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欽佩那時的畢淑敏，沒多少閱歷，但安靜地接受這一現實，依舊每天平和地挑著水桶，到獅泉河畔的井邊去挑水（河旁的水位比較淺），供病人洗臉洗衣。挑滿那鏽跡斑斑的大鐵桶，需要整整八擔水。女孩其實是不用親自挑水的，雖然那是衛生員必需的功課。只要一個躊躇的眼神一聲輕微的嘆息，絕不乏英勇的志願者。能幫女兵挑水，在男孩子那裡，是巴不得的。
山上的部隊裡有高達四位數字的男性，只有一位數字的女兵，性別比例上嚴重失調。軍隊有句糙話，叫「當兵三年，老母豬變貂蟬」。每個女孩都確知自己的優勢，明白自己有資格頤指氣使，只要你願意，你幾乎能夠指揮所有的人，得到一切。
我都是獨自把汽油桶挑滿，就像按時完成家庭作業，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我很悠閒地挑著滿滿兩大桶水安靜地走著，換肩的時候十分輕巧，不會讓一滴水潑灑出來。我不喜歡那種一溜小跑很逃竄的挑水姿勢，雖說在扁擔彈動的瞬間，會比較輕鬆，但那舉止太不祥和了。我知道在我挑水的時候，有許多男性的眼光注視著我，想看到我窘急後伺機幫忙。
在我的有生之年，凡是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都不會假以他人。不但是一種自律，而且是對別人的尊重。如果憑自己的努力，已無法完成這一工作，我就會放棄。我並不認為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是一種非常良好的生活狀態，它過於誇大人的主觀作用，太注重最後的結局了。在一切時候，我們只能順從規律，順從自然。
開始學做衛生員，沒有正規的課堂，幾乎像小木匠學徒一樣，由老醫生手把手地教。驚心動魄的解剖課，其真實與慘烈，任何醫科大學都不可比。記得有一個肝癌牧人故去，老醫生對我們說：「走，去看看真正的惡性腫瘤。」牧人的家屬重生不重死，他們把親人的遺體託付給金珠瑪米（解放西藏後，解放軍的專有稱呼，救苦救難的菩薩兵），活著的人趕著羊群逶迤而去。金珠瑪米們把屍體安放在擔架上，抬上汽車，向人跡絕蹤的山頂開去，將在那裡把屍身剖開，引來禿鷲，實施土法的「天葬」。
那是我第一次與死人相距咫尺，我昨天還給他化驗過血，此刻他卻躺在大廂板上，隨著車輪的每一次顛簸，像一段朽木在白單子底下自由滾動，離山頂還有很遠，路已到盡頭，汽車再無法向前。我們把擔架抬下來，高託著它，向山頂攀去。老醫生問：「你抬前架還是後架？」我想想說：「後面吧。」因為抬前面的人負有使命，須決定哪一座峰巒才是這白布下的靈魂最後的安歇之地，我實在沒有經驗。
靈魂肯定是一種有負重量的物質，它離去了，人體反而滯重。我艱難地高擎擔架，在攀登的路上竭力保持平衡。屍體冰涼的腳趾隔著被單顫動著，堅硬的指甲鳥喙一樣點著我的面頰。片刻不敢大意，我緊盯著前方人的步伐。倘若他一個失手，肝癌牧人非得滑坐在我的肩膀上。
山好高啊，累得我幾乎想和擔架上躺著的人交換位置。我抑制著喉頭血的腥甜，說：「禿鷲已經在天上繞圈子了，再不把死人放下，會把我們都當成祭品的。」老醫生沉著地說：「只有到了最高的山上，才能讓死者的靈魂飛翔。我們既然受人之託，切不可偷工減料。」
終於，到了伸手可觸天之眉的地方。擔架放下，老醫生把白單子掀開，把牧羊人鋪在山頂的砂石上，如一塊門板樣周正，鋒利的手術刀口流利地反射著陽光，簌然劃下……他像拎土豆一般把佈滿腫瘤的肝臟提出腹腔，仔細地用皮尺量它的周徑，用刀柄敲著腫物，傾聽它核心處混沌的聲響，一邊惋惜地嘆道：「忘了把炊事班的秤拿來，這麼大的癌塊，罕見啊……」
禿鷲在頭頂憤怒地盤旋著，翅膀扇起陽光的溫熱。望著牧人安然的面龐，他的耳垂上還有我昨日化驗時打下的針眼，粘著我貼上去的棉絲。因為病的折磨，他瘦得像一張紙。儘管當時我把刺血針調到最輕薄的一檔，還是幾乎將耳朵打穿。他的凝血機制已徹底崩潰，稀薄的血液像紅線似的無休止流淌……我使勁用棉球堵也無用，枕巾成了溼淋淋的紅布。他看出我的無措，安寧地說：「我身上紅水很多，你儘管用小玻璃瓶瓶灌去好了，我已用不到它……」
面對蒼涼曠遠的高原，俯衝而下乜視的鷹眼，散亂山之巔的病態臟器和牧羊人顏面表皮層永恆的笑容，在那一瞬間，我明白了什麼叫作「生命」。
一個人在非常年輕的時候洞徹生死，實在是一種大悲哀，但你無法拒絕。這份冰雪鑄成的禮物，我只有終生儲存，直至重返生命另外形態的那一天。
我的一首用粉筆寫在黑板報上的小詩，被偶爾上山又疾速下山的軍報記者抄了去，發在報上。周圍的人都很激動，那個年代鉛字有一種神秘神聖的味道。我無動於衷，因為那不是我主動投的稿，我不承認它是我的選擇。以後在填寫所有寫作表格的時候，我都沒寫過它是我的處女作。
我終於憑著自己的努力上了學，在學校的時候，依舊門門功課優異，這對我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我成了一名軍醫，後來，結婚生子。到了兒子一歲多的時候，我從北京奶奶家寄來的照片上，發現孩子因為沒有母親的照料，有明顯的佝僂病態。我找到阿里軍分割槽的司令員，對他說：「作為一名軍人，為祖國，我已忠誠地戍邊十幾年。現在，我想回家了，為我的兒子去盡職責。」他沉吟了許久說：「阿里很苦，軍人們都想回家，但你的理由打動了我。你是一個好醫生，幸虧你不是一個小夥子，不然，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你走。」
回到北京。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學烹調，學編織，學著做孩子的棉褲和培育開花或是不開花的草木……我極力想納入溫婉女人的模式，甚至相當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我發的綠豆芽雪白肥胖。自給有餘外，還可支援同事的飯桌，大夥說可以到自由市場擺個地攤啦！
唯有我自己知道，在我的脈管深處，經過冰雪洗禮的血液已不可能完全融化，有一些很本質的東西發生過，並將永遠籠罩著我的靈魂。在寒冷的高處，有山和士兵，有牧羊人和鷹呼喚著我，既然我到達過地球上最險峻的雪域，它就將一種無以言傳的使命強加於我。
我開始做準備，讀文學書，上電大的中文系……對於一個生活穩定、受人尊重的女醫生來說，實有「不務正業」之嫌，我幾乎是在「半地下」的狀態做這些事，幸好我的父母我的丈夫給予我深長的理解和支援。這個準備過程挺長，大約用了一個孩子從一年級到小學畢業的時間，當助跑告一段落的時候，我已人到中年。
在一個很平常的日子，正好我值夜班，沒有緊急病人。日光燈下鋪開一張紙，開始了我第一篇小說的寫作。
關於以後的創作，好像就沒有多少可說的了，我按部就班地努力寫著，儘量做得好一些。只要自覺盡了力，也就心安。已經走了很長的路，假如沒有意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寫的文字能印在報刊上這件事，我的父母很看重，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的那些並不成熟的作品，曾給我重病中的父親帶來由衷的快樂，他囑咐我要好好地寫下去。父親已經遠行，最後的期望在蒼茫的天穹迴響。為了不辜負他們的目光，我將竭盡全力。
認真地生活和寫作，以回答生命。當我寫作第一篇作品的時候，就是這樣想的，現在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