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五個女兵於1969年4月被分配到西藏阿里軍分割槽，分割槽是1968年成立的，所以說我們是阿里軍分割槽的第一批女兵。我是1952年10月出生的，當時是l6歲半。

過「五一」了，說有一輛大轎子車和一輛大解放車結伴上山，讓我們5月2日9點到大門口集合。當我們按照預定時間準備上車的時候，才發現探家回來的幹部戰士早就上了車，黑壓壓地把大轎子車的位子都坐滿了。那時候的軍人多半來自鄉下，沒有照顧女士的概念，況且他們原也不知道會有女兵上山，就滿車寂然一言不發地盯著我們看。我是班長，看看車子最後一排還能擠進兩個人，就嘆了一口氣說，三個人上解放車大廂板，兩個人留在這輛車上。等明天咱們再內部調換一下，自己把苦樂勻勻吧。

從喀什上到獅泉河，那時要走六天。六天當中，沒有哪位男性軍人願意把他們的座位讓給這些年輕的女孩子，我們就自己互相幫助。道路極其顛簸，在一次最劇烈的晃動中，一個女兵的頭把大轎子車的天花板頂碎了一個洞。那個女兵姓孫，疼得抽噎起來，滿車的男軍人們一陣鬨笑，說：「你是孫猴子，有一個鐵打銅鑄的腦殼，把車都毀了。」

六天的路程，山高水遠。我坐在解放車的大廂板上，穿著大頭鞋，裹著皮大衣，蜷縮成一團。從車篷布的縫隙中看著阿卡子大坂和界山大坂上紛飛著的鵝毛大雪，聽著纏有防滑鏈的車輪在雪地和碎石上碾過的細碎聲響，覺得以前在北京溫暖家中讀書的日子，是一個夢。六天中，沒有任何阿里的男性軍人們給過我們以絲毫關照。當我們終於在第六天夕陽西下的時候，到達獅泉河鎮，迎接我們的阿里軍分割槽衛生科的領導又表現得匪夷所思。他們圍著我們五個人轉了好幾圈，然後面面相覷、毫無表情地走了。

五個女兵站在荒涼的戈壁上，完全不得要領。我至今仍要感謝大腦缺氧和嚴重的高山反應帶來的木訥和遲鈍，讓我們在這段不知道有多久的時間內，沒有哭，沒有嘆息，也沒有思索，一言不發。在這段思維空白的時間裡，我看著遠處的夕陽像一張金紅色的巨餅，無聲無息地緩緩降入峰巒之口，大地變得一片蒼茫。

等衛生科的領導再次出現的時候，就很熱情了，連連說著「歡迎你們」，接過了我們的背包和臉盆。

科長後來解釋他們的做法：曾經收到過南疆軍區的電文，說是給衛生科派去了五名衛生員，但並沒有說明是女子。在我們之前，阿里軍分割槽從來沒有女兵，所以他們頭腦中也沒這根弦。接站時刻，突然發現來者是女孩子，遂大吃一驚、措手不及。他們原本是把我們分散安排在各個男兵宿舍，一見之下情知不妥，趕緊回去倒騰房子。

我們五個都是l969年的兵，2月入伍，在新兵連集訓了兩個月，學的都是齊步走投彈射擊什麼的，其餘的時間就是種菜送糞，並沒有經過任何醫學訓練。到了衛生科，馬上安排我們到病房工作，連最基本的肌肉神經在哪裡都不知道，就讓我們開始上班了。

那時病房有12張病床，經常住得滿滿的，還要加床。記得第一天打針，老衛生員告訴我，你在病人的半邊屁股上畫一個「十」字，然後在「十」字外四分之一處把針戳進去就行了。千萬不要打到靠內側啊，那樣傷了神經，會把人打癱的。

這番話他跟我說過好幾遍了，可我還是下不了手。老衛生員說：「這又不是扎你自己，有什麼可怕的，一狠心一咬牙就攮進去了。」

我說：「這跟學木匠可不一樣，人都是肉長的。」

老衛生員說：「人肉可比木板軟多了。」

不管他怎麼說，我還是沒法上陣。老衛生員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模樣，答應我先在棉被上練習一下。我表示可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自己身上練習，但肌肉注射這個事，只能在別人身上練習，自己就不太好操作了。過了好幾天，當我在棉被上扎得基本熟練之後，才推著治療車進入病房。我的第一針是給一個叫「黃金」的戰士注射青黴素。老衛生員說得不錯，人的肌肉比木板好扎多了，比棉被也要容易進針。扎完之後，黃金一股勁地感謝我，說一點都不疼。我自己知道這是為什麼。因為用的勁過大，針頭全部飛快地刺進肌肉，所以幾乎不疼。缺點是這樣進針十分魯莽，如果針斷在皮肉中，取出來就很困難。算這位黃金戰友命大，既不感覺到疼，也沒有碰上斷針這樣的倒霉事，過了一關。

1970年底，要開始野營拉練了。我們都紛紛寫決心書，報名參加拉練，要求到火線上去鍛鍊。繁忙的準備工作開始了，主要是給自己做一口鍋，以便獨立野炊的時候能吃得上飯。具體方法是先用銼刀把罐頭盒銼開，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儲存罐頭盒蓋子的完整，在做飯的時候少跑一點氣。然後在罐頭盒蓋子（現在已經變成鍋蓋子了）上鑿個小洞，在罐頭盒鍋體上也穿個小洞，兩洞合一，用鐵絲擰緊，簡易小鍋大功告成。

出發的前一天，我們把拉練需要攜帶的物品——比如槍支彈藥、紅十字包、乾糧袋、帳篷雨衣、被褥行李等，都背在身上，跳上磅秤一量，將近200斤。那時我們的基本體重（穿上棉襖棉褲絨衣絨褲大頭鞋，帶上皮帽子）大約是120斤，也就是說，負重在70斤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