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妮妮送來一盤錄相帶。乘格蘭去上課，喬紅梅把它放在自己的錄相機上看起來。

桔紅色三角梅的拱門。消防塔塔尖。又漂亮又沒用的男友入畫，按門鈴。門開，露出一個二十來歲女孩的臉，鏡頭推進，女孩直是搖頭。男的掏出證件（偽造的記者證）女孩看了證件一眼，聳聳肩，笑了笑，允許幾個提問。她半個身體在門內，半個身體在門外，是接受採訪的老手了（從七歲就跟媒體打交道）。問她從什麼時候起，開始懷疑父親的冤案的。十四歲。她說。什麼引起的呢？「我父親給我的遺書，他預先給我寫了許多封遺書，交到他律師那裡，請律師每年在重要節日或我的生日前，給我寄一封。每一封信都根據我的成熟程度漸漸變得複雜，深沉。他總在猜測我的高度、體重，學習成績，要我記住，這是父親離開我的第幾個年頭。他還為我列出書單，並在下封信裡問我書單裡的書我是否讀過。他在信的結尾總要我相信，父親從來沒有傷害過我，並永遠愛我，保佑我。十四歲的生日，我照例收到一封信，裡面還夾了一對玻璃珠耳環。是小孩戴的那種可笑的首飾。他說我七歲時一次和他上街，一定要他給我買這副耳環，他堅持不買，說小孩不該戴首飾。他一直為此內疚。現在我十四歲了，可以戴首飾了，希望我還喜歡這對耳環。」

女孩講到此低下頭。

她接下去說：「我突然覺得我中了心理醫生的計。而那個三流心理醫生，中了弗洛伊德的計。悲慘的是，其中誰也不想害誰。那個心理醫生太想做出創舉，他以我成名，而代價是我們的家破人亡。我恨我的母親，她像中了邪一樣，幫著心理醫生捕風捉影。你一定已從許多報紙看到，他們怎樣給我洗腦，操控我，一個七、八歲的女孩。」

男友問：「你父親怎樣死的？」

女孩顯得很吃驚：「你是記者，沒有看基本材料嗎？」

男友一窘，但掩飾得很好。他說：「我不相信別的媒體的報導。」

「你是不該相信。假如不是媒體歪曲事實，不會形成那樣的社會輿論，我父親可能也不會自殺。應該說我父親的自殺，和媒體的不負責任有關。」

「他是怎麼自殺的？」

「從當時的現場看，他是自殺了。警察在新墨西哥州沙漠深處，發現了他的車，上面有個空了的安眠藥瓶子。從他那次法庭缺席，到這輛車的發現，有近一個月的時間。」

「屍體呢？」

「沙漠上什麼都可能發生。有野獸和禿鷹，很可能……"

"你現在一個人住嗎？"

「我母親嫁人之後，我自己搬出來了。我父親為我投資的錢獲了不少利，所以我可以住得起舊金山。」

女孩俏皮地一笑，露在門外的一半身體縮回去了一點。

喬紅梅想，這個女孩太像一個人了，但到底像誰。她又想不出來。那神情，那手勢，那快速的沉思，她肯定是見過的。這時，門關上了，桔紅三角梅和消防塔依舊。

妮妮問：「我有一手吧？買通了馬路對面一個老頭，從他家廚房偷拍的。」

喬紅梅說：「我可沒讓你偷拍啊！」

「這個女孩的資料，我那沒用的漂亮東西全給我查出來了，網上能找出幾十篇文章，全是講這樁****案的！連‘紐約時報’‘華爾街報’都登過頭版！女孩的父親是個富翁——不大的富翁。為了打這樁官司，破了產，官司整整打了三年，是‘兒童權益保護委員會’起訴的，主要證人是心理醫生和女孩她媽。」

喬紅梅還在想，她在哪裡見過這位女郎。她告訴妮妮，這事和她的密語者已越來越扯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