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是唐人街長大的，她要她的孩子我殺出唐人街去，就用戒尺把我釘在琴凳和舞蹈把杆上。她寧可吃隔年的鹹魚，也要省出錢，把她的女兒武裝到牙齒，從唐人街殺出一條血路。她終於把我對一切高雅事物的胃口敗盡。

彼得的母親不用戒尺，用淡漠陰沉、帶有先知性的語調對他說：你沒有選擇，親愛的！

每個成年的猶太人都有資格做孩子們的先知。幾千年來降臨在他們種族的苦難太多太多。沒有選擇，必須有備無患。必須做事留後手。首先以最好的功課選學最賺錢的學科：醫學、法律、金融、科學；萬一不行，第二手準備頂上去：音樂、體育、藝術。

童年和少年的彼得氣也喘不過來，拔了尖再拔尖，他不是作為一個孩子活著；他是作為父母的志氣、希望活著。幸虧他母親的先見之明——眼下醫學學歷這張牌打不出去，他還有的是牌可以打。

彼得教學一分鐘不超時，到時候就從忘我境界中一躍而出。有時菲利浦的兒子想和他搭訕幾句都留不住他。他不掙陪人閒聊的錢。

我們從他學生家出來後會漫無目的地閒逛一陣。我會提出一些可去的地方：老城廂去吃點心，黃浦江上坐乘涼輪渡（對了，我和彼得戀愛在早春，關係穩定後，夏天就來了），或者去墨海書局、商務印書館去看不要錢的書。彼得讀過所有的經典文學著作，但對哪一部都談不上酷愛。

你看，我還是沒有讓傑克布出場。人老了，對過去的事情記得比當下的清楚。清楚多了。過去的事情再不好，談起來都味道不錯。

這是我找到的照片。都不太清楚了。跨了一個世紀。你可以看出我的家和我少年、青年時的樣子。昨天你走了以後，我又仔細想了一下，覺得講述得不夠好。

我必須回過頭把菲利浦的家介紹一下。菲利浦祖籍是福建人，曾祖父跑國際單幫跑闊了。所以他家房子再大也只住得下傢俱和擺設，而住不下人。傢俱、擺設堆砌得能讓你的視覺窒息。南洋、西洋、東洋的東西雜陳一處，隨時隨地都有個影子般靜默的女傭在縫隙裡移動，為傢俱和擺設上無數的洞眼、雕刻、花紋擦灰，打核桃油。

菲利浦的太太有十多個用人要指揮，很少露面。菲利浦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是我爸爸的學生，在我這個故事裡沒他角色。我要說的是跟彼得學琴的小兒子。他叫溫世海，十六歲，通英文，半通德文。他形象沒什麼特別，但有一雙特別的眼睛。這雙眼睛上下眼皮都已鬆弛，讓你想到他要麼有嗜睡症，要麼徹夜不眠。世海世海，上上下下的溫家人都這麼叫他。從這一點看，我認定他沒架子，不讓人非得叫他「二少爺」。溫世海的眼神上了年紀似的，十分呆鈍。闊也能把人闊乏了。只有一些瞬間，當他說起日本兵佔了他朋友們的足球場，在那裡練兵，或者，日本兵把幾個外地口音的男人抓到橋頭大廈（當時日本憲兵的監獄），要當抗日分子槍斃——這些個瞬間，他就有了另一雙眼睛，眼神是亢奮的，渴望走出常規，渴望奇蹟。

當今一個十六歲的男孩能幹什麼？還是讓父母伺候吃穿的大寶寶。最多頂一頂嘴，但不會有宏大的謀反企圖。那時十六歲的男孩子，已經幹得出許多大事，比如在日本軍徵的糧食裡撒六六粉，從百老匯大樓頂層撒反日傳單。溫世海就是在一個乖兒子的偽裝下，夜夜忙著抗日的小男子漢。

他每次在鋼琴課結束時，都想和我們聊聊。他不能和他的父親、母親聊，他們太沒骨氣了，早就在殖民者的勢力夾縫裡活得舒舒服服。他從我的一兩句對日本羅圈腿的打趣中看到希望，想把我的攻擊性語言好好利用一下，提升一番格調，變成抗日的積極力量。可我就那麼點激情，那一刻全用在戀愛上。

你們到我們學校來參加音樂會吧，他在門口給了我兩張票。他上的是一所美僑學校，聚集了不多的中國富豪或名流的子女。我們的音樂會很靈的，兩個女高音都灌過唱片！請一定賞光！

這一刻世海的兩隻眼睛一點也不呆鈍，我和彼得就是他走出平庸的嚮導似的。

彼得熱切地看著我。希望我答應帶他去這個音樂會。

音樂會規模不大，在學校的禮拜堂裡舉行。彼得看見一對對珠光寶氣的男女擁著一個個如花似錦的少年，便輕聲向世海打聽，那些男女是什麼名流。

禮拜堂的門廳寬闊，擺出長條桌，上面陳列出冷餐。門廳的一頭，搭起一個酒吧。上海的各國美餚這裡都有。歐洲一片戰火，可是它的葡萄酒、香檳照樣整船運來。一九四○年的六月，上海的猶太難民正抱怨天亮之前走路常常被屍體絆倒，抱怨只生孩子而不喂孩子的中國父母，把孩子的小屍首到處亂扔。這些抱怨者該到這裡來換換眼界。藏汙納垢、蒼蠅如雲的上海包藏著這樣一個精緻高雅的上海，這兩個上海似乎從來不碰頭。

學生家長裡有一個美國醫生，他在百老匯大廈附近開了一個私人診所。他正好在我前面取冷餐，大聲地談論上海當地供應的生理鹽水和葡萄糖不夠乾淨。美國人嫌惡黑人和中國人嗓門大，而這位美國醫生的嗓門又讓他周圍的幾個英國人皺眉撇嘴。

我笑著問他，能否把他手裡的公用銀夾子放回去，因為我需要用它取兩片弗吉尼亞火腿。

他的大紅臉蛋更加紅了，對我誠心誠意道了一聲抱歉，我說沒什麼，我去過您的診所呢。

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