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瑗到了工廠，跟上一個八級工的師傅。師傅因她在學校屬美工組，能畫，就要她畫圖。美工組畫宣傳畫，和鋼廠的圖遠不是一回事。阿瑗趕緊到書店去買了書，精心學習。師傅非常欣賞這個好徒弟，帶她一處處參觀。師傅常有創見，就要阿瑗按他的創見畫圖。阿瑗能畫出精確的圖。能按圖做出模型，灌注鐵水。她留廠很久，對師傅非常佩服，常把師傅家的事講給我們聽。師傅臨別送她一個飯碗口那麼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見的像章中數這枚最大。

鍾書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憐。我曾到昌黎「走馬看花」，我們一夥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區。鍾書下放時，「三年饑荒」已經開始。他的工作是搗糞，吃的是黴白薯粉摻玉米麵的窩窩頭。他陰曆年底回北京時，居然很會顧家，帶回很多北京已買不到的肥皂和大量當地出產的蜜餞果脯。我至今還記得我一人到火車站去接他時的緊張，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還需回去。

我們夫妻分離了三個月，又團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學所遷入城內舊海軍大院。這年五月，我家遷居東四頭條一號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一家三口加一個阿姨居然都住下，還有一間做客廳，一間堆放箱籠什物。

搬進了城，到「定稿組」工作方便了，逛市場、吃館子也方便了。鍾書是愛吃的。「三年饑荒」開始，政治運動隨著安靜下來。但我們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畢業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專」，又加父母雙「白」，她只是個盡本分的學生，她將分配到哪裡去工作呀？她填的志願是「支邊」。如果是北方的「邊」，我還得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從她進了大學，校內活動多，不像在中學時期每個週末回家。煉鋼之前，她所屬的美工組往往忙得沒工夫睡覺。一次她午後忽然回家，說：「老師讓我回家睡一覺，媽媽，我睡到四點半叫醒我。」於是倒頭就睡。到了四點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問，怕耽擱時間。我那間豆腐乾般大的臥房裡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們覺得阿瑗自從上了大學，和家裡生疏了；畢業後工作如分配在遠地，我們的女兒就流失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學校分配阿瑗留校當助教。我們得知訊息，說不盡的稱心滿意。因為那個年代，畢業生得服從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終身的。我們的女兒可以永遠在父母身邊了。

我家那時的阿姨不擅做菜。鍾書和我常帶了女兒出去吃館子，在城裡一處處吃。鍾書早年寫的《吃飯》一文中說：「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他沒說吃菜主要在點菜。上隨便什麼館子，他總能點到好菜。他能選擇。選擇是一項特殊的本領，一眼看到全部，又從中選出最好的，他和女兒在這方面都擅長：到書店能買到好書，學術會上能評選出好文章，到綢布莊能選出好衣料。我呢，就彷彿是一個昏君。我點的菜終歸是不中吃的。

吃館子不僅僅吃飯吃菜，還有一項別人所想不到的娛樂。鍾書是近視眼，但耳朵特聰。阿瑗耳聰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時候，我們在觀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聽到的只是他們的一言半語，也不經心。鍾書和阿瑗都能聽到全文。我就能從他們連續的評論裡，邊聽邊看眼前的戲或故事。

「那邊兩個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來的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題目———他不就是兩人都說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嗎？……看他們的臉……」

「這一桌是請親戚」———誰是主人，誰是主客，誰和誰是什麼關係，誰又專愛說廢話，他們都頭頭是道。

我們的菜一一上來，我們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飯算賬的時候，有的「戲」已經下場，有的還演得正熱鬧，還有新上場的。

我們吃館子是連著看戲的。我們三人在一起，總有無窮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