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從西藏阿里轉業回北京。此前，我在部隊的醫學院校進行過系統的專業學習，成了一名醫生，因此回京後，我被分在一家工廠的衛生所做內科主治醫生，後來又當上了衛生所所長。回京也好，當醫生、所長也好，我魂牽夢縈的仍然是西藏阿里的那段生活，它留在我生命中的痕跡太深刻了，我非常想把那裡的故事告訴別人，我想把它寫出來。

人做任何事情前，當然應冷靜地想想自己的底兒怎樣。我當醫生很自信，我是個態度與醫術都不錯的醫生。可是要寫書了，心中沒有了底。因為我沒讀過大學中文課，寫作的底子又薄，於是我決定在從醫的同時，自學電大中文系的課程。電視大學的教學方式很好，採取一種開放的、靈活的教授形式，我只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就把要三年學完的課程全部讀完了，而且成績還很好。

那時，我一個學期主修了九門課，老師感到驚奇。因為脫產的學生一學期一般也就能學完五門課。由於我的學習態度好，不是為文憑，而是為了積累自己的本事，為了把那些刻骨銘心的阿里生活早些寫出來告訴世人，所以在學習上不敢有絲毫懈怠，有些知識老師說不重要（對考試而言），我仍然認真對待它。

1986年，在我三十四歲時，我開始了小說《崑崙殤》的寫作。我把這部小說的結構、語言、情節、故事、人物、對話等等小說必備的要素，都想得比較清楚，然後再把它組合起來。由於寫的是我的生活真實經歷與感受，所以寫得很順利、流暢，一氣呵成。

小說寫成後，面臨一個大問題就是向哪家出版社投稿。我的朋友、親戚都來幫我出主意。當時，大家有一種擔心，怕和出版社沒有關係，出版社不理睬我的稿件，大家紛紛幫我找關係。而我這時反而十分冷靜，我決定什麼後門也不找，我就是要拿著自己的稿件，請素昧平生的編輯部的人來鑑定我的作品。我寫這部小說，是因為我熱愛曾經有過的生活，熱愛寫作，沒有任何功利思想，是受一顆聖潔的心靈的驅動。如果在我熱愛的事業中，摻進我不喜歡的舉動，這就是對我聖潔心靈的褻瀆，我不能這樣做。於是，我把稿子投寄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一份刊物——《崑崙》雜誌，這是全軍唯一的大型文藝刊物。

稿子寄出後，大概是第三天，我得到出版社的回信，上面寫著：「畢淑敏同志，來稿收到，當日讀完，被本文龐大的氣勢和沉重的主題所震撼，請速來編輯部。」並要求我攜同丈夫一起去編輯部面談稿件修改事宜。這使我大惑不解，為什麼這事還要丈夫保駕。後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社長告訴我，他們當時看到這篇小說後，覺得寫這篇作品的作者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創作經驗，他們不相信作者是一位初學寫作的人；另外，文中寫到的那種艱苦卓絕的軍旅生活，不可能出自一位女作者之手，懷疑是我的丈夫替我寫的。在編輯部交談的過程中，講到每個細節，我侃侃而談，而我的先生在一旁則進入了半睡眠狀態，他們相信了。這就是最初寫作與出版的過程。

順便提一句，從那時起至今，在十年寫作的時間裡，我寫了不少小說與散文，大約兩百萬字。其間，我覺得自己的文學功底還須加厚，就又去考研，攻讀了文學碩士學位。

女學生：

您的作品寫了許多震撼人心的人物，他們在現實中是否都有生活原型？一個作家怎樣才能寫出對公眾有益的好作品？

畢淑敏：

我的作品如果是散文，基本都是真實的，因為散文往往是人的真情的表達，它以真實為前提，真實是散文的一種品格。而小說體裁，會有一些虛構的人物、場景、情節、故事，等。無論是散文還是小說，都是心靈深處有感而發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作者在散文、小說中表達出來的情感都是真實的。

談到如何把作品寫好，我贊同一位老作家的意見，作家應該把對於人的關懷和熱情、悲憫化為冷靜的處理，作家不是牢騷滿腹、呻吟顫抖、刺頭反骨、躁狂的「偉人」。我借用這話來說明作家的社會責任，或者講作者寫作應有的態度，沒有這種責任和態度是難以寫好作品的。

記得有這樣一句話，「世界上並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這話聽起來好像很抽象，其實在生活中，我們對周圍發生的事，雖有多種多樣的看法，重要的是能發現一些新見解、新認識。作為作者或作家，一定要在自己的文章中表達和凸顯自己獨特的認識。一個作品最忌諱沒有新意，只是重複別人的陳詞。

比如，人對死亡的恐懼是一種普遍心理，我作為一名醫生，行醫二十多年，看到人在生命的晚期，那種蒼涼、恐懼的表現，對活著的人和即將離去的人心理壓力都是極大的，因此，我寫了《預約死亡》這篇小說。我把死亡看成人成長的最後階段，死亡不是不可思議的，而是很正常的生命現象。對於死亡，人們應有一種冷靜、鎮靜的態度，從而尊嚴地度過一生，尊嚴地走過人生的最後階段。這是我的見解，這是我作為作家要用筆傳達的對死亡的關懷，對人健康心理的關注。

女學生：

假如您的作品沒有被出版社選中，假如您的文章沒有被讀者認同，您會如何對待？

畢淑敏：

這個問題我已經被人問過很多次，我覺得要試著去幹一件事，總會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完全沒有經驗，就試著幹，叫摸著石頭過河，一次不成功，我再做，兩次不成功，我還做，一直幹下去。我好像不是這種型別的人，我喜歡在我已知的情況下，或者說是做好所有的準備工作的前提下，才開始去幹。就像跳高一樣，有的人跳一米的高度，多次都跳不過去，也許在跳過二十次後，才跳過去。而我首先在跳高前先揣摩優秀跳高運動員的跳躍姿勢，然後我去模仿，再試著做一下助跑，領會要領之後，然後我再去跳。第一次跳，我起碼要有50%的把握，如果完全沒有把握的事，我不會去做。

我學習寫作時已三十四歲了，如果再年輕一些，可以更激進些，初生牛犢不怕虎嘛。由於年齡所限，我就要做更完善、全面的準備，因此寫作前我讀電大，寫作中又讀文學碩士學位，這都是在做起跳的準備。

有人還問過我，如果當時你一投不中、二投不中、三投不中，你會怎麼辦？我估計三投不中，我就不幹了，因為我已盡了所有的努力。比如一投不中，我會想是不是編輯眼光不行，我可能要找其他編輯部；如果大家都看不中，說明我不是寫作的材料，我會急流勇退的。

一次，一位外國學者問我，你是否想過要獲得諾貝爾獎。我直接了當地告訴他，「沒有想過」。這位學者很奇怪，他說：「人不想獲大獎，你如何去努力呢？」我的回答是：「這好比我們這些人，誰都不可能打破劉易斯、約翰遜的百米世界紀錄，但這並不影響我們每個人竭盡全力去跑出百米的最好成績。」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珍惜生命，珍惜上天給我們的這份經歷，珍愛自己的愛好，全力以赴努力達到我們可能達到的最好成績，這就是人的生命意義之所在。而不一定要以外在的某種框架和他人的評價，作為自己是否成功的標準。我們不僅注重收穫，而且更注重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