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虛榮，我答應在戲中扮演一個角色。去盧溝橋拍第一場戲時我就開始後悔，大冬天北風呼嘯拍夏天的戲。凍得我又流鼻涕又躥稀，斯文掃地。

腳踏車是附近工廠工人們的。工會主席趁工人們在上班，讓劇組用大卡車偷偷拉走。

拍完戲我坐在姜文和製片主任二勇的車上在河灘曠野上疾駛，遠遠只見一個漢子揚著手跑過來追車，可憐地扒著車窗往裡看跟著車跑。他就是工會主席。拍戲用的幾百輛腳踏車被砸壞不少，有的甚至被大卸八塊，他沒法向下班的工人們交代。

第二場戲是在“莫斯科餐廳”。我有一句臺詞。開拍前我緊張得煙癮大發，一個月的戒菸成果毀於一旦。喝了一整瓶乾白葡萄酒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差不多被那群武警軍官扔了整整一夜，不斷地拋上天空，又掉下來。最後所有人都筋疲力盡了，有一次我掉下來，百十號人居然沒有一個人伸手接一下。幸虧在落地前有個善人伸出一隻腳，我掉在他腳上才倖免於難。在空中我無數次地問，問自己：你這是何苦呢？有意思嗎？難道就不能安於當個觀眾看電影嗎？

第二天清晨從“老莫”出來，我知道我的明星夢破滅了。

又過了很長時間，聽說劇組資金出了問題，文雋找不著了，戲還在拍。二勇到處賒賬，一些他們拍過戲的景點，再有攝製組去一律不接待。再後來聽說姜文拿出自己的錢應付攝製組開支。

年底，在北京飯店的一個飯局上見到姜文，沒精打采的樣子。大家都問戲什麼時候拍完。一個演員開玩笑說聽說片子改名叫《大約在冬季》。姜文差點急了。

又一次見到姜文，他說前兩天剛喝醉了一次，現在還難受。

1994年，片子停機了。文雋沒來結賬。那幾天二勇最盼望想見的人就是文雋，他把剩下的錢都用來給文雋打電報了。有人帶來文雋的訊息，他在香港演三級片掙錢呢。

片子後期做到一半一分錢也沒了。

姜文到處找新投資人，我跟著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大款。

這時，讓·路易和王薇來北京籌拍《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讓·路易看了雙片，以法國人的作風給姜文寫了洋洋七張紙的觀後感，盛讚。他以取得該片德國版權為條件，安排姜文去德國做後期。

九月，片子去了威尼斯。一天夜裡，我的呼機響了，上面打出一行字，於是我知道片子得了最佳男演員獎。

1995年片子在上海首映。鮮花、五星酒店、新聞釋出會。我以演員的身份參加了上述活動。

接著是北京、天津。

《陽光燦爛的日子》取得了1995年國產影片最好的票房紀錄。

這一切最後以“陽光燦爛”影視公司成立而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