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後來在《雪崩何處》裡也寫到了當時的情景：

我很難忘記第一次閱讀《十八歲出門遠行》時的種種感受。那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個如以往一樣光禿禿的寒氣凜冽的冬天（其時《北京文學》正在一家服務低劣又髒兮兮的旅館中舉辦一個「改稿班」），編輯部的傅鋒鄭重地向我推薦了一篇小說，即餘華剛剛寫出的《十八歲出門遠行》。由於我當時正沉浸在一九八五年新潮小說勝利進軍的喜悅裡，從韓少功、張承志、阿城、馬原、莫言等人的小說中所獲得的閱讀經驗不僅使我激動不已，而且已經成為一種十分活躍有力的因素進入我的「前理解」，從而控制了我的閱讀；然而《十八歲出門遠行》的閱讀卻一下子使我「亂了套」——伴隨著那種從直覺中獲得的藝術鑑賞的喜悅的是一種惶惑：我該怎樣理解這個作品，或者我該怎樣讀它？《十八歲出門遠行》發表於一九八七年一月號《北京文學》，而且是「頭條」。當我拿到刊物把它重新讀了一遍之後，我有一種模模糊糊的預感：我們可能要面對一種新型的作家以及我們不很熟悉的寫作。

李陀這篇文章寫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如今二十八年過去之後，已經無需「可能要面對一種新型的作家以及我們不很熟悉的寫作」。當年批評先鋒小說（李陀上文裡所指的新潮小說）不是小說的論調早已消失，即使高中學生裡有不少人覺得《十八歲出門遠行》讀不懂，他們還是認為這個東西是小說。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分析解讀這個短篇小說，高中老師們從語文教學的角度做出了各自的教案，眾說紛紜之後，我感到李陀當年所說的「我該怎樣理解這個作品，或者我該怎樣讀它」仍然有效。

這是一部小說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了。我一直以為，一部小說發表以後並不意味著已經完成，這只是寫作層面上的完成，每一個讀者的每一次閱讀都是一次繼續完成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作者對於自己的作品不具有權威性，作品發表以後他的相關發言就是一個讀者的發言。所以我在準備這篇「語文和文學之間」的講稿時，給自己一個定位：我不是一個研究員，只是一個講解員。我覺得自己會是一個不錯的講解員，因為我的正式講解裡會有一些非正式的內容。

我繼續講解，我先從作家的評論講起。《十八歲出門遠行》發表之後，最早出現的評論應該來自王蒙，一九八七年的時候他還是文化部長，他在二月的《文藝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同時評論了當時三個青年作家的三篇小說，劉西鴻、洪峰和我，關於《十八歲出門遠行》他這樣寫道：

「我」漫無目的地在公路上走，無憂無慮，不為旅店操心，而且時時感到公路特別是公路上每一個高地的誘惑。到了黃昏，硬擠上了一輛汽車，卻是往回走（有點損）。往回走也沒使「我」惶惑，仍然是「心安理得」。然後是汽車拋錨了，修不好了，「我」為了維護汽車和車上的貨物被司機和他的同夥（？）揍了一頓……十八歲出門遠行，青年人走向生活的單純、困惑、挫折、尷尬和隨遇而安。

我當時讀到王蒙的這段評論時，對他兩個括號裡的內容發出了會心的笑聲，前一個是「有點損」，後一個是問號。我覺得他在讀到一個不合理的描寫緊接著另一個不合理的描寫時可能也發出了會心的笑聲，雖然他在文章的最後寫道：「對這樣的作者與作品筆者是又理解又不理解，便寫了上述又理解又不理解的話。」王蒙的又理解又不理解，在我看來表達了一個觀點，那就是：閱讀一部小說，理解或者不理解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讀著有興趣，有興趣的話不理解也會讀完，沒興趣的話理解了也不會讀完。王蒙在文末說：「五十年代的青年作者有興趣和八十年代的青年作者進行誠懇的對話。」確實如此，王蒙是五十年代青年作者裡為數不多的對八十年代青年作者熱忱相待的。

王蒙的評論還起到過文學之外的作用。《十八歲出門遠行》發表後，有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產物，準備對其進行政治批判，而不是文學批評，當時《北京文學》的另一位副主編陳世崇為了保護我，就把王蒙抬了出來，說餘華這篇小說受到文化部長的表揚。準備批判我的人只好放過我，這是幾年以後林斤瀾告訴我的。

另一篇作家評論是莫言寫的，這篇《清醒的說夢者》在很多研究文章裡被引用過，其實這是莫言的一篇課堂作業。當時北師大和魯迅文學院合辦了一個創作研究生班，畢業後拿的是北師大的碩士文憑和學位，我和莫言是北師大這個「野雞班」的同學，在同一個宿舍裡住了兩年。房間中間並排放著兩個櫃子，將我們兩個人的床和書桌分開。我們班上一個同學來串門，他在莫言那邊朗讀起了一篇關於我的文章，我在櫃子這邊聽著，起初以為是他寫的，聽著聽著意識到是莫言的語調，我走過去說，給我，讓我學習學習。我才知道莫言寫了《清醒的說夢者》。

莫言在文章裡先是認為卡夫卡的《鄉村醫生》「簡直是一個夢的實錄，也許是他確實記錄了一個夢，也許是他編織了一個夢，這都無關緊要」。接下去他開始分析《十八歲出門遠行》了：

我來分析《十八歲出門遠行》這篇小說裡的仿夢成分：

作者寫道：「柏油馬路起伏不止，馬路像是貼在海浪上。我走在這條山區公路上，我像一條船。」

小說一開篇，就如同一個夢的開始。突如其來，一個夢境、一個隨著起伏的海浪漂流的旅途開始了。當然，這是剪裁過的夢境。這個夢有一箇中心，就是焦慮，就是企盼，因企盼而焦慮，愈焦慮愈企盼，就像夢中的孩童因尿迫而尋找廁所一樣。但我願意把主人公尋找旅館的焦慮看成是尋找新的精神家園的焦慮。黃昏的來臨加重了這焦慮，於是夢的成分愈來愈強。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處總在誘惑我，誘惑我沒命地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個高處，中間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弧度。」

這裡描寫的感覺，是部分神經被抑制的感覺，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強迫症，也是對希臘神話中推巨石上高山的西西弗斯故事的一種改造。人生總是陷在這種荒謬的永無止境的追求之中，一直到最後一刻。這裡包含著人類生活中最常見的、誰也無力擺脫的公式，人永遠是這公式的證明材料，聖賢豪傑，無一例外。這是真正的夢。

「儘管這樣我還是一次一次地往高處奔，次次都是沒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處奔去，這一次我看到了，看到的不是旅店而是汽車。」

汽車突兀地出現在「我」的視野裡，而且是毫無道理地對著我開來，沒有任何前因後果，正合夢的特徵。汽車是確定的，但汽車的出現卻是不確定的，它隨時可以莫名其妙地出現，又隨時可以莫名其妙地消逝，就如同《鄉村醫生》中那突然從窗框中伸進來的紅色馬頭一樣。馬從何處來？何須問，問就是多管閒事。但馬頭畢竟從窗框中伸進來了，這一事實是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