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說自己以前當過醫生，人們就說：「好多搞文學的人都當過醫生呢……比如魯迅，比如郭沫若……」

魯迅和郭沫若都學過醫，但似乎都沒有當到真正給人看病的階段，就改文學去了。魯迅是因看了有辱中國人的電影，奮而拯救靈魂。郭沫若好像是因幼年時患病聽力受損，臨床聽診這一關很吃力，分不清心音的微細差別（近一個世紀以前，醫生可沒這麼多的b超ct輔助診斷，而是像個匠人一般，憑的是眼睛耳朵的功夫），被迫改了行。

我在文學上自然不足掛齒，但竊以為在醫學知識上可勝大師們一籌。我從醫二十多年，一直做到內科主治醫師，業務嫻熟，態度和善，是個很不錯的大夫呢。

俗話說，靠山吃山。

我寫小說的時候，就經常寫醫生的故事。

我當醫生的時候，全神貫注地傾聽病人的敘述。不只是因為工作的負責心，甚至也不侷限於同情與人道——更多的時候是為病人著急，恨鐵不成鋼。

人體的痛苦，是一種難以描述的狀態。比如一個疼痛，就可分為絞痛痠痛脹痛跳痛，撕裂痛壓迫痛針刺樣痛電擊樣痛……琳琅滿目，不勝列舉。

病人面對自己體內的怪異感受，驚懼愕然之下，無以表達。

然而，醫生是多麼熱切地盼望知道病人的感受啊！那是診病的雷達。

許多人因癌而逝。醫生嘆息：「發現得太晚了。」

人體真的那樣緘默嗎？我總覺得，即使是潛伏期最長的癌症，在所有的體表惡徵未出現之前，在所有的醫療機械尚渾噩茫然之時，肌體一定曾用一種輕微持久卻靈敏萬分的警報，日夜提示過我們的心靈。

可惜我們不懂生命的語言。

我們無法命名那種感覺，我們就無法傳達。

因為無法傳達，我們就以為它不存在。

生命便在這種不存在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