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醫生悠長地嘆了一口氣：「告訴離得這麼遠的一個小姑娘，孩子的病就能好了嗎？我家裡人是從不這樣的。」

不一會兒，女兵停止了哭泣，因為從老醫生送來的第二批信中，她得知小侄子的病已經好了。

「要有經驗，」老醫生說，「把信全拆開，碼餅乾似的排好，從最後面的看起，前面的只能做參考。」

這自然是至理名言。這麼辦，時間長了，我們也發現了弱點。好比一本蕩氣迴腸的小說，快刀斬亂麻先看了結尾，再回過頭去細細咀嚼，便少了許多懸念和曲折。

那一次軍郵車上山，老醫生沒有收到一封信。按照他們家的邏輯，沒有信來也許就是出事了。他的憂鬱持續了整個冬天。

在這海拔五千米的高原營地，每逢有人下山，就會挨門挨戶地問：「我要走了，要不要帶信？」哪怕是平日最自私的人，在這件事上也絕對平和而周到，這是高原的風俗。

有時候突然寫好一封信，又不知誰能帶走，就在吃飯人多時喊：「誰能下山，告我一聲。」一次，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對我說：「我知道你父親的名字。」「你看過我的檔案？」我問。「不是。幾年前我為你代發過家信。」我已經完全記不得是託什麼人又轉到他手中的，於是趕忙表示遲到的謝意。

在我十七歲生日過去半年的時候，收到了西雙版納同學的回信：「那朵花怎麼是紫色的呢？它是雪白的呀！而且，絕不可能沒有香氣！」

信是老醫生送來的。這是開山後的第一次通郵，他也很快樂，他的家裡寄來了平安信。有時候他又突然疑惑，說他家會不會有什麼事瞞了不肯告訴他。我們都說不會不會，你是家裡的頂樑柱，他們離了你，根本就辦不了事，怎麼會瞞你！他也覺得很有道理，心寬許多。

終於，輪到他探家了。很早就告訴我們：他下山時專門預備一個提包，為大家裝信。我便對著崑崙山皚皚的冰雪，咬著筆桿，從從容容地寫了大約三十封信，每一封都竭盡我的才能。

我雙手捧著這摞信，鄭重地交給老醫生。他的白髮在雪峰的映襯下，晃動得像一盆水中的粉絲：「你放心好了！我到了山下第一件事就是為大家發信。假如回信快的話，下次軍郵車上來，你們也許就能收到回信了。」

他走了。軍郵車像候鳥，飛來一次又一次，但那三十封信一封也不見迴音。原來他下山乘坐的車翻了，這在高原是很平常的事。熊熊烈火吞噬了他銀髮蒼蒼的頭顱，那個裝滿信件的旅行包，頃刻間化為青煙。

那三十封信，只有給父母的那封，我重寫了託人發出。給其他人的，便再也提不起興致重寫。只要抓起筆，老醫生的白髮就在眼前灼目地閃動，眼珠便發酸。大團大團的冰雪，在我胸中凝結。

後來，在老醫生的追悼會上，我才知道他的生辰，遠沒有我想象的那樣老。滿頭燦然的白髮，是崑崙山饋贈他的不能拒絕的禮物。

他死了以後，軍郵車還帶來過他的家信。我第一次注意了一下地址：是廣西一個很偏遠的小城。又在地圖上仔細尋找，那地方在北迴歸線以南，屬於熱帶，該是非常炎熱的。老醫生的家鄉，距離崑崙山大約有一萬五千裡。

那封遲到的信，邊緣已經磨損，好像烙熟又蒸了幾遭的餡餅，幾處裂口的地方，被薄而堅韌的透明紙貼上過，上面打著藍色的印章：「郵件已破，軍郵代封」。

不知這是否是封報平安的家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