家醫院招廚師的廣告，十三塊錢一小時，我去約見了，自我感覺還不錯，以為會有點希望。出來了在心裡問自己，如果得到這份工作能穩定，還回國去不呢？這樣想著心中就「咚咚」地跳，似乎馬上就面臨著重大選擇。等了幾天也沒有訊息，我每天上午不敢出門，怕錯過了通知的電話，最後忍不住打電話去問，已經錄用了其它人。多次失望以後我也不敢再抱希望，甚至在事前就會本能地預想結果一定與自己所希望的相反，沒達到目的正是證實了自己的預想。懷有這樣的想法我就不太焦灼，心平氣和地面對每一次失敗。我漸漸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認定洗碗這份工作是多倫多給我作出的恰當安排，是我在這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在一個憑實力生存的社會里，我的實力僅僅是還有一把子氣力。我服了氣，對某種好的轉機不再抱有幻想。

出乎意料地，我竟小小地走了一次運。

這天中午思文吃飯的時候隨手翻著《星島日報》，翻到一頁說：「這裡招廚師，你去試試。」我吃著飯沒有留意。招廚師的廣告天天有，但有本領的人太多太多，哪又會輪到我。她見我沒有反應，就翻過去了。吃了飯我躺到床上拿了報紙來看，先看了新聞，又翻到招聘那一版看了，思文說：「招人的廣告看了沒有？」我說：「看了，天天都差不多。我技術又不過硬，試也白試。」她說：「不是那一頁，是一家外國人辦的公司，招中國廚師。」我一聽高興了，憑我的手藝，在唐人街餐館做不行，外國人辦的公司也許還能混過去。我翻到廣告，是一家由香港老闆投資，委託外國人辦的中式快餐連鎖店，叫做ho－lee－chow，一下就要招進幾十個人。我鋪開地圖查到地址，就騎車去了。

這是一家送餐公司，沒有餐廳，顧客打電話訂餐，做好了由司機送上門去。公司六家分店前幾天一起開張，正缺人手。接見我的是個姓王的總廚，會說國語，幾家分店的廚務由他總管。他問我申請什麼位子，我說：「炒鍋。」他說：「做過幾年？」我說：「才做過四年多，在加拿大做了差不多兩年了，要不現在就試試。」

他說：「相信你了。炒鍋位子沒有了，做油爐你來不來。」我說：「對不起，我想知道油爐多少人工一個鐘呢？」他告訴我是九塊錢，我說：「來。」又說：「不過我做炒鍋比較熟一些，王先生今天一定幫我個忙把我分到炒鍋位子上去。」他說：「以後看機會，我記著點。」我站起來點頭笑著。他指頭點一點示意我坐下，說：「有工作證沒有，這不是唐人街的餐館，打黑工也可以。」我說有工作證，他要我影印一份，又要我把開戶銀行支票帳號也帶來，錢直接付到帳號上去，公司只發一張工資單。他問：「今天能不能做，能做就去換衣服。」我說：「明天來可以嗎？我今天還要到另一家餐廳去把那邊廚師辭了。」他說：「那明天不來就當你不會來了。」走的時候我怯生生問一問：「人工多久發一次？」他說：「每週劃到你的帳號上。」我對他半是點頭半是鞠躬，說：「那我明天到哪家分店？」他說：「先到這裡培訓幾天。就這樣了。」

這麼輕易地，一個月就可以多掙幾百塊錢，我心裡高興透了。出了門我走在馬路上，跳起來向空中撈抓幾把，象是抓到了錢，塞到口袋中去，口裡發出「嘖嘖」的聲音。騎上單車又誇張地想象著自己剛才那副低眉順眼的神態，把那種神態在心中仔細描摹。描得活靈活現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在心裡假裝對自己生了氣說：「你呢，男子漢呢，做了那副樣子羞不羞呢？」於是在心裡對自己擠著眼睛扮著鬼臉笑。笑著笑著忽然就再笑不出來，嘆口氣，嘴蠕動著對自己說：「又裝了一回孫子。」

一年多來我總是在裝孫子，這樣別人看著順眼，在心裡肯定了他自己，想著自己是決定他人命運的人物，也許就給我一份工作。我也想做出不卑不亢的樣子，更想做出很神氣的樣子，可我有求於人底氣不足，想做也不能夠，萬一人家看著你不有點不對眼，機會就完了。我不斷地做出低眉順眼的神態，我要讓人家看著高興，人窮了首先要向錢看，講不起志氣。無論如何，我總算找到了一份還過得去的差使，每小時的收入比紐芬蘭多了一倍呢。這是真的，這是實在的，為了這真的實在的玩藝兒我得委屈了自己。我還不太敢相信這樣的好事會這樣輕易地落到自己頭上來，太多的痛苦經驗和失望經歷使我對希望抱著極深的懷疑。也許明天我去了，他說一句「sorry」，我又完了。我心中計算著如果拿到了這份工作，再想辦法爬到炒鍋位子上去，有更多的收入。為了錢這東西，我得把內心那種倔犟的反抗衝動打下去。想到這是對命運的暫時妥協，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我的心中輕鬆了一點。在這個不屬於我的世界裡，倔犟賭氣除了證明自己的不成熟再沒有其它意義。我也想帶著優越的謙虛微笑瀟灑地走幾個來回，可這得有實力。這個我沒有。我心裡明白，我服了氣。這樣想著我又想到思文。要我以這樣的心情對待她，我卻做不到。我也明白一個男人在家庭中的位置並不是由他是一個男人決定的，那種非常現實的東西在大多數情況下起著決定性作用，不幸我也沒逃脫這個大多數的範圍。但無論如何我不能從感情上接受這種事實。有時候我對自己的固執作出反省的時候，又馬上有一種內心衝動對這種反省作出本能的否定。我甚至覺得自己是在捍衛著一種關於愛情的信念，愛情不能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改變，改變了就不再是愛情，不是愛情就不必那樣執著。我可以承認所有的現實，承認自己的無能，承認自己不配有一份象樣的工作，承認自己賴以生存的唯一基礎就是吃了飯有一把力氣，這是我自己的問題，我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可是我不能因為自己的不成功就在家裡畏畏縮縮。我可以在所有的方面壓抑著自己以屈求伸，只有在思文那裡不行。我和思文已經互相等待了這麼長的時間，誰也不願向妥協的方向邁出實質性的一步。不進則退，退到如今想進也難了。說真的，時至今日，我還擔心她會向前邁出這一步呢，那樣我將會進退兩難。

第二天我騎車去上班，路很遠，騎了四十分鐘才騎到。（以下略去600字……）

幹活輕鬆，精力還過剩，我又在一個韓國女人開的一家小餐館找了一分半職的工作，吸塵、洗碗、切菜，每天上午十點半到下午兩點半，三點鐘到ho－lee－chow上班。收入多了，心情也好了一點，到底天無絕人之路。

四十五

多倫多大學有兩幢宿舍在央街上，專門提供給那些帶了家屬的研究生。那裡交通方便，租金便宜，申請的人很多，一般要等一年才能輪到。歷史系有個天津來的博士輪到了，他和太太住在一個孤老太太家中，不要租金，可又不想讓機會輪空了，就把租住權偷偷轉給思文。那房子在十八層樓上，一室一廳，比我們現在住的大一倍多，有獨立的廚房廁所，租金卻也差不多。這樣的機會被思文找到了，我不能不承認她的能幹。

那時我和思文的關係正處於冰點。我每天上午出去深夜回來，一天說不了幾句話。說幾句也是例行公事似的。搬家那天早上，思文見我也不收拾東西，也不說走，問我：「我的東西收好了，下午有人開車搬走，你搬不搬？」我正在猶豫中，希望她來求我，又怕她來求我，聽她這樣一說，我隨口說：「你先搬走，我再說吧。」她說：「你不搬就算了，我是叫了你的。」我說：「這些話就多餘了點，又沒誰叫你負什麼責任。」我在心裡猜測著她這些話是不是說給自己聽的，也許她並不想要我搬去，這樣她就在心裡對自己推卸了責任。又想，也許她還是想要我搬去，又不好直說。還沒想清楚我說：「電視機錄象機你都拿走，我不要，我拿著還是個負擔，電話機你也拿走，我沒有人要打電話。」

深夜我幹活回來，她已經搬走了。我站在房子中間，有一種異樣的陌生的感覺，自己已經被世界徹底遺忘，沒有人再需要我了。我又想象著隔壁那對男女會怎樣在心裡竊笑，關了門樂得在床上打滾，在樓道里碰了面把那種幸災樂禍的微笑傳遞過來。熄了燈我靠在床上默然凝神，一個家就散掉了，這樣輕易這樣平靜，使人根本體會不到這件事對一個人的重大意義。我有點悵然，卻並不悲傷，也沒有那種曾在心中期盼過的解脫的興奮。苦澀的孤寂的生活正在我眼前展開，我必須咬緊了牙堅持下去。我想起自己曾定了五萬塊錢的目標，這一瞬間這個目標成為了神聖的召喚。我在心裡對自己說，不能沮喪，退一步我就完蛋了。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一種力量以父母的慈愛關注著你，悲哀和眼淚都毫無意義。

這樣想著，眼眶中就有淚水湧了出來。我在黑暗中睜圓了眼睛，竭力控制著不讓流下來。僵持了幾秒鐘，一行淚從面頰上流過，接著又是一行。我大聲對自己說：「幹什麼呢，幹什麼呢，都幾十歲了。」說著抽出枕頭，雙手抓著從額頭往下一抹，「嘿嘿」地乾笑兩聲，罵一句「不爭氣的東西」，似乎想也沒想，舉手打了自己一個耳光。清脆的響聲被黑暗的四壁吸收了去，接下來又是一片沉寂。我害怕這種寂靜，感到寂靜中有一種力量從四方沉沉地壓下來。我對著黑暗吹了一聲極長的口哨，「噓」的聲音在房中浮漾。又深深吸口氣，儘可能更長地不停頓地吹著，那一絲聲音帶著悅耳的尖銳。莫名其妙地，順著口哨的聲調，我在一口氣就快吹完的時候，吹起了那首歌，「問我何時歸故里，我也輕聲問自己………」後面的詞記不起來，把曲調一直吹下去。聲音在夜裡特別響亮，我忽然想起如果被隔壁聽見，明天會到房東那裡去訴苦，於是用毯子蒙了頭，在毯子裡使勁地吹，終於，吹得口乾了，嘎然而止，頭頹然地一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