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長面前是一張和小學生課桌一樣的舊辦公桌，書記員摟著一卷紙蹺著二郎腿坐在一旁的歪木凳上。這情景和二十幾年前非常相似，那時隨便在什麼地方、隨便拉一副桌椅板凳來便能組成公堂審訊判刑；群眾革命專政的特色就在於它的非正規性和反常狀態，只有在這種狀態中群眾才能體會到對別人專政的快感。公安局長伸手向書記員要他的材料。書記員把懷裡的那捲紙開啟，原來看起來很厚的一卷紙卻只有一張。書記員隔著桌子將紙扔給局長，那張紙便像蝴蝶飛過花叢似地扇著翅膀飄到局長面前。

局長嘴裡嘖嘖作響地上下瀏覽他的材料，即那張紙。那張紙是透明的，他從反面也能看到上面寫的些什麼：姓名：趙鷲；曾用名：無；性別：男；出生年月：1934年12月；民族：漢；籍貫：河北省國安縣；家庭成分：城市貧民舊職員小業主上中農地主反動官僚；個人出身：學生；文化程度：大學……家庭成分這一欄填得如此複雜是政策和形勢不斷變化的結果。最早開始填表時他還在中學，自己填的是城市貧民，後來領導上認為他的家庭應該算舊職員，因為他父親曾在舊社會的縣政府當過管伙食的職務。到1956年全國實行工商業改造，社會從對每個市民的政治身份兼及到家庭經濟狀況，又覺得他在這一欄裡填「小業主」更為合適。經查，他父親作為留用人員在新政府工作一年後退出，去開過一家賣針頭線腦油鹽醬醋的雜貨店。但與此同時，農村合作化的高潮也到來了，因他父親繼承過他祖父在鄉下的幾畝田地而自己不親自耕種，雖然土改時土地已經分了出去，但按政策界線還應劃為上中農。這樣，「小業主」和「上中農」就並列在一項欄目裡。所幸的是，在城市和農村，「上中農」和「小業主」二者的階級地位相等，沒有矛盾，並列的狀態一直維持到政治運動的深化，當群眾運動和社會認為他的家庭成分又應該升級時，領導就指點他必須這樣填：在農村，升到「地主」，在城市，升到「反動官僚」，他當然別無選擇地在領導給他指定的地位上待著；一個早已死去的父親的鬼魂，在不同歷史時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一會兒是市民，一會兒是農民，一會兒是老實巴交的小職員，一會兒又成了面目可憎的反動官僚。並且，他雖然沒有得到兩份遺產，卻好像承擔和代表著兩個家庭，具有雙重身份。這樣相容幷蓄地呆到八十年代初不用在表格上填家庭成分這一欄為止。表格上這一欄的方框融化了，他才從裡面浮游出來，游到社會上和大家混在一起。

「你是誰？」這個問題其實一開始就存在。而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

他看到貼相片的位置上是個空白。那份材料上竟沒有他的相片。這樣更搞不清楚「你是誰」了。但繼而一想，那空著的位置何嘗不是為了貼上他任何一個時期的相片留下方便呢？也就是說，不論什麼時候，從1934年12月出生直到他死，只要貼上當時所需的相片，這份材料用在他身上都是符合的。

局長皺起眉頭，揚起面孔望著他，彷彿要在他的臉上尋找答案。因為局長從這張紙上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再次將他抓進監獄。

「老趙，你說實話，你得罪誰了？要不，啊，在那經濟上有啥不清不白的地方？嗯？」局長往前湊了湊，曖昧地笑道，「跟我，說啥都沒有關係。咱倆，誰跟誰呀！到我這兒的話，你就放心吧！」

局長真是個好心人。這一點也不像審訊，更像在飯桌上聊天。他記起來了，局長不止一次地跟他喝過酒。局長除了愛喝兩盅外再沒有其它毛病。作為一個辦企業的，一個公司董事長兼經理兼廠長，不和公安上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和這位局長僅到喝酒為止，局長也從來沒有向他提出任何非分要求。現在局長能夠如此真心地關心他，他不由得非常感激。

「局長，我跟你說實話，我沒有一點點任何問題，我也想不起得罪了誰，何況現在誰也沒有這麼大的能量能把我弄到監獄裡來。」他覺得應該義不容辭地結局長指點迷津，「你再仔細看看，抓我的理由實實在在還是我欠了原來的八年。」

局長再次瞪大眼睛在紙上尋找，把那張紙翻來覆去地看了好幾遍。那張紙實際上是張白紙，鋪在舊的桌子上潔白耀眼，不著一字，可是局長還是看明白了。

「你看，姓名趙鷲、曾用名性別民族出生年月日文化程度……啊。在這裡！」局長邊用手指一行行地劃，邊翕動著厚嘴唇唸唸有詞，最後在紙上一拍：

「當初的罪名是‘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汙衊無產階級司令部’，1968年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1978年複查的結論是：‘該趙鷲雖然思想反動，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偉大領袖毛主席心懷不滿，在群眾中散佈過錯誤言論，但並沒有實際行動，沒有對社會造成危害，沒有構成犯罪事實，且認罪態度較好，坦白交代深刻，應予宣佈釋放，恢復工作’。」

局長唸到這裡，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咧開大嘴笑道：「我看，問題就出在這裡了：‘應予宣佈釋放’，為什麼不是‘無罪釋放’！上面既然肯定了‘沒有構成犯罪事實’，啊，還是三個‘沒有’，下面就應該明確寫上無罪才對。‘釋放’，假釋也是釋放！真是亂彈琴！而且，‘心懷不滿’是什麼意思？！他們怎麼知道你‘心懷’的東西？再說，‘恢復工作’又不是法院管的事。該寫的不寫，不該寫的他倒寫的個明白！」

局長雖然言詞激烈，慷慨激昂，但絲毫不表示他憤怒，只覺得好笑，就像在飯桌上聽了一個笑話一樣。而趙鷲，也就是他本人，這時反倒有點高興起來。他終於碰到一個懂點法律知識的人！可是他又沒有辦法對局長說得很清楚，讓局長和他一樣清楚。局長今年才三十多歲，屬於「跨世紀幹部」之列，人精明能幹，有大專學歷，有實際工作經驗，原先當派出所所長時抓小偷抓得多，以致小偷們一聽他的名字就聞風喪膽，很快便一級級提升到正局級。然而1968年時局長正拖著鼻涕到處抓麻雀（也許就是在抓麻雀時練出了抓小偷的本領吧），1978年時局長還是部隊的一個小列兵，他怎能讓局長更進一步地明白，1978年全國大舉平反「冤假錯案」的時候，市複查小組一天要複查上百件案子，五個將近六十歲的老頭每天坐在一起要研究上百份材料，每份材料都須五個人取得一致意見才能上報市委批覆。鐵打銅鑄的人也會被磨得形銷骨立。有道是「蘿蔔快了不洗泥」，疏漏是難免的。一篇結論上多幾個字少幾個字有什麼關係？把人釋放出來就是最好的結論，就是無罪的最有力的證明。被釋放的犯人哪個還有心思和複查小組去爭論結論的某處某處寫得不對？飛出籠的鳥兒沒有一隻會回過頭來再向人索取通行證的。飛得越快越好，飛得越遠越好……所以當時還產生出一個流行的詞兒，叫「一風吹」，意思是你過去的一切歷史問題統統都被風吹掉了，都沒有了，你完全自由了。

當時的小列兵還不知道有「一風吹」這麼個詞，也不知道十幾年前曾有個複查案件的五人小組負責平反「冤假錯案」，更不理解在當時得到這樣的結論已經算萬幸，而「心懷」的東西正是他自己坦白的。結論擬得好就好在它的行文上下呼應，下面的「坦白交代深刻」指的就是上面的「心懷不滿」，反過來說，就是因為他自己挖空心思把「不滿」都交代了出來，才獲得了「坦白交代深刻」的好評……一切好像都是語言學上的問題。語言學能使人勞改，致人死地，也不是那個時代的特殊現象，似乎是人類自發明瞭語言後就代代相傳的。當今的局長難道就沒有運用語言學把人關進什麼地方去過？但他用的雖然是同一種語言卻是不同的系統。就好像兩部同樣牌號的電梯卻各自有各自的操縱部件一樣，你按這部電梯的七樓鍵決不會讓那部電梯也升到七樓去。然而昨天的小兵今天的局長，他乘的這部電梯的樓層鍵看不到另一部電梯也隨著動彈，卻埋怨另一部電梯出了毛病。

他無可奈何地一笑，胸中湧上一陣懶得和局長解釋的倦怠。他最近太疲勞了，人們都勸他要好好休息休息，公司公關部主任已經和一處消夏勝地聯絡妥了，那裡既可以療養又可以休閒，打打高爾夫球，遊游泳……可是他沒去，卻進了監獄。他開始出冷汗，感到一陣虛弱的暈眩。而這時他突然想起來，在高科技時代已經完全有辦法不用說話就和別人溝通，於是他張開嘴，手伸進喉嚨裡，從喉部深處掏出一張ansi×3b8標準的電腦軟盤，隨手遞給局長。軟盤只有3.5英寸，局長用兩個手指頭拈著，張開大口如吃蘇打餅乾一般一下子放進嘴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