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著開著，女車不見了，處長讓車在路邊停下等一會兒。我跑到田邊麥子地撒了泡野尿。等了半天不見女車，處長打手機才知道女車開到我們前面，早已到了，我們於是上車繼續走。

這個九鄉溶洞風景區修得很氣派，有華麗的大門和整齊的停車場，還有一個很像樣的貴賓接待室。管理局的局長們和當地縣的一位女副縣長在等我們，寒暄一番，就帶我們下去參觀。

溶洞在山澗裡，從山上下去先坐電梯，電梯開門是一個小碼頭，有一些小船，可以劃了沿著溪流看崖，幾百米長。下了船有一條在崖半腰鑿出來的小路，走一會兒就進洞了。洞很大，都有水，有的還在洞內形成瀑布。有的佈滿鐘乳石。這種洞猿人最愛。聽介紹這裡出土一些古人類啃過的獸骨化石的石器，在一個巨大的號稱舉辦過音樂會的溶洞大廳有這些出土文物的陳列。

坐纜車回到山頂，在風景區大門前大家一通狂照，互相合影。然後又上車去另一個三角洞吃午飯，野炊。

三角洞是假裝探險的那種洞，車開不到跟前，要走很長一段田埂小路，過一條小溪，才到。我們把車停在一個山口，下來走路，我們一行二十幾個人隊伍拉得很長，我和管理局一個叫楊美紅的女副局長走在最前頭，陳染林白她們幾個女的走在最後，間隔多遠呢，我都吃完飯了，陳染林白她們才到。

我看到的野炊是當地駐軍的幾個戰士拿著傢伙什到洞口給我們做彝族飯，有肉骨醬、豬血、紅豆子、青菜燉豆腐皮、豆子燜飯，還有烤雞翅什麼的。

他們還備了一種暗紅色的彝族甜米酒，用一個大塑膠桶裝著，二十五公斤。

一上午看溶洞走了很多路，都挺累的，飯吃得很香。楊局長開始拿著紙杯挨個敬酒，他們說這酒沒度數，就是飲料。我們喝了幾口，也覺得沒度數。喝了一會兒，氣氛有些熱烈，不分男女大家開始亂喝。我已經覺出這酒有度數了，但自恃在北京是喝二鍋頭的，便有些逞能，來者不拒，喝了一陣，腔子整個灌滿了，一杯酒喝一半必須跳著腳蹾一蹾才能喝進去後一半。二十五公斤裝的塑膠桶還剩二指寬的底兒，我對楊局長說，你是喝酒喝出的副局長吧，咱倆把這全喝了。

喝完酒我就不太記事兒了，只覺得場面有點亂，到處有人跑來跑去的，每個人都在大笑、亂叫，還有人聲嘶力竭地唱歌。

我們一幫人打著手電進洞探險，我和楊局長互相攙扶著走在隊伍中間。手電光在黑漆漆的洞壁上晃動，腳下出現兩行石頭，我一腳踩上去，腳一軟，帶著楊局長一齊撲向暗中發亮的水面——這是我最後一個印象。

再睜眼我已經躺在昆明滇池溫泉酒店的床上，電話鈴在響，我拿起話筒嗯嗯哼哼說了幾句，也不知對方是誰，把電話掛了。下床上廁所，發現襯衣被人洗了掛在衛生間，小吧檯上有很多電話留言的條子，看了一下手機上的時間，晚上十一點，喝了幾口水，又上床睡了。h4

星期五/h4早晨很早就起來了，發現腿疼，兩個膝蓋都破了，結血痂，其中一個腫得很高，右手也劃了很多血道子。在衛生間弄水洗澡，本來還想泡會兒，可惜盆太小，擱不進腿，只好算了。

鞋和褲子上也都是泥，穿不出去，打電話叫客房部拿去刷和洗。

知道昨天又惹事了，但無記憶，不知闖下多大禍，得罪多少人，不好意思出去，一個人在屋裡轉腰子。這個酒真不是好東西，最要命的是讓人不記事，很容易不得要領。

總不能不出門，硬著頭皮出了房間，作渾然清白狀下樓去餐廳，幾個人看見我都笑，問我記不記得昨天的事。他們說我當眾小便。說從洞裡到車上是縣公安局的兩個警員架過去的，很像從哪兒抓出來的現行犯。說楊局長破了相，臉上劃了個大口子，血流不止。說我的襯衣是旅遊局小張洗的。我嘿嘿然，半天說了三句：有辱斯文，有礙觀瞻，斯文掃地。接著向眾人告罪。這個早晨，我見到一個人就道歉，再三道歉，直到弄得人家比我還不好意思，心方稍安。

這時又來了兩個女記者，一見我也笑，顯然是知道了。她們說昨天就聽說我乾的好事了。

早飯後，他們去滇池龍門，我去過，也無心出門，就回房間和兩個女記者聊天。

她們問我和她們聊天會不會擔心她們亂寫。我跟她們說，我總要相信一些人，我寧願還是先相信人，直到這人證明不堪信任再一個個擇出去。初次見面無從辨別，我一般傾向相信女的，女的裡傾向相信年輕女子，年輕女子中傾向相信面貌姣好的，面貌姣好的傾向相信生活無憂的，因為這類人群社會壓力比其他人群要小，人性得以儲存相對完好，環境允許她們善良，她們也沒理由不善良。再說如果被人騙是註定的，與其讓別人騙還不如讓她們騙。

儘管記者的職業似乎要求有聞必錄，但有幾個默契一般是不需要重申的，一是政治性話題說說完了；二過分隱私的內容和涉及他人特別是對朋友的議論要採訪物件認可一下；三不要抖事後機靈，把自己沒說過的話加進訪談好像自己提問多尖刻似的。

我們聊得很好，起碼我說話時沒什麼障礙。聊的內容可供發表的大概她們已分頭寫在她們的報紙上了。

我有印象的有兩個話題，一是她們問我對批評過的人有沒有後悔的，我說有，一是白巖松一是梁曉聲。梁曉聲純是誤傷，白巖松其實我對他沒那麼反感，只是對他那本書中的某些態度不舒服。批評某人也不是就恨鐵了這個人，大多數時候只是針對他的某一方面。

二是談到“心靈自由”。我把這當做生活好壞的標準。而且就因為心靈本不自由，所以要豁出去奔向自由，哪怕是步入歧途——那也註定無法自由。

聊天的過程中一直有電話打進來，有服務員進進出出。過了一會兒殷紅帶來一個叫李勃的人，這人也是北京藍靛廠空軍學院的小孩，當兵在雲南就留下，20世紀80年代也寫過小說，後來去海南，繼而深圳，現在昆明辦一個高爾夫球場。

李勃說昆明這地方就適合享樂，日子可以過得十分舒服，沒人思考。類似說法我在成都、杭州、南京甚至上海這些南方城市都聽當地人說過，他們都認為自己城市是天下過日子的首選之地。我想他們這話裡有指北京飲食粗糙、氣候惡劣不如南方的意思，也有北京是名利場是非地的意思，但我想過日子主要是心情，真打算過，在南極也能舒舒服服的。大概他們說的也是這些南方城市的市民氣質吧。

李勃說的話是吃喝玩樂一類的，有時透出商人的驕矜。他說他的深圳朋友剛操辦了一個什麼表演學會的活動，一幫老電影明星去了深圳，挨個酒店派飯，“這幫人你不理他不行，你老理他也不行”，舉出種種若干難伺候。都什麼時候了，還把吃飯當做盛舉，也不知是這幫老星兒可憐還是這幫商人無聊。

中午去“火車南站”吃飯，這是我此行吃得唯一一次地道的雲南飯，都很好吃。吃完飯又去隔壁的“上河會館”和《大家》雜誌的李巍、海南喝茶。和社會上的人比，搞文學的人還都是老實人，見面也覺得親。李巍他們拿來一本小冊子，是蘇童去年來雲南寫的遊記，還配了一些照片，有王幹在上面。翻了翻，這類旅遊文章還是餘秋雨寫得適合消食，寄情山水蘇童這個城裡孩子還缺那麼點酸腐氣和千秋之恨。

這中間發生了一點不愉快，一個前天見過的女記者帶來一個嚴肅的年輕男子，上來就嚴肅地對我說他有一個絕好的寫作題材要提供給我，“有關科學”的，我說我不寫別人的東西，“我也不懂科學”。我說的是老實話，我不是報告文學作家，也不是張平那樣關心民生疾苦的人民作家，我只寫我自己，除非你張羅著把我槍斃，我才改。我從事寫作之後受的最大騷擾就是老有人要給我講一個“特棒的題材”。我不需要。我也不知道怎麼才能向人解釋清楚我不需要，因而不勝其煩。我有讀者，所以也別拿文學脫離人民、人民拒絕文學這樣的廢話跟我說，即便有一天我沒有了讀者也不改其衷。

這件事讓我最不舒服的是我要拒絕一個看上去很誠懇的人，也許他還會覺得受了傷害，他也確實在一邊嘟嘟囔囔。這是那個女記者強加給我的，起碼你該問問我，有這麼一個人想見你，你願不願見，被迫當一個無禮的人讓我很生氣。

女記者問我，你對諾貝爾獎怎麼看。

我說，你能不採訪我嗎，你已經讓我有點煩了。

她帶一起來的男子起身走了。

下午去了李勃的高爾夫球場，坐在會館的休息廳看風景，和他聊了半天小時候的事兒。他的球場有一幫專門來和緬甸人打球的人，其中一個北京人，就是那種能說會道的北京人，說他一個大姐跟我是同學，說了名字我一時想不起來。

接了一個上海打來的電話，也是不愉快的事。下午的其他時間我找了一個房間一直在睡覺。

晚上在李勃的會館樓頂吃的燒烤，我們那夥人只來了陳染，其他人分頭吃飯去了。

吃飯時我給北京打電話，說我不去大理了。那邊急了，說別呀，都跟州里聯絡好了，我說那也沒辦法，只好抱歉了，我覺得我的痛風病要犯，我不想病在外頭。掛了電話，過一會兒北京又打過來，說小弟明天一早就飛昆明，我說見不著了，明天一早我就飛回北京。

回賓館的路上天已經黑了，方力鈞打進來一個電話，說他在昆明，我聽說他在大理買了房子，在昆明還開了家酒吧，我們約好的酒店見。

回到酒店我收拾行李，帶了兩個星期的換洗衣服都沒來及穿。箱子剛收拾好，方力鈞就敲門，我們坐他朋友開的車又出去。

“上河會館”坐了很多畫畫的朋友，聊了一氣，又換到方力鈞的酒吧坐著。

從下午開始我就一直在喝啤酒和葡萄酒，到方力鈞酒吧改喝黑扎啤。喝了兩紮後越喝越興，最後酒勁兒完全退下去了，坐在那兒像喝水。方力鈞說了很多雲南的見聞，看得出來他熱愛雲南和這兒的姑娘。我說我這次是擰巴了，怎麼也玩不好了，只能下次，自己再來。其實什麼地方也好，一起玩的人最重要，人對了，就永不擰巴。

一會兒又來了三位大姐，坐著一起聊。到半夜，我說明兒一早要趕飛機，先告辭了。出門兩位大哥正好也來了，我就順便坐大哥的車回酒店。

路上一位大哥說你住在這個酒店是昆明人週末帶姑娘去的酒店。h4

星期六/h4醒來看手機，夜裡三點。怎麼睡也睡不著了，心裡是空的，像一所空房子。覺得一切都遠，家、所有親人都遠，遠得像在另一個星球上，心裡難過，起來用賓館的信紙和圓珠筆寫字。賓館的筆不出水，寫出來的筆畫斷斷續續。

寫了兩頁，又上床睡覺，也睡不著，就幹躺著。一會兒聽到外面有動靜，開門看是一服務員推著一輛早餐車從走廊經過。

又躺了會兒，聽見林白的說話聲，開門出來，他們去迪慶的出發了，我把李敬澤落在我房間的煙和遮陽帽給他，還有一副墨鏡，他說不是他的，我問是誰的，大家都說不是自己的。

我們告別，說北京見，其實在北京也都不見面。

我和陳染七點出發去機場，閻連科也出來送我們。他一個人去武漢，十點的飛機。我們說最後走的人最淒涼。

送我們去機場的有旅遊局的小張，一個很好的姑娘，雲大英語系畢業的。一路上我淨給她添麻煩，她都忍受了。他們處長也是一個很好的人，不知為什麼我覺得對不起他們。在機場小張和我們留影，我一個勁向她道歉。

然後就揮手告別，然後就進安檢，然後就上飛機，然後飛機就起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