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譯完《堂·吉訶德》。外文所領導體諒我寫文章下筆即錯，所以讓「年輕人」代我寫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寫序。稿子壓了一年也不發排。我並不懂生意經。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討回稿子，以便隨時修改。據說這一來出版社要賠錢的。《堂·吉訶德》就沒有序文而出版了。後來喬木同志責備我為什麼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為序，我就把舊文修改了作為序文。《堂·吉訶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錐編》因有喬木同志的支援，出版社立即用繁體字排印。鍾書高興說：「《管錐編》和《堂·吉訶德》是我們最後的書了。你給我寫三個字的題簽，我給你寫四個字的題簽，咱們交換。」

我說：「你太吃虧了，我的字見得人嗎？」

他說：「留個紀念，好玩兒。隨你怎麼寫，反正可以不掛上你的名字。」我們就訂立了一個不平等條約。

我們的阿瑗週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邊來住住了。以前我們住的辦公室只能容他們小兩口來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學英國的獎學金。她原是俄語系教師。俄語教師改習英語的時候，她就轉入英語系。她對我說：「媽媽，我考不取。人家都準備一學期了，我是因為有人臨時放棄名額，才補上了我，附帶條件是不能耽誤教課。我沒一點兒準備，能考上嗎？」可是她考取了。我們當然為她高興。

可是她出國一年，我們想念得好苦。一年後又增加一年，我們一方面願意她能多留學一年，一方面得忍受離別的滋味。

這段時期，鍾書和我各隨代表團出國訪問過幾次。鍾書每和我分離，必詳盡地記下所見所聞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後，我曾出國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詳盡地記下家中瑣碎還加上阿瑗的評語附識。這種瑣瑣碎碎的事，我們稱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滯留海灘上的石子。我們偶然出門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帶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時搬出來觀賞玩弄。平時家居瑣瑣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選了一些附在附錄三。

我們只願日常相守，不願再出國。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國訪問半年。她依戀父母，也不願再出國。她一次又一次在國內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牽心掛腸的離別。

一九八二年六月間，社科院人事上略有變動。文學所換了所長，鍾書被聘為文學所顧問，他力辭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別高興說：「無官一身輕，顧問雖小，也是個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開會，有車來接。他沒頭沒腦地去了，沒料到喬木同志忽發奇想，要夏鼐、錢鍾書做社科院副院長、說是社科院學術氣氛不夠濃，要他們為社科院增添些兒學術氣氛。喬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談妥，對鍾書卻是突然襲擊。他說：「你們兩位看我老同學面上……」

夏鼐同志已應允，鍾書著急說，他沒有時間。喬木同志說：「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畫圈，三不要你開會。」鍾書說：「我昨晚剛辭了文學所的顧問，人家會笑我‘辭小就大’。」喬木同志說：「我擔保給你闢謠。」鍾書沒什麼說的，只好看老同學面上不再推辭。回家苦著臉對我訴說，我也只好笑他「這番捉將官裡去也」。

我有個很奇怪的迷信，認為這是老天爺對誣陷鍾書的某人開個玩笑。這個職位是他想往的，卻叫一個絕不想做副院長的人當上了。世上常有這等奇事。

鍾書對出國訪問之類，一概推辭了。社科院曾有兩次國際性的會議，一次是和美國學術代表團交流學術的會，一次是紀念魯迅的會。這兩個大會，他做了主持人。我發現鍾書辦事很能幹。他召開半小時的小會，就解決不少問題。他主持兩個大會，說話得體，也說得漂亮。

一年之後，他就向喬木同志提出辭職，說是「尸位素餐，於心不安」。喬木同志對我點著鍾書說：「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辭職未獲批准。反正鍾書也只掛個空名，照舊領研究員的工資。他沒有辦公室，不用秘書，有車也不坐，除非到醫院看病。

三里河寓所不但寬適，環境也優美，阿瑗因這裡和學校近，她的大量參考書都在我們這邊，所以她也常住我們身邊，只週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單位就在我們附近，可常來，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