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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是白帆?
在白帆又反過來成為他們之間的第三者，而吳為也明明白白知道，胡秉宸和她離婚不過是為了和白帆復婚之後，吳為卻沒有像白帆當年整治她那樣對白帆以牙還牙，製造社會醜聞，發動_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圍剿。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她現在有了這個條件。她也沒有拖住胡秉宸不放。在時間上，比之白帆和胡秉宸，她也佔有絕對優勢。
不，她沒有，而是白白地拱手把胡秉宸還給了白帆。
何止如此!
吳為至今還保留著胡秉宸在和白帆離婚過程中寫給中央某位領導同志，那細數白帆種種歷史、道德汙跡的報告，蠅頭小楷，洋洋三大頁。在這個報告中，白帆的形象不但不比吳為貞節清白，可能還不如吳為。
在黨內兢兢業業做了一生的胡秉宸掂量得很清楚，那可不是和女人調情的情書。他可能對女人們撒些無傷大雅的小謊，但絕不會對一箇中央領導人，對法律撒謊。所以那蠅頭小楷雖小，每筆每畫卻如袖中小刃。
如果說胡秉宸真對白帆有過什麼傷害的話，比之這個報告，那些傷害真是九牛一毛。在他們同居後的漫長歲月中，凡是白帆那樣一個人(在吳為至今還保留著的、胡秉宸寫給她的那些情書中，他不止一次地說到「白帆是一個無賴，他們全家都是無賴」)對胡秉宸所做的一切，終於讓這一紙報告徹底扳平。
隨著時間的流逝和觀念的改變，這份報告中所列舉的樁樁件件早已不再有其影響，但認死理的白帆，還會感到非常的痛切和非常的在意。雖然她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前程可言，並早已從崗位上退了下來，但她至今仍然認為，中央某個人的某個看法，對她的命運還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至少對她即將蓋棺論定的一生，大有功虧一簣的負面影響。她無法像吳為那樣，對蓋棺論定的神聖．採取那種沒臉沒皮、玩企不恭的態度。
而且，對於直到現在還不忘拿著私生子問題以及「破鞋」、「婊子」這一類字眼，時不時向吳為刺出一劍，以證明自己貞節的白帆，胡秉宸的這個報告，不但會使她喪失這些最具殺傷力的武器，還會活活剝去她一直戴在臉上，可以在眾人面前，特別是在吳為面前扮演節婦烈女的面具。
即便如此，吳為也沒有像當年白帆廣為散發她的「材料」那樣，把胡秉宸留在她這裡的、寫給中央某領導，細數白帆歷史、道德種種汙跡的材料，出示給任何一個人，更不要說廣為散發。
她從自己愛了胡秉宸二十多年的經歷就能知道，她對胡秉宸的愛有多麼艱難，白帆對胡秉宸的愛就有多麼艱難。
如果不是這樣，她也可以照著白帆對付她的辦法，對白帆做點什麼，以牙還牙。
她不能不做這樣的猜測：白帆對胡秉宸多年的折磨，諸如扇耳光，用燃著的香菸頭戳燙他的身體，將滾燙的茶水潑上他的臉……可能事出有因。要是吳為再把胡秉宸動員她同意離婚的、那些具有密謀性質的體己話告訴白帆，白帆可能又得在胡秉宸臉上重新摑起響亮的耳光。
如今的吳為，對胡秉宸那些具有密謀性質的甜言蜜語，只能傷心而寬宏地一笑，再也不會當真了，她對胡秉宸的瞭解，說是「剔透」，恐怕不算過分。
不能說胡秉宸是個愛說謊的人，但他很會動之以情，特別是對女人。他的情話讓吳為現在回想起來，還能耳熱心跳。按照佛家的說法，六根不淨是人類致命的弱點，他是深諳其味的。可那不也是女人們的自投羅網?——無論白帆還是吳為。怪得了誰!
況且在對他人動之以情的時候，難免有「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溼鞋」那樣無法兩全的遺憾。胡秉宸在鞋子溼了的時候，也可能會失去十分的把握，說些計劃外的話，做些計劃外的事。不能說胡秉宸的所言所行全是出於設計。在胡秉宸青少年時代的生活軌跡裡，的確看不出這一點；那時的他，是恥於用這種類似空手道的辦法來換取、騙取一些什麼的。
也許後來多年從事地下工作，環境險惡，他不得不改變許多，隨機應變，真真假假。那種情況f，感情用事常會留下許多漏洞，從而貽誤大事。在革命尚未積累起足夠的老本，前途也勝負難卜的情況下，或不便以簽字畫押敗壞、佐證你情我愛的甜蜜時刻，或一窮二白無從當場兌現的條件下……動之以情不失為一種獲取成功、簡單易行、無本萬利的辦法。不但不會留下把柄，縱使有一天需要面對承諾，也可以在細節上大有伸縮。
那麼，對那些「俱往矣」而又不肯罷手的女人呢?這一套經驗也不是沒有可以借鑑的地方。
至於胡秉宸所說，因吳為大度，放他一馬，他們全家老少將會感謝她的大恩大德，她也從未企盼過言而有信，沒有。白帆難道不該對她說聲謝謝?
奇怪的是，在一個人不長的一生裡，胡秉宸怎麼總是遊刃於這兩個照他的話來說，是偷人、養私，生子的女人中間，並先後、分別地和她們結為夫妻?
吳為無法計較胡秉宸的反覆無常，她得理解一個男人在各種力量左右中的艱難取捨。
那不也說明，胡秉宸對她的真愛?
那不也說明，胡秉宸到底是個肯對女人負責的男人?如果不是這樣，他只須睡了吳為便是，何苦翻騰出白帆幾十年前偷人養私生子的舊案，來佐證幾十年後與白帆的離異、與吳為的婚姻言之有理，或在與吳為的婚姻之外，繼續保持白帆的外室地位?他又何苦倒騰出吳為幾十年前偷人養私生子的舊案，一而再地使用同一個理由，製造與吳為離異的口實?難道他不知道，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會敗壞自己?
不過精明如胡秉宸者，怎麼會把這份寫給中央某領導的報告，還有那些寫給各有關部門的材料，留了一個備份在吳為手中?
如同二十多年前胡秉宸為表明自己的清白，與白帆聯手寫給吳為那封痛斥她喪失社會主義道德、介入他們家庭的信，也留了一個備份在白帆手中一模一樣。
回首胡秉宸這個毫無二致、前後相隔二十多年的重複，吳為既為她愛了二十多年的這個男人心痛如絞，也為自己心痛如絞。但如此春秋筆法，的確又不像是白帆的運作。白帆對吳為的仇恨和報復，是一覽無餘、大刀闊斧、赤膊上陣、肆無忌憚的。好比雖然有了更為人道的、用注射劇毒化學物質代替槍決的辦法對判處死刑的犯人行刑，但對白帆來說，還是一刀一刀，把肉從吳為的身上剜下來為好。已然過去多年——白帆的拳頭和指甲上那可以切膚斷骨的力氣，讓吳為至今回憶起來驚悸猶存；
「破鞋」、「婊子」的叫罵，也都猶言在耳；
赤橙黃綠青藍紫似乎仍在點染、魔斕著她的身坯；
如獅般的狂吼還在振聾發聵；
壓在她身上的那個臀部，也還如磐石般地不可推移……
那一年白帆的六個耳光，讓身患冠心病的胡秉宸大面積心肌梗死。關於這六個耳光的緣由，白帆這樣說道：
「……粗暴的行為只是因為發現你欺騙了我，你和吳為的關係竟然發展到那樣親密，我悲傷、震怒，感到被侮辱、被損害。你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跪在我的腳下賭咒發誓聲言沒有此事，在徵得你同意下，我打了你六個耳光。實在說來，何曾打重?而你居然說耳朵幾乎被打聾，並導致你的心肌梗死，何其言過其實得太!」
她又說：「……當我在夫妻生活上未能滿足你時，你生氣地說：‘你不希罕我，別人要還要不到哩。’以後你說要去找個寡婦代替我解決問題，我認為是開玩笑，也以玩笑的態度同意了。哪裡想到弄假成真，讓吳為鑽了空子。而現在你則被吳為掌握在手心裡了，這個作家可真是個有姐己般狐媚，的極端利己主義者。你和吳為早在你病前就計劃好了和我離婚的兩套方案，卻一直把我瞞得死死的，儘管吳為兩個月前早就打電話通知了我，難道我沒有權利要你‘說清楚’嗎?對不起，我將向法院控告吳為破壞我的婚姻家庭，有的是事實也有的是證人，而人們是站在我這一邊的。你也會在一片訴訟聲中身敗名裂，你的病情將更加惡化，徹底崩潰，發病而死。」如此，白帆給胡秉宸的六個耳光，難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嗎?
白帆也果不食言，迅速徵集起證人隊伍，甚至和胡秉宸那些或因政見不同或因各種矛盾而與他糾纏不清的對立面聯合起來。
而吳為從胡秉宸那裡得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版本，以致吳為在聽了這樣的版本之後，即便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辭地給白帆打了一個電話：「要是胡秉宸有個三長兩短，我一定要把迫害他致死的原因公之於眾！」
作為第三者的吳為，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不知羞恥、理直氣壯地給白帆打那樣的電話，不是欺人太甚又是什麼!她難道不該惹起公憤，遭受白帆的反擊以及世人的唾罵嗎?
胡秉宸確因這六個耳光幾乎送命，在生死難卜的情況下寫信給吳為，要求她無論如何到醫院一見。
他以為他仍舊像當年地下工作時策劃得那樣周密穩妥；豈不知白帆也有同樣的身手，更還有發動群眾的經驗，她得到了保姆的密切協作。保姆反身下樓電告白帆，白帆立刻趕到醫院，演出了一場「棒打鴛鴦」的摺子戲。
幾年後，這個保姆又到了胡秉宸和吳為的新家。
保姆早年在家鄉參加過土地改革，實在懂得如何運用貧下中農苦大仇深的武器，她對白帆的控訴得到了吳為的同情。
不過也不要把吳為的動機想得那麼單純，她留用這個保姆，不過是為了顯示她對「醫院告密」的寬宏大度、既往不咎，並自以為得計地認定，那保姆將因此深受良心的譴責，從而對比出白帆和她的不同。特別要顯示不是老革命的她，比之白帆那樣的老革命，對勞苦大眾更具階級感情。
在吳為和胡秉宸的新家中，在吳為對勞苦大眾比白帆更有階級感情的環境中，這保姆除了打發他們的兩餐飯，還利用他們的一間屋子，開起一個很賺錢的裁縫小鋪，直到吳為提出讓她增加一個打掃衛生的專案，便立刻辭職不幹。那時，她已經有了一個相好的男人，何況那男人還有一間小屋，可供裁縫之用。這是後話。
更不湊巧的是，白帆前一天剛剛用十個指甲摳過胡秉宸的眼睛。
只要白帆一進病房，胡秉宸就閉上眼睛不屑一顧，據醫生說，他的心電圖還因她的到來而急劇波動，他的心臟禁受不了這樣的負擔，竟然建議她顧全大局，儘量不要來醫院探望。
這真是投井下石。難道她不是胡秉宸副部長合法的妻子胡夫人!
無論她說什麼，胡秉宸更是一個不理不睬。
就像他心肌梗死之前，為了改善和他的關係，她也曾到他的床上去過。可是她一上到他的床上，胡秉宸立刻捲起鋪蓋睡到書房去。每當那時，她便抑制不住地對著他的背影喊道：「我知道你不和我……是為了對吳為……」
她越是這樣地不可抑制，就越是遭到胡秉宸的冷蔑，失去胡秉宸的尊重，何談關愛?
在不與女人調笑的時刻，胡秉宸是不苟言笑的，因此他的不理不睬，比之他人更具威懾力。即便在與女人調笑的時刻，女人們也從不敢因他的寵愛而失去對他的敬畏。有一種男人，是永遠君臨於女人之上的男人，胡秉宸就有幸成為這為數不多的男人中的一個。
白帆並非對胡秉宸不敬，她只是被胡秉宸逼得失去了理智。
那天她一進病房，胡秉宸原來還睜得大大的眼睛，馬上就閉了起來，可她還是看到了那雙瞪著天花板不知在想什麼的眼睛。對一個危在旦夕的病人來說，那眼睛是過於明亮了。
如果說胡秉宸的眼睛僅僅閉了起來，對已經邁起腳來準備進入的她，是迎面關上的一道門，但畢竟還有開啟的可能，而獨自亮著而且詭譎地閃爍，就意味著她永遠無法進入的絕斷。
一股陰火在她的身體裡遊竄，所到之處無不火區起青煙，卻又不能轟的一聲燃燒起來。
對著胡秉宸那張冷臉，她莫可奈何了好一陣，忽然心生一計，幽幽地說：「吳為來了。」
胡秉宸猛地一下睜開眼睛，急促地向門口張望了一下。白帆在那猛然睜大的眼睛裡，一瞬間就讀到了她在幾十年中也沒有讀到過的文章。
門口不過是一個空落的畫框。
胡秉宸又立刻閉上眼睛，一時間什麼也沒說，只一味長長短短地運氣。他不只是被冷不防地捉弄，他的尊嚴受到了侵犯。
胡秉宸是收斂的，並且非常過分，幾近病態，以至失於矯飾。
但在青少年時代絕非如此。
三十年代，國難當頭。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中學裡也有了軍訓課。胡秉宸上軍訓課的時候，總是在出右腿的時候出右手，出左腿的時候出左手(無獨有偶，二十多年後吳為上體育課學正步走的時候，也是如此)，於是他討厭了軍訓課。
軍訓教官是個軍閥時代的老頭子，上課的時候，經常拿出一個帶蓋的大表來看時間。胡秉宸有一次在佇列中大聲提問道：「老師，你的表是周朝的吧?」
結果是他的軍訓課不及格。
不過那個帶蓋的大表，和他出右腿的時候出右手，或是出左腿的時候出左手有什麼關係?惹著他還是礙著他了?
到了大學預科，教英文的是個流裡流氣的英國人，一到暑假，就和女兒到北戴河開咖啡館，這首先讓世家出身的胡秉宸看不起了。每次上英文課，他都在課桌底下看其他書籍。教師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有一天把他叫了起來問道：「你為什麼不聽課?」他說：「你講的我都知道了，再說，你還經常講錯文法。」
英文課是大課，上課學生約有一百多，本就眾目睽睽，那些目光再一束束從階梯教室的高處擲下，平添了多少壓迫?教師極難收場，但也無奈他何，只好很響亮地打了自己兩個耳光。
胡秉宸想你愛打就打，然後泰然坐下。
最後校方以換一個美國人教英文收場。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胡秉宸不只是不收斂，幾乎還是張揚而刻薄的了。
這樣的鋒刃，到了延安以後才漸漸收入劍鞘。初到延安，他被分配到陝北公學學習，成仿吾校長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廣東人。」
非常肯定。對校長這個小小的失誤，本可一笑了之，他卻馬上分辯說：「我不是廣東人。」
成校長笑了笑，告訴他教室在坡上的窯洞裡，讓他上課去。
很快地，類似的事情就越來越少地發生了。
桀騖不馴的胡秉宸自己也沒想到，突然之間，身不由己地變做了一個肯於接受教訓的人。
當他的革命資歷，一頁一頁積累成一部百科全書的時候，回想起這個身不由己的改變，他甚至得出受益匪淺的結論。他受到的教訓不多，大約只有那麼兩三次，可是很看成效。第一個教訓緣於他去看望了一位仰慕的朋友。朋友留學德國，很有學識，在上海地下黨工作時曾被「中統」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場戲裡的楊延輝一樣，用了一個假名，假降，方才出獄。
當然他也可以像後來的小說或電影裡寫的、演的那樣：等待黨的營救；再不就通過獄中內線，將訊息傳送出去，靜候黨的指示等等。可是黨並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誰是獄中的內線……
《四郎探母》是經久不衰的劇目，除五十年代後期至「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廢黜一段時間外，從咸豐年向演到現在。
朋友到了延安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過於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終不甚得意。所以說，戲劇是戲劇，和生活不是一回事。而且這並不是最後的結果。如果你的朋友不甚得意，總應該去看望一下，這也是古已有之的規矩，他那時還不懂得一旦什麼人不再得意，即便親爹也要脫鉤，最好是投井下石。這一次看望，讓胡秉宸做了好長一段時間檢討。古已有之的規矩從那時起，就已成為作不了數的老皇曆。
引子卻是他用老曲子開了個玩笑：「黃河之濱，凍死了一群中華民族倒霉的子孫……馬馬虎虎、吊兒郎當是我們的作風……」被人匯了報。
胡秉宸填寫的歌詞，和原版的歌詞「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我們的作風……」不但相距遙遠，簡直就是背道而馳。
背道而馳是什麼?是反動。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的文字，覺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舊瓶新酒，怎麼到了他這裡連玩笑都不行?
他驚訝，區區小事也能做出這樣大的文章。然後他開了竅，「彙報」實在是這裡需要學習的重要科目。但他並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點，這種事只能靠自學成才，不能指望他人傳授。
如同顧秋水和包天劍將軍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彙報」一樣。「連咳嗽一聲都有人彙報！」顧秋水如是說。後來他們又從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說與此毫無干係。
後來胡秉宸又總結出，挨「整」，一般都是從這種不起眼兒的小事開始。你以為不過如此的時候，槍子兒可能已經為你準備好了。一九四三年，這朋友自然不能逃脫「搶救運動」的：搶救」。
幾年後，胡秉宸聽到訊息說，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中央決定戰略撤退，途經永坪鎮時，這位朋友與幾個在「搶救運動」中被「搶救」，歷時四年也不能結案的犯人，甚至還有幾個不知到延安來幹什麼的西方人，被子彈送上黃泉之路，又被效仿慈禧太后，把他們的屍體投入井中。如果不是追擊至永坪的胡宗南部從井中挖出他們的屍體並就此大造輿論，他們則會像泡沫一樣了無痕跡。然而他們卻沒有珍妃的運氣，日後成為電影或電視劇取之不盡的素材，——那無論如何也算是一種平反。如果不是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如果中央不從延安戰略撤退，如果假以時日對他們繼續審查……也許不至於落得如此下場。
當時延安幹部不過三萬多人，外來幹部不到兩萬，這些外來幹部在「搶救運動」中很少倖免。保安處關押犯人的窯洞人滿為患，約十平方米的窯洞，即便擠進八個犯人也不敷使用，比之那時的盛況，死於永坪的一千人，無論如何，原來也算是執行了毛澤東「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指示。
所以問題還是出在胡宗南的身上。當胡秉宸輾轉收到一張不知何人所寫、何人所託，大不過巴掌，周邊參差缺損的粗麻紙字條時，對那沒頭沒腦的文串已不再書生意氣——
「你是怎麼到延安來的?說具體的，具體的。」
「先是坐火車，後來又換汽車。」
「啊!我們革命這麼多年連火車什麼樣兒都沒見過，你倒是又坐火車；又坐汽車。你說說，什麼人才能坐火車和汽車?」「什麼人都可以坐嘛，有票就行。」
「你還詭辯!國民黨能給你坐火車、汽車的待遇，你還不是特務?」不但不再書生意氣，而且隨即對一個跟隨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員說：「雖然我很瞭解你，但如果組織上說你是特務，我也會馬上槍斃你，絕不手軟。」他慶幸自己「搶救運動」時已經離開延安，如果還留在延安，肯定不能倖免。不談火車、汽車，只憑知識分子這一條就夠了。
沒想到「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是如此坑害了一代讀書之人。他沉吟著敲擊著桌子，思忖道：知識分子今後恐怕很難做人了。以後每逢「運動」，胡秉宸都會不由自主地想：朋友的在天之靈，說不定會感謝在水坪鎮遭遇的那顆子彈。其二是在地下工作時期，有過一場比較嚴重的、對女人的沉迷，幾乎導致胡秉宸和白帆的分道揚鎬。一九四九年以前，胡秉宸和白帆有過四次幾乎導致分手的衝突，但以這一場最為劇烈。除政權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還將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線。
除了分道揚鑣，恐怕找不到更合適的字眼來說明他們當時的狀況，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履行過結婚手續，因而也就無法使用離婚這個具有法律意義的字眼。那時的革命者還相當古典，誰和誰同居，或有一段長久關係，或在長久關係之外偶爾有一短暫的插曲，甚至點染著世界大同的色彩，簡直算得上是革命的瀟灑。手續等等，更是形式主義。
白帆卻很傳統，她把和胡秉宸的同居看得相當正式，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她為和柳彤的偷情，非常自譴。一起工作的同志，不止一次在辦公處的地板上、桌子上、床鋪上撿到白帆寫給胡秉宸的信，信中充滿哀怨和乞憐，內容大致相同：「你就不能原諒我偶然的錯誤嗎?」
胡秉宸和白帆非常地不同，他從未對他人說過白帆一再發生的「偶然的錯誤」究竟是什麼錯誤，也從沒對他人說過他為什麼不能原諒那「偶然的錯誤」，只是要求分手。
不過，他為什麼把白帆寫給他的私人信件這樣亂丟、亂放?而在白帆這些信裡，又有多少隻能說給他一個人聽的、需要他通融的尷尬和隱秘?讓人不得不猜想，他的大度是真是假。
如果不是組織出於工作考慮進行干預，如果不是地下工作的秘密性質所限，如果他們不是忠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共產黨員，他們早就分道揚鑣了。
那場沉迷的破綻，則始於一個很小的細節。白帆像研究、破譯國民黨電臺的密碼那樣——她在這方面有著非凡的才能——對胡秉宸突發的、對交際舞的迷醉進行了破譯，果然從中找出破綻，打了一個翻身仗，她的自譴才稍稍得到緩解。
所以就難怪近二十年後，即便在四野無人的雪寰中，胡秉宸也會馬上拐人另一條小路，爬上一道小丘，在確信無人發現的情況下，去欣賞一個在風雪中優哉遊哉的女人那份「野渡舟橫」的情致。
雖然胡秉宸一再對吳為強調他不會跳舞，並且在說到「跳舞」這兩個字的時候帶著明顯的嫌惡，吳為還是在與胡秉宸的一次共舞中發現，他的跳法，與三十年代電影裡的跳法如出一轍。那種耳鬢廝磨、相擁人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跳法，自一九四九年後，至「大款」這種人物登上歷史舞臺之前，在大陸中國幾近絕跡。
她在胡秉宸的舞步裡，聽到一個遙遠的回聲，在他往事之湖的深潭裡，肯定沉人過對一個女人的記憶，那女人也肯定不是白帆。
那個跳舞的胡秉宸可能很有故事。
吳為只是對他的佯裝不以為然。
其三，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戰剛剛結束，國共雙方還處在第二次合作的虛情假愛之中。
一方面，蔣介石想縮編部隊。抗戰八年，損失慘重，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繼續給養四百萬軍隊，財政上負擔不起，並可以此為由，要求共產黨同時裁軍，以穩定國家財政，同時達到削弱共產黨的目的。另一方面，蔣介石不想與共產黨和談。他認為日本投降後，所有用於抗戰的軍隊、裝備，都可以轉向圍剿共產黨，所以極力破壞國共合作，製造口實，以圖消滅共產黨。
共產黨軍隊卻不足一百萬，在如此懸殊的條件下，亟須時間積蓄力量，不能打、不想打，提出開始「和平民主新階段」、成立聯合政府，從而滲入國民黨內部，出的是「和平演變」這張牌。決定打是後來的事情。
在毛澤東與蔣介石談判裁軍問題之前，中央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全黨能夠統一認識。
林伯渠老在周公館召集大家討論並分別徵求意見，胡秉宸自然在列。
抱負的落實需要機遇，沒有機遇，任何偉大的抱負只能是「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機遇對胡秉宸似乎格外關照。
當時周公館周圍至少有四十多個特務，連汽車都進不去的江邊，還有衚衕口小飯館裡的跑堂兒都是特務，專門用來監視周公館的活動。
可是他們從未抓到過胡秉宸。當然也不好抓，總算國共兩黨合作時期，只能繼續跟蹤，掌握更多線索，一旦需要，立即收網。
胡秉宸的本事就是什麼尾巴都能甩掉。他在周公館對面租了個小院，院子後面就是山，每每從周公館出來，直進對面的院子，穿院子，出後門，進山。這種辦法算不得希奇，甚至可以說水準不高。特務們卻始終不知道他是一個比較重要、經驗非常豐富的情報交通。
因為住在周公館外，進去述職也很不容易，談晚了就留下吃飯、過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機會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飯，甚至還和周恩來吃過一次飯。有一次董老還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臺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進入微醺的最佳狀態。關於這次對酌，他認為董老也有寂寞的時候。從「寂寞」的不能消亡，說明徹底丟棄某種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
毛澤東重慶談判時，初始與赫爾利同住歌樂山蔣公館，二人各據半壁江山；如到城裡公辦，則下榻張自忠的桂園。周公館的人很不放心，認為蔣介石隨時可能做個手腳，比如說來個軟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連周公館給毛澤東送點什麼東西，還要通過蔣介石的警衛檢驗。大家建議毛澤東搬到周公館。周恩來說：「大家的建議很好，我負責問毛澤東反映。」毛澤東聽取群眾意見搬進了周公館，住在二樓右手最後一間。
毛澤東人住周公館後，黨內首腦人物雲集，五行相生，陰陽相協。可人畜兩旺、相安無事的周公館，突然著了兩次火。可見哪位也壓不過真龍，毛澤東合該是那真龍天子的命。一次是辦事處招待所的幾間草房燒了起來，辦事處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只有毛澤東手裡捏著一支香菸在二樓走廊上「勝似閒庭信步」，邊走邊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茅草房燒了正好可以蓋洋樓。」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點鐘，三樓機要員燒燬密電碼時，沒等火爐完全熄滅就離開，紙灰餘燼又燃燒起來。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館接受任務，一頭鑽進熊熊烈火，第一個衝上三樓機要處，搶救心肝寶貝機要檔案箱……他的頭髮、眉毛都燒焦了，所幸臉上沒有留下傷疤。事後，胡秉宸對著鏡子一面撫摩自己的臉龐一面想，不如留下一些無傷大雅的傷疤。
當他奮起搶救機要檔案箱時，並不知道毛澤東在一旁冷眼相看。胡秉宸自詡天降大任於斯，在可能獻身的事業上一往直前，從未懷揣「作秀」的動機。多年後，人們還記得胡秉宸在煙火中橫衝直撞的樣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澤東卻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唐宗宋祖「略輸文采」，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僅僅一個奮不顧身的胡秉宸，怎能讓毛澤東略作顧盼?——即便幾年之後，這個年輕人為尋找他的兒子幾乎喪命。
但其他領導卻對此留下深刻印象。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徵求胡秉宸的意見，該是水到渠成。
那一陣子胡秉宸是歡欣的，覺著終於可以了卻工業救國的夙願，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長也可趁此嶄露頭角，更有中央的政策為依據……一切似乎萬無一失。
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談，甚至誇誇其談：「我贊成建立南北朝，我們可以據北大力發展工業，勢力強大之後，自然能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把國民黨吃掉；南方不打自滅，也可避免解放中國一戰的重大犧牲。「……還可以利用國民黨的技術力量，他們雖然集中力量擴張軍隊，但也注意工業建設，成立了資源委員會，其中大部分成員是留美學生，很有水平，並且傾向我們。抗日期間還成立經濟部，日本投降後也由資源委員會接管。還有一個兵工署，都是德國留學生……如果讓資源委員會搞建設，可能比我們搞得好，因為他們懂行，在技術方面和世界各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資訊也比我們快捷，和西方的技術交流就不會斷檔，和聯合國以及西方國家的關係也不會中斷，政治上有個互相的監督……只要我們好好幹，肯定幹得過國民黨。」
雖然他為那一次談話認真考慮了許久，做了很多準備，然而事後推敲起來，還是相當幼稚，尤其「政治上有個互相的監督」之說。就在他侃侃而談的時候，情況突變。面對國民黨發動的全面內戰，共產黨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棄開始「和平民主新階段」以及成立聯合政府的計劃。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從依靠物件成為批判物件。和後來的「反右」鬥爭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後不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不等於真認為自己有錯。胡秉宸一生從未認過錯，不管國．事、大事、家事，還是情事……即便暫時失利抽身隱退，一遇風吹草動也會秋後算賬；即便不能明算，也會私下算個沒完。所以他一直記得那棟土木結構的小樓，那不也是一種意義上的榮耀?這三兩個教訓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蓋了為人處世的方方面面。對胡秉宸日後改弦更張如何做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回顧這些經歷，他總是心領神會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來的！
說難也不難，說易也不易。倒也有了明銳後的輕薄。
這一笑之後的胡秉宸，與從前就日漸地不同。
雖然胡秉宸常常收斂著自己，並且非常過分，幾近病態，甚至失於矯飾，骨子裡卻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瀟灑，也有傲物的虛浮，難免有失從容和內斂——與一字之差的「收斂」可就失之千里——像一張努得太強的弓，很容易折斷，傷害著自己也傷害著周邊的人。
誰若侵犯了他的尊嚴，他能六親不認，至死不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個凶多吉少的晚上，領導「大革命」的一位「首長」，把胡秉宸召到了釣魚臺。根據他在「大革命」裡的表現，他知道這個「召見」意味著什麼，心中不免忐忑。
雖然開談之前，「首長」還和他拉了兩句「家常」：「你過去是做什麼工作的?」
他回答說：「很長一段時間在社會部。」
「首長」似乎沉思片刻，再開口就有些熟絡：「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
誰說他們不需要人才!
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歷史?「大革命」的開場小鑼一響，他對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調查，檔案資料說明，由於他的精明強幹，完成過很多艱難的使命，難怪得到周恩來的器重。所以呼風喚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擔任一項重要工作，沒想到他是如此的不聽招呼，連陽奉陰違都不是，簡直是和他背道而馳。自延安得勢以來，什麼時候容下過這樣的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