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像他同時代的大多數作家一樣，只當了半輩子好作家。由此可見，真誠，與偉大的時代同步並不能保證一個作品篤定成功。

我經常聽人講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必須要有一些寫作之外的先決條件，思想性啊，責任感啊，對巨大事物的關懷啊，說來說去似乎都在強調作家的人格，許多作者本人也紛紛咬著後槽牙說：創作拼到最後就是拼人格。依這個說法，凡是經過“文革”活下來的作家都無法偉大。這些年揭出了很多文壇上的陳年舊惡，在那個不道德的時代和更早之前，那些說起來近乎紀念碑式的人物都不分先後做了醜惡表演，你搞我，我搞你，其下作還不如今天監獄裡關的那些刑事犯。就我的閱讀範圍，老腕兒們差不多人人沾包，以致使我有一個偏激的想法：老作家，都沒有資格談“人格”二字。

老舍，憤而一死，在勢必沉淪的深淵前全身而退，保全了自己的人格。就人之所能，他已經做到了極致，這一次他沒再使用他那些聰明把戲，即便在那之前他還幹過什麼蒙羞之事也都用自己的血洗刷乾淨了。說老舍是他那一代中國作家中最有人格的恐怕不為過。就盼著中國作家都當聖人，只恨他們不夠膽兒去自盡的缺德批評家要樹當代屈原除了傅雷另一個人選恐怕也就是老舍合適了。

可是，老舍的人格偉大，能說他的作品也就當然比其他苟活下來一身汙點的老作家更偉大嗎？無論我對他懷有怎樣的敬意也得不出這樣一個肯定的結論。他是拿死拼出了一個人格，但這可以同時提升他的作品的意義嗎？

作家的命運是沉浮不定的，作品都是活著的時候寫的，要產生偉大的作品首先的條件是讓作家活著，別老拿生死考驗他。死亡，無論多麼悲壯，也是對寫作的打斷。老舍，如果他偷生在人間，難免不付出人格做代價，但也就有了機會和可能寫出真正偉大的作品。這部作品他已經開了頭，寫了八萬多字，叫《正紅旗下》。我有個朋友，極不喜歡老舍，我跟他說老舍的東西“好的是真好，差的是真差”，他激烈反駁“好也不是真好，差的倒是真差”！

這個朋友認為老舍寫北京從來都是置身事外的，觀察家式的，多實感而少真情，是我們說的那種“隔著玻璃看畫”。只有一篇他是扔了架子從第一筆就動了情的，就是這個未完成的《正紅旗下》。這是他們家的事兒，他自己的事兒，一寫就是從心裡往外淌。

如果假以時日，讓老舍把這個東西寫出來，那不得了，“現代文學史也不會這麼寒磣了”。

朋友說：中國作家胡編的身外之事太多了，好像一寫自己就小氣，越會寫跟自己八竿子打不著的事兒越叫有本事，賽著奔赴四面八方，活活給中國人創造出一種生動的紙上生活，以致使我們有時竟誤會我們每天的生活不是真實的生活，不是我們該過的生活，還有一個更真實的生活在遠處等著我們。很多糊塗人因此自我蔑視，把脫離現實當做一件很牛的事兒，想象不存在的生活這個傳統那麼悠久，中國人因而天生都有另一重人格。

朋友說：中國作家吃虧就在於人人不老實，一方面可做繞指柔一方面又都是暴脾氣，軟，軟到人盡可夫，硬，硬起來便一頭撞死，都不把寫作當回事。其實這不是中國作家的傳統精神，漢朝有個叫司馬遷的，被皇上騸了，沒急著死，寫了一本《史記》。

朋友問：你們把自己當誰了？既然是作家，職業道德是什麼？就是要你們去寫。一個原始部落，也是有分工的，有的猿人去打獵，有的猿人去打水，你們就坐在火堆旁唱，把我們的胡言亂語，亂吼亂叫整理成句子，唱唱我們從哪兒來，到哪兒去，每天都幹什麼，哪片林子野獸多，哪個山洞有泉眼，唱給小猴子們聽，等他們長大了出去打獵省點勁兒——哪個要你們去彪炳千秋——純粹是不要臉，唱著唱著就把自己當主角了！

朋友的話引起我的深思：我們是不是太在乎一個作家的人格完整了？老是提倡真善美，說慣了大話，把自個兒將在這兒了，逼得很多人東西沒寫完只好去做烈士。這個人格對作家真那麼重要嗎？簡直無可選擇，要麼留取丹心照汗青，要麼活著也是行屍走肉？當然很多老作家的經歷確實印證了這一點，丟了人格之後文章的格也不復再有。

餘華的《活著》講到了對生命的尊重，無論如何也要活下去。《芙蓉鎮》裡也有類似的話：不能像人一樣活，就像畜生一樣活。張宇的《活鬼》把這個話更進了一步，不但要像畜生一樣活，還要活出滋味來，活得比人還帶勁。其實老舍自己也有這樣的話，《四世同堂》中有一句臺詞：日本人厲害吧？架不住咱能忍！死，只能成全一個偉大的作家。咱們的偉大作家也太多了。

忍，沒準能忍出一部偉大的作品。

我願意將來有一天，我們談論很多偉大的作品，談到這些個作家，都說“真不是個東西”，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