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工作人員說，長桌上的書籍已是瑞典文學院收藏的譯成外文的中國文學作品之全部，但看來只有寥寥的數十本。我沒有仔細數，充其量不過一百本。那長桌子比乒乓桌略大一點，而所有陳列的書又都是翻開的，讀者可以想象有多少了。這中間，又以譯成外文的四書五經、《道德經》、《西遊記》、古典詩詞、宋元話本、明清小說居多。然而，如老子、吳承恩之流，是再也沒有資格得諾貝爾獎金的了。現代中國文學作品中，魯迅的著作有幾本，但都很薄；茅盾的作品有一本：《子夜》。這些大師也已作古了。尚健在的巴金的著作，我們只看到兩本，一本是《寒夜》，另一本也很薄，看起來不像是《家》。大家都知道，《家》已譯成了許多外國文字，但遺憾的是這個最關鍵的圖書館卻沒有。艾青的詩沒有專集，只有與聞一多兩人的合集《死水與黎明》，而且是中瑞文對照本，這就可以估計出來所選的詩也不多。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我們只看到兩本《中國文學》社編的「熊貓叢書」，一本是諶容、張潔、張抗抗、王安憶等六位女作家的合集，封面是她們六位女士的照片，故一看就認識。另一本是《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其中有我的《靈與肉》。

現代文學作品，從封面看出，倒是港臺翻譯出版的比我們翻譯出版的多。這且不去說它，使我們大為驚愕的是，姚文元的一本什麼文學評論集，還當做主要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被陳放在很顯著的位置上。這本書有三百多頁，開本較我國一般的三十二開本大；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譯者是誰，但那封面卻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學自印的參考書。

工作人員對我們很友好、很客氣，顯然不會是有意使我們尷尬而放上這本書的。他可能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姚文元已經被我們打倒了，關進了監獄，也可能是照西方的習慣，認為人雖然犯了法，著作還可以儲存下來。我們本想告訴他，姚文元這個文痞寫的東西都毫無學術價值，不過是許多條打人的棍子，但轉而一想，恐怕我們跟他說上一天，他也不會明白中國當時的政治背景，也只好作罷，放就讓它放著去吧。也許它在將來還有點史料的價值。

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給他們供給我國翻譯出版的文學書籍。何濱以中國作家協會工作人員的身分，當場與那點陣圖書館管理人員建立了聯絡，答應以後不斷地給瑞典文學院寄書來。胖胖的管理員很高興，雙方都交換了通迅地址。回國以後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濱這個小小的工作人員有沒有條件給他寄書，寄過了沒有。恐怕她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吧。

一個多小時以後，我們走出了瑞典文學院。繞到前面，才知道我們剛剛進去的那扇門是側門，正門面對著一個小廣場。正門的臺階上坐著許多男女青年在曬太陽。

隨便說一句，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斯德哥爾摩難得有豔陽天。禁聲同志說，他在駐瑞典使館工作了幾年，由於太陽曬得少，四十來歲的人頭髮幾乎都掉光了。我們去的時候又是春天剛剛來臨，所以遇到太陽好的天氣時滿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歡戶外活動。在時間不允許走得遠的情況下，他們常常像我們的老農民一樣，擠在南牆根兒曬太陽。

這時，小廣場的木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都是一副懶洋洋的在享受陽光的模樣。廣場上自由自在地走著許多鴿子。地上很潮溼，還散佈著許多鴿糞、垃圾。堂皇的、世界著名的瑞典文學院的環境衛生可不怎麼樣。

這裡還要插一句：奧斯陸、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的街道衛生都不像我們原來所想象的那麼好，商店連各自門前的雪都不掃，門檻外面的垃圾一律由市政工人負責。有一次逛街，我向馬悅然教授介紹我國的「門前三包」，他也認為很好。

參觀完瑞典文學院，我們有一種聞名不如見面，而見面又不如不見的感覺。心想，原來不過如此，很有些失望。當然，這個印象很大程度是圖書館所展出的書給我們造成的。

後來，禁聲同志給我們說，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在現代，不僅僅靠作品，這裡面還有些「門道」。第一，當然是政治背景，比如索爾仁尼琴之所以能得文學獎，幾乎完全在於他是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同時，還有文學思潮與不可捉摸的西方讀者的興趣變化。比如拉美的馬爾克斯獲獎，就是西方普遍地突然對拉丁美洲的政治關注起來，再加上他的「魔幻現實主義」。還有，就是技術因素：一個是翻譯，一個是活動。所謂活動說明了就是拉關係。瑞典文學院名義上不受政府幹預，但它並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十八個老頭子院士仍然要受這一批或那一批名流的影響。禁聲同志說，如果我國的文化宣傳部門能把我們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態度確定下來；認為獲獎也是我們的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標誌，那麼在現在的國際形勢下，通過我們的積極活動，巴金或者艾青獲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當然，如俞連斯登自己也承認的，他們的評獎不可能做得十分公正，所以，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不見得就說明我國的文學沒有達到一定水平。通過這次訪問，我深深地感到了這一點。我看還是本世紀初那些不願承擔此項評獎活動的院士有見識：靠十八個根本不可能熟悉世界各國文學情況的老頭子，來一年一度評選世界最佳作品和最優秀的作家，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實也證明，從一九○一年以來，世界上很多偉大的作家並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不影響他的偉大，如托爾斯泰；而許多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到後來卻默默無聞了。

我一面走，一面這樣想。繞過正門的廣場，走到另一側的一條小巷子。這條巷子比我們進門的那一條巷子熱鬧（在斯德哥爾摩，我搞不清東南西北，只好說這一側，那一側）。巷子邊有一個酒店，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在瑞典就開始放假，於是許多人正在排隊買酒，準備過週末。還有幾個小「滂克」在巷子裡嬉鬧。他們就住在瑞典文學院旁邊，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隔壁的這所學院頒發的一項獎金，牽動著世界成千上萬的文學家的腦神經。

霍爾小姐領我們走進這座文學的殿堂以後，就留在走廊的一間房子裡，沒有參加我們和俞連斯登的談話。直等到我們出了圖書館才又接著導遊。我們上了汽車準備回旅館時，霍爾小姐告訴我們，那瑞典文學院下面的一層，就是從正門進去的地方，並不屬於文學院，而是一家股票交易所。

這倒很有點象徵意味：樓上的學院對文學作品所發的獎金，有時並不反映文學作品的實際價值，價格與價值是分離的；樓下交易所所售的股票，票面金額有時也不反映實物的實際價值，價格與價值也是分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