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三所後，"老胡師"在來信中先是嘆息，接著又是讚揚，說我雖然可惜地離開了自己的專業，有點"遁世"的消極，但謝天謝地總算從激烈的、無謂的爭鬥中解脫了——這也值得慶幸啊……
讀著這些信，一時無語。我想他大概再也不會明白我了。
很可惜——這才真的算可惜呢。我的那位兄長和導師本該是他的同類，他應該自覺地站到這一邊。我的兄長最後吐出的殷紅的血應該濺到他的身上才好，也許這樣才會讓他記住什麼。我感到更加憤慨的是，他正在不自覺地踐踏什麼，而它是我心中最可寶貴的東西……還有，他認為我退卻了，逃遁了——我會嗎？
退卻的年代已經過去了。退卻的機會再也沒有留給我。我命中註定了要迎上去，要承受，要承受這一切。我說過我從屬於一個特殊的家族，當我慢慢辨認出這一點時，我就明白了該做些什麼。我只有一種結局，就是迎上去，奔向那個我應該去的地方。這是非常光榮的。
我離開了那些嘈雜，只是為了更好地檢視。還有，我要舔一舔創痛。我要好好地整理渾渾的思緒，把愛和恨的貯備好好咀嚼一遍。我會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鐘。
柏慧，今天該是個時候了，有機會我將好好地談談你的父親。
……失去了當面向你敘說這些的機會，大約是一生的遺憾。好在我仍然能夠敘說；而且我們都是過來人，有了另一種達觀與平靜。在學院時，在你面前，我是一個燃燒著的山裡毛頭小夥子，驚悸未消，說不出一句連貫的話語——特別是牽涉到我的家庭，我的身世的時候。我只記得母親在分手時對我的告誡：永遠也不要對別人提起你的父親……
由於那個春天的丁香花開得太茂盛，濃烈的氣味讓我整個個人都眩暈了。在一陣恍惚迷離中，我忘記了母親的告誡。
於是報應接踵而來。
我出生在登州海角的一個小城裡。這兒在民國初年有過一陣畸型的繁榮，倚仗了一個天然良港，海上貿易使它日益發達。小城的人見多識廣，他們有幸不斷在這兒迎接一些非帶有意思的人物。那些在中國近代史上被寫過一二筆的人，當年就有幾雙腳板磕響了小城青磚鋪起的街道。一些新興工業主、大商人，紛紛來到這個小城，拓展他們的一份事業。我的外祖父一家來得更早一些，當地人記得從一開始這兒就有這麼一支望族。他們的主要產業不在這兒，這兒只是他們一個愜意的居住地。藍藍的海灣，密密的樹林連線著潔白的沙灘，一年中有一多半時間風和日麗。而且這兒交通方便，風氣開化，又免除了大都市的擁擠和喧譁。
外祖父的前幾代都是經營實業物產的，最早還出過一個清代官吏，作為第一批欽定的"金礦督辦"，到登州海角來"發鑿山谷"。我相信當年的"督辦"是一個肥缺，整個家族的興盛顯然有跡可循。反正到了外祖父這一代，已經沒人能說得清他們有多少資產了。外祖父走的也是當時大多數名門子弟的道路：在大城市讀書，尋機會到國外深造——如果不是因為意想不到的一場婚姻，外祖父一定會在他二十歲左右出洋。
他當時完全是瘋迷了，為了外祖母不顧一切。外祖母只是他們府中一個身材瘦小的使女，他們竟然難捨難分，後來一起從海港上逃走了。在外流浪的幾年中，外祖父結識了一些革命黨；最後跟上一位荷蘭籍醫生學醫，去了歐洲。歸來時父母都去世了，外祖父和外祖母雙雙回到這座小城。這兒處於戰略要地，由於有一個港口，又臨近一個國內最大的金礦，幾派政治力量都在這兒集結、較量。外祖父回來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開辦了當地第一所中西醫院，並親自擔任院長。
他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當地政治紛爭，我無法從外祖母和母親口中知道得太多。我出生時外祖父已經不在人世。
從他那場奮不顧身的戀愛我就明白了，外祖父是一個心懷熱烈理想、追求完美的人。他本來可以任意享用祖上的遺產，無憂無慮地度過一生。但他寧可讓這一輩子波瀾迭起、驚險叢生，而不願重複一種陳腐老舊的生活。他勇敢地投入了自己只遭逢一次的時代，做了一個男人該乾的事情。
這樣的人往往不得善終。
一個人心中燃燒著希望，就不能害怕犧牲。犧牲對他而言是經常的事情。
我的父親從小就在他叔伯爺爺——一個官僚商賈身邊生活。因為叔伯爺爺沒有兒子，就對父親格外器重。可是這並沒有阻礙他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已經是一位頗有名氣的人物，以後甚至擔任過一支部隊的副政委。
後來由於鬥爭的需要，他才不得不脫下軍裝。
父親就在擔任副政委的前後結識了外祖父一家。外祖母后來說，他來到那個大院，看到那幾棵高大茂盛的白玉蘭樹，頓時雙眼一亮。那是一個春天……父親頻頻來往於小城和另外幾所大城市之間。而今，他所做過的一切都湮沒在歷史的塵煙之中。他的事蹟沒有被寫入教科書中，沒有被記錄下來，我只能從外祖母和母親的隻言片語中得知一點，留在腦海裡連綴編織。
大約是父親和母親結婚的第二年，外祖父遇難了。他多少年來都是當地醜惡勢力的眼中釘，敵人已經不止一次揚言要"除掉他"。他們知道外祖父的分量，完全懂得要實現自己的陰謀，就必須消除小城中這個巨大的、難以動搖的存在。
母親說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天氣悶熱異常。全家人都沒有午睡，不知為什麼不安地走來走去。父親出發到外地去了，大院裡只有母女倆、一兩個常住院內的幫工。他們好像都同時在掛念著什麼。"老爺"還沒有回來——"老爺"開會去了……到了下午，很快，太陽紅了，紅得像血。一陣風吹得樹葉亂響，像有馬隊從牆外馳過。就在這時，大院的正門被什麼撞開了——所有人都看到了外祖父的大紅馬走了進來，馬背上沒有人！
馬背上有溼溼的一片，母親伸手摸了一下，是紅色的。外祖母迎著紅馬叫了一聲，紅馬扭頭就跑。全家人緊緊隨上。
大紅馬跑、跑，一直跑了好久，來到了城郊，那裡是一片矮矮的松林……外祖父就在那兒遭了埋伏。他靜靜地躺著，身下的白沙和一層松針都被染紅了。
這就是外祖父的死。它離我的出生還有近十年的時間。那一場巨大的不幸、難以想象的悲慟完全被排除在我的視野之外，卻不可避免地在我心中結下了永難消除的疤痕。因為我們的生活到處打下了他的印記——我識字以後讀到的每一本有趣的書，問一下都是他遺下的；還有那些精美的小器具，比如一件漆器、一個八音盒、一臺西洋鍾，都是他留下來的。更多的是故事，外祖母在夜深人靜時忍不住就要回憶那些美好的或是擔驚受怕的年代。外祖父在我心目中成了一個神秘的、英俊的、殉道的男人。
他沒有迎來小城的解放，雖然他為之奮鬥了一生。這對於他不知是不是一件幸事。父親的經歷多少可以給人一點啟迪，因為他們走了相同的道路，用來互為參照也並非毫無意義。
外祖父遇害的第二年小城解放了。作為勝利者，父親接受了人們獻花，受到了好多人的歡呼……但他沒有陶醉，很快就投入了更為繁忙的工作，幾乎不怎麼沾家——母親說他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簡直化為了革命肢體上的一個器官。那時候有多少事情要做，他的心情時而沉重時而歡樂，兩眼常常閃爍著動人的光。
這種光用不了多久就要熄滅了。奇怪的是他毫無預感。因為一個人如果被理想燒灼著，心中存有不滅的希望，那麼生命就不屬於自己了。他甚至在解放前夕做了一件事——我相信這件事會長久地折磨著他，特別是他生命接近終點的時候。
我前面說過，他從小就跟在叔伯爺爺身邊，他曾是大山裡的一個窮孩子。叔伯爺爺是省城的一個大官僚，把他從山裡領走，洗去了他身上的泥土，又送他上學，直到把他養育成人。那個老人和他的夫人都在父親身上花費了不少心血，他們是他無可爭執的恩人。後來父親從他們身邊飛開了。當平原地區的戰爭到了決定關頭時，叔伯爺爺親自策劃了幾次大的行動，使革命力量蒙受了巨大損失。也是一種宿命，那個老人在一次回鄉時竟然被俘了。這在當時是一件大事，父親受命參與了對自己叔伯爺爺的審判。
結果可想而知。叔伯爺爺被處決了。據母親說，行刑前夕爺兒倆談了一次話，兩個人看上去都還平靜……其實誰都明白，整個平原上也許只有一個人能夠挽救這個老人的生命，他就是我的父親。可他沒有那樣做。
這就是一個處於特殊時刻的人：純潔而殘酷。他深深地愛著、恨著，走到了一個極端。
可是他想不到小城解放的第二年，他自己也被捕了。這個事件驚動了全城的人，因為這太突然太出乎預料了。他攪進了一個永遠無法查清的案件中，據說這個案件水落石出那天就可以解釋一切：黑暗年代裡一個又一個革命者的失蹤、鬥爭的失利、計劃的破產……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逮捕父親大半隻是出於臆測，或出於更大的陰謀。反正我相信母親的話：
她當時就認為父親是無辜的。父親永遠不會背叛。是他的忠貞使他逼近了這樣一個結局。
從此我們家走入了恐怖時期。大院裡沒有一天是安寧的，不斷湧進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他們大半都是我們不認識的人。
母親日夜哭泣，後來又病倒了，是外祖母勸導她、安慰她，請醫生為她診治……今天我想：外祖母可以說是天底下最不幸的女人了，失去了丈夫：又守著一個失去了男人的女兒，這是她唯一的女兒啊！
母親告訴我，她當時後悔的是沒有聽從別人的勸告，儘快地離開這個大院，也沒有把父親的東西轉移出去。不久一些人駕著馬車來了，不由分說就把幾代人積存的東西往車上裝。外祖母瘋了一樣奔跑，伸手攔他們，說這是先生的東西，你們沒有權利拿走。領頭的冷笑說：先生算什麼？
"先生"就是我的外祖父，因為那時已經不能叫"老爺"了。天哪，一個為小城的解放忙碌一生、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的人，在勝利者看來已不算什麼了。外祖母坐在了院裡的方磚地上，不吱一聲。她似乎明白了，勝利者即倖存者，他們要背叛和遺忘都是非常容易的。他們為所欲為，只要有個藉口。
現在他們的藉口就是這個大院出了一個"敵人"，這個人剛剛被捕，因而這裡要全面清查……我們一家是獻出了生命和鮮血、獻出了全部熱情的人，可憐的我們直到最後才明白：
我們不是勝利者。
那一次馬車究竟拉走了多少東西，已經無法統計了。有人說整整拉了十二車，有人說更多。反正當時都害怕、憤怒、驚愕，顧不上其他了。東西都拉到了新成立的一個管委會，大部分堆在一個大磚屋中，後來可能又轉移到別的地方一部分。
媽媽的病好了。奇怪的是她在更為嚴酷的時候反而挺住了。她安頓好自己的母親，一個人去見城裡的司令官。司令官對她還算禮貌，耐心聽了她的陳述。媽媽主要指出自己的父親屬於為革命獻身的先烈，我們既然勝利了，就應該尊重他，尊重他的一切。司令官覺得有道理，但又認為我父親的東西（它們有可能是罪證）與外祖父的東西並非一下子可以分得清的，所以暫且一併收起——歸還的日子嘛，指日可待。
媽媽抱著一線希望歸來了。
結果過了很長時間才傳回話來，讓去人認領東西。外祖母和母親都去了，領回的都是一些外祖父穿過的舊衣服，不太值錢的老式傢俱。要知道外祖父當年是非常簡樸的，他的全部積蓄都用在了新醫院的創立上，當時的藥品和醫療器械非常貴，有不少需要直接進口。媽媽說這些藥品的一大部分都在暗中運給了革命隊伍……令人欣喜的是幾乎所有書籍都拉回來了，這一點讓媽媽高興。她說：從那時起她就明白了，掠奪者是些不讀書的人。
我知道外祖父、父親，還有那個同樣不幸的"反動政客"，據說是心慈面軟的父親的叔伯爺爺，都是些讀書的人。
他們不停地讀。我那時覺得母親在把人劃分成"讀書的人"和"不讀書的人"，而不僅僅是分成"好人"和"壞人"。直到長大了我才明白，劃分人的方法還有許多，比如說"善良的人"和"兇狠的人"、"單純的人"和"複雜的人"、"純潔的人"和"汙濁的人"、"卑劣的人"和"崇高的人"……要劃分起來真是沒完沒了。
這個大院從那時起就不適合居住了，尤其是隻剩下一些女人的時候。這兒有著太多的往昔的氣味，令人心疼的懷念和追憶日夜噬咬人心。外祖母和母親都盤算著怎樣離開這裡。
這顯然是個非常痛苦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