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第一次到倫敦時，鍾書的堂弟鍾韓帶我們參觀大英博物館和幾個有名的畫廊以及蠟人館等處。這個暑假他一人騎了一輛腳踏車旅遊德國和北歐，併到工廠實習。鍾書只有佩服的份兒。他絕沒有這等本領，也沒有這樣的興趣。他只會可憐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險」：從寓所到海德公園，又到托特納姆路的舊書店；從動物園到植物園；從闊綽的西頭到東頭的貧民窟；也會見一些同學。

巴黎的同學更多。不記得是在倫敦還是在巴黎，鍾書接到政府當局打來的電報，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會」的代表，到瑞士日內瓦開會。代表共三人，鍾書和其他二人不熟。我們在巴黎時，不記得經何人介紹，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國共產賞員王海經請我們吃中國館子。他請我當「世界青年大會」的共產黨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鍾書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鍾書和我隨著一群共產黨的代表一起行動。我們開會前夕，乘夜車到日內瓦。我們倆和陶行知同一個車廂，三人一夜談到天亮。陶行知還帶我走出車廂，在火車過道里，對著車外的天空，教我怎樣用科學方法，指點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會」開會期間，我們兩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會，一概逃會。我們在高低不平、窄狹難走的山路上，「探險」到萊蒙湖邊，妄想繞湖一週。但愈走得遠，湖面愈廣，沒法兒走一圈。

重要的會，我們並不溜。例如中國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辭的會，我們都到會。上臺發言的，是共產黨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講稿，是錢鍾書寫的。發言的反映還不錯。

我們從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兩星期。

當時我們有幾位老同學和朋友在巴黎大學上學，如盛澄華就是我在清華同班上法文課的。據說我們如要在巴黎大學攻讀學位，需有兩年學歷。巴黎大學不像牛津大學有「吃飯制」保證住校，不妨趁早註冊入學。所以我們在返回牛津之前，就託盛澄華為我們代辦註冊入學手續。一九三六年秋季始業，我們雖然身在牛津，卻已是巴黎大學的學生了。

達蕾女士這次租給我們的一套房間比上次的像樣。我們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盤旋管兒。不過熱水是電熱的，一個月後，我們方知電賬驚人，趕忙節約用熱水。

我們這一暑假，算是遠遊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懷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個孩子，我們也不例外。好在我當時是閒人，等孩子出世，帶到法國，可以托出去。我們知道許多在巴黎上學的女學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託兒所，或寄養鄉間。

鍾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我對於「像我」並不滿意。我要一個像鍾書的女兒。女兒，又像鍾書，不知是何模樣，很費想像。我們的女兒確實像鍾書，不過，這是後話了。

我以為肚裡懷個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懷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貢獻給這個新的生命。在低等動物，新生命的長成就是母體的消滅。我沒有消滅，只是打了一個七折，什麼都減退了。鍾書到年終在日記上形容我：「晚，季總計今年所讀書，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為賢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鍾書很鄭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產院去定下單人病房並請女院長介紹專家大夫。院長問：「要女的？」（她自己就是專家。普通病房的產婦全由她接生。）

鍾書說：「要最好的。」

女院長就為我介紹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園洋房離我們的寓所不遠。

斯班斯大夫說，我將生一個「加冕日娃娃」。因為他預計娃娃的生日，適逢喬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們的女兒對英王加冕毫無興趣，也許她並不願意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十八日進產院，十九日竭盡全力也無法叫她出世。大夫為我用了藥，讓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來，發現自己像新生嬰兒般包在法蘭絨包包裡，腳後還有個熱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渾身連皮帶骨都是痛，動都不能動。我問身邊的護士：「怎麼回事兒？」

護士說：「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