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朗誦一首臺灣詩人羊令野的《紅葉賦》：

我是裸著脈絡來的，

唱著最後一首秋歌的，

捧出一掌血的落葉啊。

我將歸向我第一次萌芽的土。

風為什麼蕭蕭瑟瑟，

雨為什麼淅淅瀝瀝，

如此深沉的漂泊的夜啊，

歐陽修你怎麼還沒有賦個完呢？

我還是喜歡那位宮女寫的詩，

御溝的水啊緩緩地流，

小小的一葉載滿愛情的船，

一路低吟到你跟前。

現在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對文學的理解也以多元為好，一個人過分強調自己所理解的文學理念的話，有時可能會顯得迂腐，有時會顯得過於理想主義，甚至有時會顯得偏激。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並不能判斷我的文學理念，或者說我對文學現象的認識是否接近正確。人不是越老越自信，而是越老越不自信了。這讓我想起數學家華羅庚舉的一個例子，他說人對社會、對事物的認識，好比伸手到袋中，當摸出一隻紅色玻璃球的時候，你判斷這隻袋子裡裝有紅色玻璃球，這是對的，然後你第二次、第三次連續摸出的都是紅色玻璃球，你會下意識地產生一個結論：這袋子裡裝滿了紅色玻璃球。但是也許正在你產生這個意識的時候，你第四次再摸，摸出一隻白色玻璃球，那時你就會糾正自己：「啊，袋子裡其實還有白色的玻璃球。」當你第五次摸時，你可能摸出的是木球，「這袋子裡究竟裝著什麼？」你已經不敢輕易下結論了。

我們到大學裡來主要是學知識的，其實「知識」這兩個字是可以，而且應當分開來理解的。它包含著對事物和以往知識的知性和識性。知性是什麼意思呢？只不過是知道了而已，甚至還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同學們從小學到中學到高中，所必須練的其實不過是知性的能力，知性的能力體現為老師把一些得出結論的知識抄在黑板上，告訴你那是應該記住的，學生把它抄在筆記本上，對自己說那是必然要考的。但是理科和文科有區別，對理科來說，知道本身就是意義。比如說學醫的，他知道人體是由多少骨骼，多少肌肉，多少神經束構成的，在臨床上，知道肯定比不知道有用得多。

但是文科之所以複雜，是因為它不能僅僅停止在「知道」而已，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資訊發達的時代。比如說我在講電影、中外電影欣賞評論課時，就要捎帶講到中外電影史；但是在電影學院裡，電影史本身已經構成一個專業，而且一部電影史可能要講一學年。電影史就在網上，你按三個鍵，一部電影史就顯現出來了，還需要老師拿著電影史畫出重點，再抄在黑板上嗎？

因此我講了兩章以後，就合上書了。我每星期只有兩堂課，對同學來說，這兩堂課是寶貴的，我恐怕更要強調識性。我們知道了一些，怎樣認識它？又怎樣通過我們的筆把我們的認識記錄下來，而且這個記錄的過程使別人在閱讀的時候，傳達了這種知識，並且產生閱讀的快感？本學期開學以來，同學們都想讓我講創作，但是我用了三個星期六堂課的時間講「人文」二字。大家非常驚訝，都舉手說：「人文我懂啊，典型的一句話就夠了——以人為本。」你能說他不知道嗎？如果我問你們，你們也會說「以人為本」；如果下面坐的是政府公務員，他們也知道以人為本；若是滿堂的民工，只要其中一些是有文化的，他也會知道人文就是以人為本。那麼我們大學學子是不是真的比他們知道得更多一點呢？除了以人為本，還能告訴別人什麼呢？

如果我們看一下歷史，三萬五千年以前，人類還處在矇昧時期，那時人類進化的成就無非就是認識了火，發明了最簡單的工具武器。但是到五千年前的時候已經很不一樣了，出現了城邦的雛形，農業的雛形，有一般的交換貿易，而這時只能叫文明史，不能叫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