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次，好像沒有什麼明顯的療效，但是從第四次起，我可以站起來了。到了第二個月，我的骨骼就可以承受一點兒重量了，我能戴手鐲了。

每週兩次針灸，這樣治療了九年後，我的身體漸漸恢復。我開始研究我所得的病，收集資料，我的孩子也幫著我一起查詢。這一次，我找到了病因，這是子宮切除後的典型症狀之一。此後的兩年裡，我一直鑽到圖書館裡，直到成為這方面的專家。

這時候，我遇到了一位同樣切除了子宮的女性，她只有28歲，切除術後，也是感覺非常不好。她對我說：「醫生為什麼沒有告訴過我這一切？他們只說術後會更好，但真實的情況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她還說：「事先，我也問過一位同樣做過這種手術的女友，我問她：‘會比以前更好嗎？’她說：‘是的，是這樣的。’但我做完了手術，感覺很不好的時候，我再次問她，她說，她的感覺也很不好。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在事前告訴我實話呢？’她說，她不願說實話。她不願獨自承受痛苦，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和她一樣痛苦。」

這時，我才發現，有這種經歷的不僅僅是我一個人。在女人被切除子宮和卵巢之後，改變的不但是性，還有人性。我還見過一個女孩子，只有18歲，簡直可以說是個兒童，也被切除了子宮。她熱淚盈眶地說：「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一切？」她的母親也曾做過子宮切除，但她的母親也告訴她，做過之後會更好。手術之後，她對母親說：「為什麼連你也不告訴我真相？」母親說：「沒有人敢說‘我沒有性別了’，說‘我喪失性了’。就算我是你的母親，這也是難以啟齒的事情。這是隱私，你不可能知道真相。」

我知道，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事情了，是眾多女性面臨的重大問題。我要盡我的力量。我到電視臺去宣講我的主張，我的孩子和我離婚的丈夫都在看這個節目。臨進演播室的時候，我嚇得要命，一口氣吞下了兩顆強力鎮靜劑。

我說，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被閹割的女人，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將要發生的一切，會給她們帶來怎樣深遠的影響？醫生不喜歡聽「閹割」這個詞，但事實的真相就是如此。我做研究，喜歡用最準確、最精當的詞來描述狀態，無論那狀態有多麼可怕。這些女人有權利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

我說，不要以為在這個過程中，女醫生和過來人的話就可以聽。女人傷害起女人來、背叛起女人來，也許比異性更甚。人性的幽暗在這裡會更充分地暴露。

勸你做子宮摘除術的女醫生會說：「你還要你的子宮幹什麼？你已經有孩子了，它沒有用了。」在這種時候，女醫生顯示的是自己的權力。她只把子宮看成是一個沒用的器官，而不是把它和你的整個人聯絡在一起。

在美國，摘除女人的子宮是醫院裡一樁龐大的產業。每年，婦女要為此花費出80億美元。這還不算術後長期的激素類用藥的費用。可以說，在藥廠的利潤裡，浸著女性子宮的鮮血。所以，醫生與藥廠合謀，讓我們的空氣中瀰漫著一種謊言。他們不停地說：「子宮是沒有用的，切除它，什麼都不影響，你會比以前更好。」面對這樣的謊言，做過這一手術的女性，難以有力量說出真相，總以為自己是一個特例。她們只有人云亦云地說：「很好，更好。」於是，謊言在更大的範疇內播散。

我並不是說，子宮切除術和卵巢切除術就不能做。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說，在做出這個對女性有重大影響的決定中，女性有權知道更多，知道全部。

那一天，我說了很多很多。我都說了。我不後悔，可是我說完之後，在大街上走了許久許久，不敢回家。後來是我的孩子們找到我，他們說：「媽媽，你說得很好啊。」

我成立了這個賀氏基金會，我這裡有最新的全面資料。當一個女性要進行子宮和卵巢手術的時候，可以打電話來諮詢。這就是我現在的工作。完全是無償的。我還組織全世界喪失子宮和卵巢的婦女來費城聚會，我們暢談自己的感受。在普通的人群中，你也許會感到自卑，覺得和別的女人不一樣，甚至覺得自己不再是女人了。但在我們的聚會里，你會看到這個世界上和你一樣命運的還有很多人，你就有了一種歸屬感。你會更深刻地感知人性。

熱娜一直在說，安妮一直在翻譯，我一直在記錄。我們在費城只做短暫的停留，然後就要繼續乘火車到紐約去。我們各自的午餐都沒有時間吃，冷冷地擺在那裡，和我們的心境很是匹配。

熱娜送我們趕往火車站。分手的時候，她說：「我說了很多話，你幾乎沒有說什麼話。可我能感覺到你是一個善良的人，我現在很會感知人。從當年那位中國針灸醫生身上，我就知道中國有很多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