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個人的生活態度深深影響了王朔的前期創作，直接反映到他部分作品的人物面貌上，一個是付緒文，一個是馮小剛。付緒文是那種口無遮攔的人，有點拿人不當人，也不拿自己當人，不管說誰說什麼先把自己墊腳底下，踩著自己說話，所以無論他的話怎麼過分，別人也不好說什麼，這倒也獲得一種自由表達的特權。馮小剛是眼風極佳，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誇起人來十分捨得自己，他的邏輯是：我就是把人誇過了他也不能跟我急。誇的時候就把什麼事都辦了。這都是北京小人物的生存智慧，在嚴酷的社會環境下自保同時又能吃得開，聽上去挺悲哀的，其實是小人物唯一可以多少保持一點自尊的方法。這兩個人都教王朔懂得了很多東西，豐富了他的創作和對人群的認識。老實講，王朔創作中極招眼的一些觀念，譬如什麼也不堅持，不知醜焉知美等等，皆來自這二人。所以，也不要羞羞答答老是暗示誰是老師誰是學生，大家都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誰也沒虧了誰，王朔做調侃一類文風開山人掌門人的姿態可以休矣。h44/h4王朔並不像他常愛擺出來的向人標榜的那樣心胸開闊，不在乎，誰愛說什麼說什麼，都當是替自己揚腕兒了。他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態是被迫的，你想，他確實是沒念過幾年書，至今看羅素還要打瞌睡，要他做知識分子那就是趕著黃花魚登陸猴子尾巴立刻露出來，一天也混不下去。他是聰明的，知道揚長避短，不具備的東西，索性站到反面，這就有話說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如果中國沒有大眾媒體這一光明大道1992年鋪在了他腳下，仍然像那之前，一個寫作的人想出頭，必須開討論會，有評論家在專業刊物予以肯定，就是說必須有知識分子勢力認可，他未必敢那麼有恃無恐，還是權衡過利弊得失，覺得所得大於所失才那樣去做。
他也未必一開始真想和知識分子鬧翻，內心大約還是想得個滿貫百分才好，所以起初的姿態並非挑戰，更多是挑逗撒嬌，打情罵俏，撐死了是扮演一個淘氣的孩子，以引人注目。壞孩子才需要更多關心嘛。走的是梁山宋江和張作霖們的路子，造反只是為了招安，目的是曲線做官。到知識分子真的批評他了，他面兒上坦然，心裡還是有點急了，抱怨人家沒有看到他暗藏的那些優點，沒好好讀他的書。“痞子”這個命名其實相當激怒了他，因為他一直是用經濟地位劃分階層的，無論是出身還是現實收入水平他都自認為是屬於中等階級的，甚至還不大瞧得起大學中那些貧寒的教師，非常勢利地視他們為“窮人”。痞子這個詞把他歸入社會下層，這幾乎是一個侮辱，如同一個將軍被人家當成了衣著花哨的飯店把門的。可憐的王朔，十年以後才反應過來這是一個文化稱謂，這之前淨跟人家辯論我趁多少錢我們家是部隊的，我小時候，管你們才叫痞子呢。
這個人是記仇的，尤其是獻媚不成反遭架出去，這是雙倍的羞辱，用北京話說，這就叫“結下樑子”了。小人是不能得罪的，這是中國人都知道的。我不知道批評王朔的那些人是出於什麼樣嚴肅的動機，王朔這邊，從一開始就是純粹的個人恩怨。這個事兒從一開始就俗了，王朔的戰法也很簡單，你們說我不是東西，你們有一個算一個也都不是東西，可天下沒一個是東西的。在這裡，爭論的前提被偷換了，學術的事情變成了人格上的比較。王朔的優勢也僅在於搶先一步宣佈自己是流氓，先卸去道德包袱，還落個坦誠的口碑，接著就對人家大舉揭發，發現一個人小節有虧就指其虛偽，就洋洋得意，就得勝還朝。這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貼大字報那一套，搞臭一個算一個。王朔的知識涵度本不值得和他進行認真的討論和批評，他不可能有理性的回應和進一步的辨識能力，任何學理上的討論到他這裡最終都會變成打架，口舌之爭，人和人的針鋒相對。更下作一點，他還會把對他的所有批評說成是對他的嫉妒，把中國人國民性的黑暗之處拿出來當髒水潑到對手頭上，這是他那種人的拿手好戲。很多明白人早看出對待王朔最好的辦法，那就是臊著他，全不理他，由著他自生自滅，這叫“好鞋不踩臭狗屎”。
王朔是很會利用大眾媒體的，用他的話說“講見報率”，除非全國媒體封殺此人，否則罵他的文章也要被他統計到見報率中去，這是善良的人們無從想象的。一個人不要臉到這種地步，正派人是無法和他對話的，總是等於受利用。上海陳思和教授最近有一段評論王朔挑釁金庸那件無聊之事的話深得我心。他講（大意啊）：王朔這是炒作（這不新鮮，誰都這麼說），他新寫的小說反應不好，而金庸又迫切想從江湖進入文學廟堂，所以在這場紛爭中他們是共謀關係。
我想陳教授所說這“共謀”並不是指這倆人私底下捏咕好了，一齊出來現一把，而是指他們實際希望也確實如願達到了的媒體效果。陳教授的這番話聽上去像瘋話（我的第一反應是：虧他想得出來），卻道出了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大眾媒體無處不在任意製造話題將無聊當有趣的無奈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有意義的話傳達到大眾耳朵裡都會變味兒，都能感到那後面可疑的商業動機，從這個意義說，實際已經沒有什麼有意義的話存在了。
陳教授的話代表著一班清醒的知識分子，可悲的是這樣清醒的話一旦講出來，同樣淪為大眾媒體的炒作物件，成為“金王之爭”這把虛火中的一根柴火，這是不是可以叫“集體共謀”。h45/h4王朔作為一個作家，到底還是要用作品說話的，我指他的小說創作，而不是在報紙上的飛短流長和他搞過的那些狗屁電視劇。他還能走多遠，他是不是早已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們所說的“文化殭屍”，這是一個值得分析並應當大聲發問的問題。
王朔作為一個作家的缺陷，我們聽到很多說法，很多人也看得比較清楚，一說他沒上過大學，學養先天不足，這是認為好作家應當是學者型那一派的意見，我還可以給這一派補充一些材料，他不但沒上過中國大學，也沒留過洋，不會外語，不能直接閱讀原著。這一派的邏輯是文學要先講傳承，沒上過學，就不可能充分了解前人已經有的成就，因而註定是井底之蛙。這一派重作品的思想性，他們為思想軌跡畫出的圖示是梯形，一級蹬著一級往上走，一級不落走到高臺頂上才有可能再往上砌。從這一派的觀點講，我們可以斷定王朔是沒希望的。
二是才盡說，這個1992年就有人說，到1999年王朔新作《看上去很美》出版後講這個話的人就更多了。這種說法還是比較直觀和樸素的，差不多直接訴諸閱讀感受，可以畫出一條從滿意到失望的下滑曲線。這一派的觀點因其包含的深刻宿命態度即便今天很難將來也終有一天會被證明是正確的。不妨說這是一個預言，像人總是要死的一樣的鐵論，除非王朔能自我證明——這相當於一個有罪推定——否則我們毫無理由樂觀。
我在四川聽到一個最新說法，是參加成都電視臺一個節目的觀眾說的。他說王朔日後沒戲在於他缺乏詩情，論據主要是王朔前些年出過一盤磁帶，裡面的流行歌曲的詞是他寫的，比較差，基本上不能叫詩或者詞。
不多舉例了，對一個老作家，大家總是有理由對他的前途感到悲觀。這些悲觀都很有道理，也許王朔的問題不是某一方面的問題，而是這些問題的綜合。當然，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也不能要求一個作家像新出廠的汽車，都安裝好了，十萬公里無故障再上路跑。大家，只要是個人，都帶著一身故障在路上邊修邊跑，跑得遠的那個只是故障少，修理及時的。就目前王朔的表現來看，我們有理由懷疑他的自我維修能力。
我是個唯心論者，我認為王朔的主要問題還在他自己，在於他內心對自己最後要求是什麼。我認為他現在並不是很清楚這件事。他要的東西太多，和這個社會的聯絡太密切，揹著太多東西又不辨方向的人是跑不快也走不遠的。
你真是想記錄時代還是更關注自己的內心成長？
你要最多的讀者嗎以不枉託生在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一遭？
什麼是大眾？對全體人民而言，哪個最暢銷的作品獲得的不是小眾？這個問題是不是可以改成你要哪部分小眾？
留名百世在這個時代每個神經健全的人都當這是笑話，你不至於這麼傻吧？
貌似有意義有意思的事很多，你不可能都做了，你必須取捨，望著好東西唾手可得而不去動。
你要明白你不是文曲星下凡，你的能力極其有限，既不足度他人也不足度自己，至多給自己能有個小小的交代，這是你的侷限也是你的宿命。
四十歲的人了，這個生活還有什麼留戀的？不要再拿別人的標準當標準了。有些人該忘了就忘了吧，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大千世界芸芸眾生跟你有什麼關係？什麼對頭到最後還不是一齊完蛋，交給老天爺去收拾他們吧。再有一萬來天，你這人就沒了，而且萬劫不復，再也不回來了——靠！話說到這份兒上，似乎小說也沒有必要寫了，也成了一多餘的奢侈，不對不對，我這是勸王朔上進呢。其實我也知道他怎麼能寫出好小說來，只是這招兒損點，不好拿出來。
——給丫關起來，判二十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損寫出一《飄》，一不留神就是一《紅樓夢》。h46/h4王朔及其作品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從他開始，譁眾取寵似乎成了作家成功必須採取的一個姿態，連累得其他很多老實本分的作家也跟著失去了社會的尊重，大家對他的憤怒，瞧不起他也是順理成章的。我不知道我們是否真的需要一個王朔才能證明我們的文學是繁榮的、百花齊放的。這是一個偶遇還是一個代價是我一直在想的問題。一個民族，沒有文化藝術的發達僅有規模龐大的經濟是不能受到世人的尊敬的。在新千年，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包括文化藝術的復興。我們談到漢唐時期的偉大燦爛，總是先說文化的燦爛，國民富足，經濟良好那是其次的。文明之光普照，遠人來歸，四方朝拜，第一束投射出去的，波長所達最遠的還是文化之光。文化的核心是文學，即便大眾文化，聲光音像製品，腳還是要站在文學的基礎上，這些玩意兒並非是文學的終結者，而是文學這一母體下的崽兒甩的子兒變出的么蛾子。也許我們最終不用紙張傳播思想和情調，而用因特網，用電子出版物、光碟什麼的，但我們總不至於放棄文字吧？
只用影像聲音起碼在可見的將來還難以表達抽象的概念和複雜的感悟，因特網上還不是一筐一筐的大把文字垃圾，所以，至少下一千年，作家還不會像恐龍一樣滅絕，我們的成就感，生活質量還有很大部分要取決於文學的發展。
一個東西要發展、進化，達到高階階段，總是要先出生，再取捨、淘汰、演變。黑暗是為光明顯得重要而存在的，新生兒是伴隨著痛苦、血水、骯髒和一塌糊塗出生的，如果我們註定要付出代價，我同意把王朔付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