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發現這個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從寧夏賀蘭縣的一個農場釋放出來，轉入銀川附近的南梁農場當工人。當時，我已經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趕集去買鹽。同事告訴我說附近有個集市在鎮北堡。我就去那裡買鹽。我看見這個城堡的時候，它周圍是一片荒野，沒有任何建築物，一棵大樹都沒有。一片荒灘上突然聳立這麼兩個古堡的廢墟，在早上的太陽照耀下，給人的感覺是從地底下生長出來的，給我一種非常大的震撼。

一進入這個鎮北堡裡面，居然熙熙攘攘的，還是個小集鎮，我馬上就聯想起好萊塢拍中東電影的場面。我覺得很有審美價值，後來我才知道它實際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邊防戍寨，後來我就把鎮北堡寫進了小說《綠化樹》裡。

再後來辦企業，文聯辦企業總得和文化沾點邊，我就想起了這個鎮北堡。

這裡的第一部電影是張軍釗的《一個和八個》，攝影師是張藝謀。那時張藝謀默默無聞。我剛剛平反，從勞改隊裡放出來。張軍釗、張藝謀他們為了取景，一路找到寧夏來，找到了當地的文化機關，文化機關也不清楚有什麼合適的地方，就來找我。我剛從農村回到城市，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就叫文聯的人帶他們去。

第二部電影是謝晉根據我的小說《靈與肉》改編的電影《牧馬人》，我就把謝晉給領來了，他一看特別滿意，當時就決定在鎮北堡拍戲。謝晉也非常欣賞鎮北堡特殊的韻味，12年後的1993年，他又將我的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拍成電影，又來到鎮北堡。

鎮北堡給張藝謀留下了強烈的印像，所以幾年後，他拍《紅高粱》的時候，又來了鎮北堡。在《紅高粱》殺青那天，將自己的一雙膠鞋埋入鎮北堡的土地下，並且發誓說，如果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將永遠不再走電影這條路。《紅高粱》在中國上映後，不但獲得多項大獎，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獎，張藝謀就這樣一炮紅了。

後來吳天明準備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過來，但是他最終沒有拍，而是由黃建新拍了。滕文驥到鎮北堡拍攝《黃河謠》，陳凱歌來這裡拍攝《邊走邊唱》。一部部電影拍了出來，鎮北堡也在電影界有了名氣，在電影人圈內一個一個地傳開來了。來拍電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問我，你能夠在小說裡對《資本論》分析得頭頭是道，所以經營對你不是問題。

我覺得，經營管理不成問題，我學《資本論》必須要搞清楚這點。我在當「右派」的22年中熟讀了《資本論》，它無形中練就了我具有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處事態度，使我往往有一點前瞻性。《資本論》在今天已經不是一部時尚讀物，可是我要說，它仍然是一部能夠指導我們怎樣建設市場經濟的必讀書。我「下海」後便自覺地儘可能按照這部書裡通行的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在「智慧財產權」的概念在中國還不廣為人知的時候，我要恢復在鎮北堡西部影城拍攝的著名影片的場景，將它們轉化為旅遊商品之前，就主動付給影片場景設計者一筆不小的費用，以取得利用它們的權利。設計者那時還很驚異甚至不敢接收，他還沒有意識到他自己擁有一種叫「智慧財產權」的東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智慧財產權費，我將花數十倍上百倍的費用。

另外，首先必須要建立一種公正的僱傭勞動關係，是在市場經濟下執行的勞資關係。我對我手下的員工首先是把他們當作平等的人看待，給予適當的報酬，現在我已經給他們同行業在銀川最高的工資。我把這叫做分享，而不是剝削。

以前向劇組收錢就很少，現在劇組來拍戲是不交錢的，以此吸引劇組。我和他們簽約時就說好，他們在這兒拍戲，我會維持好秩序，但必須允許遊客參觀。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戲也會有遊客。

電影電視拍攝後留下的場景道具還可以迅速轉化為旅遊資源。我的小說《青春期》裡有一段話，在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也說過：「要在市場取得個人的巨大成功，必須把別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為人民服務的。」劇組需要什麼，遊客要求什麼，我們都必須做到，這是成功的保證。現在我為劇組提供水、電、群眾演員、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價，這麼低廉的價格是全國所沒有的。即使以後不拍戲了，我仍有足夠的景觀和影視娛樂資源可以讓遊客過一把明星癮。

這樣的城堡當時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處，現存200多處。寧夏還有比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們都默默無聞。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以後，我向劇組收場租費的50%要交給當地的文管部門。隨著影城的名氣越來越大，我們的門票也是越來越高，從5塊漲到現在的40塊。

在我十幾年的經營裡，困難不是來自於經營，而是其他運作過程中與各方面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呢？

寫小說我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讓許靈鈞和李秀芝結婚他們就結婚，讓章永磷和馬櫻花最後沒有結婚就沒有結婚，他們就不會在一起，是由我來決定主人公的命運。而經商呢？往往是你的命運、你的行為、事情的結果是由別人來操縱。所以你必須在別人操縱的時候要學會反操縱。靠什麼呢，靠法律和勇敢。還有政府上的支援，銀川和寧夏的領導對我還比較關照。

相對權力來說，其他問題比較容易解決。現在最麻煩的是土地問題，沒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權，都11年了，都已經成了一箇中外知名的影視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檔案，土地是屬於一個農場的，農場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個大股東。但是裡面實際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來說它又是屬於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個使用者要伺候三個主人，你說累不累？對農場來說，它已經不可能回去種樹了。而文物單位也看到，靠這個影視城，它所謂的文物才能很好地儲存。

現在我跟三個單位都還在周旋，但下面的問題解決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問題。我向農場承包到204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費50元／畝，國有企業是沒有這一項的。第二，文物保護單位。現在有新檔案，文物保護單位不能向被保護單位收費，但我逢年過節會感謝他們的支援。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給一些公益性捐助，只要我活著我就會一直給他們。我改善了他們的居住條件和生產條件，他們原來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給他們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電。一年還要給這22戶幾萬塊錢，公益性的，不是每戶，所有都交給隊長。

市場經濟是分割經濟，給他一點利益不就行了嗎？最後就周旋過去了。所以在中國搞民營只能曲線前進。

有人問，從以前的文人到現在的商人，你喜歡哪種活法？

我認為，經商讓我的生活充實了很多，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是對的。最好的深入市場經濟方式莫過於創辦經營一個企業，這讓我對於社會體制改革瞭解得更深刻，比做專業作家的時候接觸社會更密切，對我的寫作很有幫助。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再寫東西就是寫影視城、寫商業，而是通過這個對人生感悟越來越多，讓小說的細節豐富。我的書不會變成寫市場經濟大潮，仍然會是寫體驗人生命運感的故事。這樣比我整天什麼都不幹只坐在書齋裡更感性。

可以這樣說，寫作、辦企業都是我的副業，正業是我這一生的經歷。我給附近的農民提供5萬至8萬個就業機會，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飯。我當作家時，不可能有50萬人都看過我的作品，但現在每年卻會有50萬人來看我的鎮北堡西部影城。

與同時代的人相比，我感覺上天對我不薄，要知道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千千萬萬人死掉了，千千萬萬個活下來的人中，也沒幾個達到了我今天的成就，這些都是上天對我的眷顧。

現在，我覺得我最大的財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擁有更多的豐富的人生感受和經歷。我的人生經歷其實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說。我曾經在小說裡寫過，我感謝命運或者是上帝給了我這麼一個豐富的人生經歷，我死而無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