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隊的辭兒，不稱「所」而稱「連」。兩連動身的日子，學部敲鑼打鼓，我們都放了學去歡送。下放人員整隊而出；紅旗開處，俞平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幹校上學，我看著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發現許多人

缺乏歡送的熱情，也紛紛回去上班。大家臉上都漠無表情。

我們等待著下幹校改造，沒有心情理會什麼離愁別恨，也沒有閒暇去品嚐那「別是一般」的「滋味」。學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幹校，沒下去的也得加緊幹活兒。成天坐著學習，連「再教育」我們的「工人師傅」們也膩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歲的小「師傅」嘀咕說：「我天天在爐前煉鋼，並不覺得勞累；現在成天坐著，屁股也痛，腦袋也痛，渾身不得勁兒。」顯然煉人比煉鋼費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項苦功夫。

煉人靠體力勞動。我們挖完了防空洞——一個四通八達的地下建築，就把圖書搬來搬去。捆，扎，搬運，從這樓搬到那樓，從這處搬往那處；搬完自己單位的圖書，又搬別單位的圖書。有一次，我們到一個積塵三年的圖書館去搬出書籍、書櫃、書架等，要騰出屋子來。有人一進去給塵土嗆得連打了二十來個嚏噴。我們儘管戴著口罩，出來都滿面塵土，咳吐的盡是黑痰。我記得那時候天氣已經由寒轉暖而轉熱。沉重的鐵書架、沉重的大書櫥、沉重的卡片櫃——卡片屜內滿滿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輕人狠命用肩膀打，貼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來。這又使我驚歎，最經磨的還是人的血肉之軀！

弱者總沾便宜；我只幹些微不足道的細事，得空就打點包裹寄給幹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寫家信；三言兩語，斷斷續續，白天黑夜都寫。這些信如果保留下來，如今重讀該多麼有趣！但更有價值的書信都毀掉了，又何惜那幾封。

他們一下去，先打掃了一個士積塵封的勞改營。當晚睡在草鋪上還覺得懊熱。忽然一場大雪，滿地泥濘，天氣驟寒。十七日大隊人馬到來，八十個單身漢聚居一間屋裡，分睡在幾個炕上。有個跟著爸爸下放的淘氣小男孩兒，臨睡常繞炕撒尿一匝，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鎮上去買吃的：有燒雞，還有煮熟的烏龜。我問默存味道如何；他卻沒有嘗過，只悄悄做了幾首打油詩寄我。

羅山無地可耕，幹校無事可幹。過了一個多月，幹校人員連同家眷又帶著大堆箱籠物件，搬到息縣東嶽。地圖上能找到息縣，卻找不到東嶽。那兒地僻人窮，冬天沒有燃料生火爐子，好多女同志臉上生了凍瘡。洗衣服得蹲在水塘邊上「投」。默存的新襯衣請當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見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請人代洗，便賠掉幾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幹校的人，當然關心幹校生活，常叫我講些給他們聽。大家最愛聽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魚的故事。當地竭澤而漁，食堂改善伙食，力紅燒魚。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買了一份；可是吃來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撈起最大的一塊想嚐個究竟，一看原來是還未泡爛的藥肥皂，落在漱口杯裡沒有拿掉。大家聽完大笑，帶著無限同情。他們也告訴我一個笑話，說鐵鍾書和丁xx兩位一級研究員，半天燒不開一鍋爐水！我代他們辯護：鍋爐設在露天，大風大雪中，燒開一鍋爐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話畢竟還是笑話。

他們過年就開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車，脫坯，造磚，蓋房，充當壯勞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幾位「老弱病殘」都在免役之列，只幹些打雜的輕活兒。他們下去八個月之後，我們的「連」才下放。那時候，他們已住進自己蓋的新屋。

我們「連」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二日動身下幹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圓還有得一。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圓一人；得一已於一月前自殺去世。

得一承認自己總是「偏右」一點，可是他說，實在看不慣那夥「過左派」。他們大學裡開始圍剿「五一六」的時候，幾個有「五一六」之嫌的「過左派」供出得一是他們的「組織者」，「五一六」的名單就在他手裡。那時候得一已回校，阿圓還在工廠勞動；兩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離開我的時候說：「媽媽，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階級鬥爭如火如荼，阿圓等在廠勞動的都返回學校。工宣隊領導全系每天三個單元鬥得一，逼他交出名單。得一就自殺了。

阿圓送我上了火車，我也促她先歸，別等車開。她不是一個脆弱的女孩子，我該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著她踽踽獨歸的背影，心上悽楚，忙閉上眼睛；閉上了眼睛，越發能看到她在我們那破殘凌亂的家裡，獨自收拾整理，忙又睜開眼。車窗外已不見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讓眼淚流進鼻子，流入肚裡。火車慢慢開動，我離開了北京。

幹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簡直換了個樣兒，奇怪的是我還一見就認識。

我們幹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黃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簽名簿上寫上錢鍾書的名字，怒道：「胡說！你什麼錢鍾書！錢鍾書我認識！」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錢鍾書。黃大夫說：「我認識錢鍾書的愛人。」默存經得起考驗，報出了他愛人的名字。黃大夫還待信不信，不過默存是否冒牌也沒有關係，就不再爭辯。事後我向黃大夫提起這事，她不禁大笑說：「怎麼的，全不像了。」

我記不起默存當時的面貌，也記不起他穿的什麼衣服，只看見他右下頷一個紅包，雖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狀卻崢嶸險惡：高處是亮紅色，低處是暗黃色，顯然已經灌膿。我吃驚說：「啊呀，這是個疽吧？得用熱敷。」可是誰給他做熱敷呢？我後來看見他們的紅十字急救藥箱，紗布上、藥棉上盡是泥手印。默存說他已經生過一個同樣的外疹，領導上讓他休息幾天，並叫他改行不再燒鍋爐。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頂頭上司因我去探親，還特地給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長卻非常嚴厲，只讓我跟著別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隊。默存送我回隊，俄們沒說得幾句話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圓和我暫時還瞞著他，這時也未及告訴。過了一兩天他來信說：那個包兒是疽，穿了五個孔。幸虧打了幾針也漸漸痊癒。

我們雖然相去不過一小時的路程，卻各有所屬，得聽指揮、服從紀律，不能隨便走動，經常只是書信來往，到休息日才許探親。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稱為大禮拜。如有事，大禮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獨在北京的阿圓，我們就算是同在一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