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雲生，男，司機。用吉普車做路障攔截罪犯，並用板子砸擊罪犯。
張軍，男，市委宣傳部幹部。用腳踏車圍截罪犯，被罪犯撞倒。
王老六，男，賣菜老人。用菜車上的一捆蒜辮摔向罪犯，被罪犯踢倒。
楊小寧，男，中學生。赤手空拳撲向罪犯，被罪犯擊倒。
程萬里，男，待業青年。用手拉住罪犯，被罪犯摩托車撞成輕傷。
孫玉芬，女，紅衛路銀行職員。拒交保險櫃鑰匙，被罪犯重傷致殘。
程海泉，男，紅衛路銀行職員。拒開保險櫃，被罪犯重傷致殘。
鄭振保，男，紅衛路銀行保衛人員。盤查罪犯，被罪犯重傷致殘。
賀永瑞，男，紅衛路銀行保衛人員。阻擊罪犯，壯烈犧牲。
周娟，女，紅衛路營業部主任。奮勇報警，壯烈犧牲。
陳東來，男，古城監獄獄警。與罪犯搏鬥，重傷。
齊力，男，古城監獄獄警。與罪犯搏鬥，重傷。
王海英，男，古城監獄獄警。與罪犯搏鬥，重傷致殘。
施佔峰，男，古城監獄政委。阻擊逃犯，重傷致殘。
吳俊傑，男，古城監獄獄警。阻擊逃犯，壯烈犧牲。
張振國，男，古城監獄武警。阻擊逃犯，壯烈犧牲。
楊四海，男，省城民警，司機。跟蹤罪犯，重傷。
劉剛，男，省城民警。跟蹤罪犯，重傷致殘。
樊勝利，男，省城民警。阻擊罪犯，重傷致殘。
侯大貴，男，省城武警。捕獲罪犯，壯烈犧牲。
趙新明，男，省城民警，市局刑偵指導科科長。追蹤罪犯，壯烈犧牲。
郭曾宏，男，省城民警，市局防暴大隊警務處處長。捕獲罪犯，壯烈犧牲。
魏忠玉，男，地區民警。捕獲罪犯，重傷。
李海南，男，地區公安處刑警隊副隊長。偵破罪犯，重傷。
王愛民，男，地區民警。捕獲罪犯，重傷致殘。
馬衛新，男，地區武警。捕獲罪犯，壯烈犧牲。
何波，男，地區公安處處長。阻擊罪犯，壯烈犧牲。
張大寬，男，省城汽車修理個體戶。偵查跟蹤罪犯，壯烈犧牲。目前，有關1·13一案及其連帶案件的審理和調查仍在進行之中。
遭遇十面埋伏（代後記）
寫完《十面埋伏》的最後一筆，已經是凌晨4點，天色黑沉沉的，住宅四周悄無生息。我一個人默默地坐在自己不足4平方米的書房裡，眼淚突然洶湧而至。我用雙手抹了一把又一把，怎麼也抹不完。
為自己，也為自己作品中的這些人物。
《十面埋伏》是自己耗時最長的一部作品。採訪時間長，構思時間長，寫作時間長，對自己身體和健康的損耗也最大最長。寫完《十面埋伏》，我發現自己的視力下降到足以讓我感到震驚的地步。身體的抵抗力也大不如前。成年累月地伏在電腦熒屏前，脖子幾乎成了硬的，動不動就頭暈腦脹，頸椎有毛病勢在必然。為了體驗那種真正驚心動魄的感覺，自己曾跟著特警隊，連夜長途奔襲數百公里，到鄰省一個偏遠鄉鎮去解救人質。回來後昏睡兩天兩夜，上吐下瀉，高燒不退，患急性中耳炎以至鼓膜穿孔，住院20余天。與其說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在進行著殊死的較量，還不如說自己的肉體和靈魂在進行著殊死的較量。
也許在有些人眼裡，我的這種情感方式和寫作方式，實在有些太迂腐大可笑太陳舊太原始，都什麼年代了，還有這樣的舉止和表現，除了再一次印證你這種落伍作家的「不可救藥」外，還能說明你什麼？
就像我的這種費勁而又愚笨的寫作方法一樣，每寫一部作品前，都必須進行大量的採訪和調查。不熟悉，不瞭解，感動不了自己的人和事，我根本無法落筆。即使是在寫作期間，一旦有拿不準的地方，還是得不斷地往下跑。沒辦法，寫現實題材，只要寫的不是個人親身經歷過的事情，大概就只能這樣，於是越寫就越覺得難。就像畫畫一樣，畫大家都沒見過的東西怎麼畫也可以，畫大家都司空見慣的東西你再費勁還是讓人看著有毛病。大家都沒經歷過的年代和社會，你想怎麼寫就可以怎麼寫；大家正生活在其中的日子，你若想把它寫像了，大家都認可了，可就絕非那麼容易。這跟作家的想象力沒有任何關係，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把你沒見過，沒聽過，一支兒不懂不知道不熟悉不瞭解的東西寫得栩栩如生。一個細節，一常識性的東西，有時候採訪好長時間還是鬧不明白。
其實累點苦點倒在其次，再累還累得過那些打工仔？再苦還苦得過那些下崗工人？你跟著去「執行」了一次任務，就幾乎住了近一個月的醫院，那些時刻在執行任務的普通幹警又該如何？說實在的，寫這種現實題材的作品，真正勞心勞力的其實是作品以外的一些東西。對於作家來說，如果你選擇了直面現實，直面社會，那就猶如陷入雷區，遭遇十面埋伏一樣。我曾聽作家蔣子龍說過，他去一個地方採訪，人還沒到，就已經接到許多電話，你是不是要寫那個地方？是不是要寫那個地方某某人某某事？勸說的，提醒的，暗示的，甚至還有要挾的，恐嚇的，告狀的，簡直能讓你瞠目結舌，其實像這樣的事情，自己也不知遇到過多少次。你想採訪到一點兒真實的東西，實在太難太難。等你採訪了，寫出來了，各種各樣對號入座的就叉來了。明的，暗的，讓你防不勝防。拍攝電影《天網》時，由於恐嚇電話太多，當時作為全國人大常委的謝鐵驪導演，竟也不得不請太原市公安局派警察在現場進行保護。拍攝電視劇《抉擇》時，曾拍攝過《孔繁森》的導演陳國星，竟然在很長時間裡找不到一家願意接受他們進行實地拍攝的工廠。其實這也還在其次，最要命的是，你還得面臨著腹背受敵的危險。圈外處處有雷區。圈內又時時有冷箭。圈內還有各種各樣的圈子，善意的告誡，真誠的批評，也有令人不可思議的冷漠和不屑，讓你不寒而粟的常常是這樣一些話：急功近利；藝術性太差；這樣的東西，能算是文學？
真正是身陷重圍，十面埋伏！
沒想過嘗試一種新的寫作方式嗎？試過，早在80年代，看了福克納的《喧譁與騷動》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隨後不久便發表了一些中短篇，其中的一些作品甚至還得到了柳鳴丸先生的讚許和認可，而後又進行過多方面的嘗試，很認真也很投入。看過啃過許多大部頭的西方現代和後現代的文學、文藝理論作品。直到今天，自己仍然很喜歡這其中的很多作品，包括國內一些先鋒作家的作品，自己也一樣非常喜愛。
但在自己的創作中，還是漸漸地放棄了這種嘗試性的寫作。因為覺得自己不管怎麼折騰，寫出來的仍然還是一種表層的東西。你所想表現的並不是自己的骨子裡滲出來的，不是從自己的潛意識裡冒出來的，不是從自己的血液裡流淌出來的。因為你所處的生活環境和社會環境沒有讓你具備了這種東西。幼年時父親被打成右派，全家遣返祖籍山西晉南的一個山區農村。在學校裡一直是狗崽子，初中沒上完便回鄉務農。挑大糞、挖水井、掏豬圈、拉糞車。13歲在萬人大會上批判父親，15歲則在萬人大會上挨批判。16歲就到崎嶇險峻每年死人無數的北山上拉煤，來回一趟400多里，得整整5天5夜。第一次回來，兩腿腫得水桶一般。只能休息一天，緊接著又繼續上路。幹過民工，做過代教，寫過材料，當過文藝宣傳員。而後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薦到師範學校讀書，為了不捱餓和那一丁點兒的生活費，兩年中的3個假期，都是在山上那種最原始的煤窯裡度過的。近1000公斤的煤車，壓在像牲口一樣的自己的肩上，一個來回15公里，每天得往返4次。每出來一次，就啃一個碗大的玉米麵窩頭，喝一瓢汙濁的生水。所得到的報酬，也就是每天3塊人民幣……1978年，考上了山西師大。1979年父親右派改正。也就在這一年，家裡第一次分到了5畝責任田。暑假回家，帶著剛生了孩子不久的妻子，在地裡晝夜奮戰40多天，硬是把一個長10米，寬5米，深3米多的溝壑填平，妻子累得兩次暈倒，自己消瘦了十幾斤。那一年，5畝地打了兩千多斤麥子，一家人圍在幾十袋子麥子面前，父親哭，我們也都跟著哭。在農村捱餓近20年的日子裡，做夢也沒想過家裡會有這麼多的糧食！高曉聲的《陳奐生》，我看一遍哭一遍，我覺得那寫的就是我，實實在在的就是我……1982年大學畢業至今，從農村到城市，一步一步走得也同樣不容易。一家3口，住過不到8平方米的地下室，一下大雨，屋裡的積水就漫到床邊……
這就是自己的大半生經歷，這就是融入自己血液中的敘事文本和思維模式，以自己的這種人生軌跡和生命體驗，用那種超前的寫作方式進行創作，我覺得幾近於無聊和奢侈。為人民大眾而寫作，也就是為自己而寫作。這並不只是一種選擇，更多的是出自自己的一種本能。
《抉擇》發表後，有個朋友曾問過我，你作品中的這種激情究竟是從哪兒來的？作家寫東西，應該是厚積薄發，你怎麼就不住地往外噴湧？想想也是，從《天網》到《孤兒淚》到《抉擇》，一直到今天的《十面埋伏》，回過頭來一看，連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議。說真的，在這麼多年的文學創作中，一直能在作品中保持著一種經久不表的情感衝動，這究竟是因為什麼？
我想這除了跟自己的人生經歷有關外，更多的大概是因為自己所寫的其實是一種大眾化的社會小說，政治小說。
還在大學期間，我就聽作家劉心武說過：看到社會上的不平和非正義，你能氣憤得發抖嗎？——這比文學更重要。近20年過去了，這句話的印象還是如此之深。
從社會最底層走過來的我，和大家一樣，幾乎無時無刻不在企盼著自己的祖國能更加強大，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加繁榮。所以要讓我放棄對社會的關注，對政治的關注，那幾乎等於要讓我放棄生命一樣不可能。作為現實社會中由於共同物質條件而相互聯絡起來的人群中的一分子，放棄時社會的關注，也就等於放棄了對人民利益和自己利益的關注。現代政治是自由和民主的產物，民主是一種政治的體制，是一種社會的結構。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它應是每個國家公民終生追求的現代政治文化的綱領和目標。對政治的冷漠，也就是對思想自由和科學民主的冷漠。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寫作首先應該是一種責任，其次才能是別的什麼。面對著國家的改革開放，人民的艱苦卓絕；面對著泥沙俱下，人慾橫流的社會現實，一個有良知的作家，首先想到的也只能是責任，其次才可能是別的什麼……
也許正因為如此，自己才會選擇了今天這種創作方式，自己寸會在生活中找到如此之多的創作素材，也才會讓自己在生活中感受到一次次的震撼，從而讓自己不斷地產生著強烈的創作衝動和創作慾望……
我想我不會放棄自己的這種選擇，至少眼前還不會放棄。即使自己身陷雷區，遭遇十面埋伏，那也九死而不悔。
沒辦法，只能認了。
張平1999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