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我在政治上獲得了平反，我又有了創作和發表作品的權利，於是我就把以前的幻想寫了出來。

於是，我就認識到了：文學是表現人類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對現實的反抗。

我的話完了。謝謝！

全部講話連翻譯沒有超過五分鐘。我認為這篇聽來很油滑輕浮的講話，實際上是落在很嚴肅的主題上的。那就是最後一句。這次演講意外地獲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月十八日，在愛荷華的全體華人學者、作家、留學生，又舉行了一次文學討論會，仍由華苓主持。被推到臺前的有海峽三岸的中華兒女：臺灣的陳映真、李昂、蔣勳、黃凡等，美國的李歐梵、鄭愁予、曹又方、董鼎山等，大陸的有吳祖光、汪曾祺、古華、劉心武、張辛欣。討論會的題目是「我為什麼要寫作」。

因為開始講話之前，華苓特意向全體到會者介紹了遠道而來的陳映真的老父親。他為了祝賀國際寫作中心成立二十週年，感謝在陳映真最困難的時候得到華苓等在美國的文學界朋友的聲援，千里迢迢來到愛荷華。陳映真的老父親是我看到的慈祥的和具有風度的老人之一，當時的情景使我非常感動，所以我說了這樣的話。

在這次討論會上要我談「我為什麼要寫作」，我想從陳映真的父親來看望陳映真和我們大家談起。我很羨慕陳映真。他在最困難的時刻，在監獄裡，他的父親和家人仍然能夠關心他，去探監。我在大陸曾經進過監獄，進過勞改營，也進過看守所。我唯一的親人，我的母親遠在北京，靠替人編織毛線衣維持生活。她即使要關心我也沒有能力。在寒冷的塞上，在平沙漠漠的大西北，身在監獄、勞改營和看守所裡，我是多麼希望有一個親人來看望我一次。每一次聽到號子外邊傳呼「某某某，你家裡人來看你來了！」我都獨自傷心落淚。我並不是想有誰來給我送什麼東西，譬如食物和日用品。我只是想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心裡的話說給她聽。「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物質條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獨感。孤獨感比物質的匱乏更令人沮喪。而消除孤獨感的最好方法便是傾訴，向親人傾訴。

我為什麼要寫作呢？我就是要向親人傾訴我過去沒有機會傾訴的感受、想法和心裡話。但我後來又發現，我用筆傾訴出來的聲音並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這樣，我的孤獨感並沒有因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的變化而消除。

於是，我只有不斷地傾訴下去。

我想，以上三篇發表的和沒有發表的講話，連起來讀，是能夠做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臺灣版的序的。

然而，我並不對被真正的理解抱多大的希望。也許，我終此一生，最後會發覺，人與人之間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重要的是自己只管傾訴……

1987年11月於寧夏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