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文學的理解，以及我的寫作，當然和許多別人一樣，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響，影響確乎發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個階段。或持久，或短暫。卻沒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學理念和他們的作品一直影響著我。而我自己的文學觀也在不斷變化……
下面，我按自己的年齡階段梳理那一種影響：
童年時期主要是母親以講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輸了某些戲劇化的大眾文學內容，如《釣金龜》《鍘美案》《烏盆記》《竇娥冤》《柳毅傳書》《趙氏孤兒》《一捧雪》……
那些故事的主題，無非體現著民間的善惡觀點和「孝」「義」之詮釋而已。母親當年講那些故事，目的絕然不是培養我們的文學愛好。她只不過是怕我們將來不孝，使她傷心；並怕我們將來被民間輿論斥為不義小人，使她蒙恥。民間輿論的方式亦即現今所謂之口碑。東北人家，十之八九為外省流民落戶紮根。哪裡有流民生態，哪裡便有「義」的崇尚。流民靠「義」字相互凝聚，也靠「義」字提升自己的品格地位。倘某某男人一旦被民間輿論斥為不義小人，那麼他在品格上幾乎就萬古不復了。我童年時期，深感民間輿論對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們的品格所進行的審判，是那麼地權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麼的不容置疑。故我小時候對「義」也是特別崇尚的。但流民文化所崇尚的「義」，其實只不過是「義氣」，是水泊梁山和瓦崗寨兄弟幫那一種「義」。與正義往往有著質的區別，更非仁義，然而母親所講的那些故事，畢竟述自傳統戲劇，內容都是經過一代代戲劇家錘鍊的，所傳達的精神影響，也就多多少少地高於民間原則，比較具有著文學美學的意義了。對於我，等於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種營養。
這就是我早期小說中的男人，尤其那些男知青人物，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別義氣的原因。我承認，在以上兩點，我有按照我的標準美化我筆下人物的創作傾向。
在日常生活中，「義」字常使我臨尷尬事，成尷尬人。比如我一中學同學，是哈市幾乎家喻戶曉的房地產老闆。因涉嫌走私，忽一日遭通緝——夜裡一點多，用手機在童影廠門外往我家裡打電話。白天我已受到種種忠告，電話一響，便知是他打來的。雖無利益關係，但真有同學之誼。不見，則不「義」；即往見之，則日後必有牽連。猶豫片刻，決定還是見。於是成了他逃亡國外前見到的最後一人。還要替他儲存一些將來翻案的材料，還承諾三日內絕不舉報。於是數次受公安司法部門鄭重而嚴肅的面訊。說是審問也差不多。錄口供，按手印，記錄歸檔。
我至今困惑迷惘，不知一個頭腦比我清醒的人，遇此事該取怎樣的態度才是正確的態度？倘中學時代的親密同學於落難之境急求一見而不見，結果虛驚一場，日後案情推翻（這種情況是常有的），我將有何面目復見斯人，復見斯人老母，復見斯人之兄弟姐妹？那中學時代深厚友情的質量，不是一下子就顯出了它的脆薄性嗎？這難道不是日後註定會使我們雙方沮喪之事嗎？
但，如果執行緝捕公務的對方不由分說，先關押我三個月五個月，甚或一年半載，甚至更長時間（我是為一個「義」字充分做好了這種心理準備的），我自身又會落入何境？
有了諸如此類的經歷後，我對文學、戲劇、電影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是：凡在虛構中張揚的，便是在現實中缺失的，起碼是使現實人尷尬的。此點古今中外皆然。因在現實中缺失而在虛構中張揚的，只不過是借文學、戲劇、電影等方式安慰人心的寫法。這一功能是傳統的功能，也是一般的功能。嚴格地講，是非現實主義的，歸為理想主義的寫法或更正確。而且是那種照顧大眾接受意向的淺顯境界的理想主義寫法。揭示那種種使現實人面臨尷尬的社會制度的、文化背景的，以及人性困惑的真相的寫法，才更是現實主義的寫法。回顧我早期的寫作，雖自詡一直奉行現實主義，其實是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左顧右盼，每顧此失彼，像徘徊於兩岸兩片草地之間的那一頭寓言中的驢。就中國文學史上呈現的狀態而言，我認為，近代的現實主義文學，其曖昧性大於古代；現代大於近代；當代大於現代。原因不唯在當代主流文學理念的禁束，也由於我及我以上幾代寫作者根本就是在相當不真實的文化背景的影響之下成長起來的。它最良好開明時的狀態也不過就是曖昧。故我們先天的寫作基因是潛伏著曖昧的成分。即使我們產生了叛逆主流文學理念禁束的衝動，我們也難以有改變我們先天基因的能力。
自幼所接受的關於「義」的原則，在現實之中又逢困惑和尷尬。對於寫作者，這是多麼不良的滋擾。倘寫作者對此類事是不敏感的，置於腦後便是了。偏偏我又是對此類事極為敏感的寫作者。這一種有話要說不吐不快的衝動，每變成難以抗拒的寫作的衝動。而後一種衝動下快速產生的，自然不可能是什麼文學，只不過是文學方式的社會發言而已……
我非是那類小時候便立志要當作家才成為作家的人。在我僅僅是一個愛聽故事的孩子的年齡，我對作家這一種職業的理解是那麼單純——用筆講故事，並通過故事吸引別人感動別人的人。如果說這一種理解水平很低，那麼我後來自認為對作家這一種職業的似乎「成熟」多了的理解，實際上比我小時候的理解距離文學還要遠些。因為講故事的能力畢竟還可以說是作家在新聞評論充分自由的國家和時代，可能使人成為好記者。反之，對於以文學寫作為職業的人，也許是一種精力的浪費吧？如果我在二十餘年的寫作時間裡，在千餘萬字的寫作實踐中，一直游弋於文學的海域，而不每每地被文字方式的社會發言的衝動所左右，我的文學意義上的收穫，是否會比現在更值得自慰呢？
然而我並不特別地責怪自己。因為我明白，我所以曾那樣，即使大錯特錯了，也不完全是我的錯。從事某些職業的人，在時代因素的影響下，往往會變得不太像從事那些職業的人。比如「文革」時期的教師都有幾分不太像教師；「文革」時期的學生更特別地不像學生。於今的我回顧自己走過的文學路，經常替自己感到遺憾和惋惜，甚至感到憂傷……
比較起來我還是更喜歡那個愛聽故事的孩子年齡的我。作家對文學的理解也許確乎越單純越好。單純的理解才更能導我走上純粹的路。而對於藝術範疇的一切職業，純粹的路上才出純粹的成果。
少年時期從小學四五年級起，我開始接觸文學。不，那隻能說是接近。此處所言之文學，也只不過是文學的胚胎。家居的街區內，有三四處小人書鋪。我在那些小人書鋪裡度過了許多愜意的，無論什麼時候回憶起來都覺得幸福的時光。今人大概一般認為，所謂文學的搖籃，起碼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學系。但對我而言，當年那些小人書鋪即是。小人書文字簡潔明快，且可欣賞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稱一流的繪畫。由於字數限制所難以傳達的細緻的文學成分，在小人書的情節性連貫繪畫中，大抵會得以形象地表現。而這一點又往往勝過文學的描寫。對於兒童和少年，小人書的美學營養是雙重的。
小人書是我能咀嚼文學之前的「代乳品」。
但凡是一家小人書鋪，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書。對於少年，那也幾乎可以說是古今中外包羅永珍了。有些是當年翻譯過來的外國當代作品，那樣的一些小人書以後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
比如《中鋒在黎明前死去》——這是一本取材於美國當年的荒誕現實主義電影的小人書，諷刺資本對人性的霸道的侵略。講一名足球中鋒，被一位資本家連同終生人身自由一次性買斷。而「中鋒」賤賣自己是為了給兒子治病。資本家還以同樣的方式買斷了一名美麗的芭蕾舞女演員，一頭人猿，一位生物學科學家，以及另外一些他認為「特別」的具有「可持續性」商業價值的人。他企圖通過生物學科學家的實驗和研究，迫使所有那些被他買斷了終生人身自由的「特別」人相互雜交，再雜交後代，「培植」出成批的他所希望看到的「另類」人，並推向世界市場。「中鋒」卻與美麗的芭蕾舞演員深深相愛了，而芭蕾舞女演員按照某項她當時不十分明白的合同條款，被資本家分配給人猿做「妻子」……
結局自然是悲慘的。美麗的芭蕾舞女演員被人猿撕碎；「中鋒」掐死了資本家；生物學科學家瘋了……
而「中鋒」被判死刑。在黎明前，在一場世界錦標賽的海報業已貼得到處可見之後，「中鋒」被推上了絞架……
這一部典型的美國好萊塢諷刺批判電影，是根據一部阿根廷20世紀50年代的劇本改編的，其內容不但涉及資本膨脹的勢力與在全世界都極為關注的「克隆」實驗，在其內容中也有超前的想象。倘濾去其內容中的社會立場所決定了的成分，僅從文學的一般規律性而言，我認為作者的虛構能力是出色的。
那一本小人書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比如《前面是急轉彎》——這是一部蘇聯當時年代的社會現實題材小說。問世後很快就拍成了電影，並在當年的中國放映過。但我沒有機會看到它，我看到的是根據電影改編的小人書。
它講述了這樣一件事：躊躇滿志事業有成的男人，連夜從外地駕車趕回莫斯科，渴望著與他漂亮的未婚妻度過甜蜜幸福的週末時光。途中他的車燈照見了一個臥在公路上的人。他下車看時，見那人全身浸在一片血泊中。那人被另一輛車撞了。撞那人的司機畏罪駕車逃遁了。那人還活著，還有救，哀求主人公將自己送到醫院去。在公路的那一地點，已能望見莫斯科市區的燈光了。將不幸的人及時送到醫院，只不過需要二十幾分鍾。主人公看著血泊中不幸的人卻猶豫了。他暗想如果對方死在他的車上呢？那麼他將受到司法機關的審問，那麼他將不能與未婚妻共同度過甜蜜幸福的週末了。難道自己連夜從外地趕回莫斯科，只不過是為了救眼前這個血泊中的人嗎？他的車座椅套是才換的呀！那花了他不少的一筆錢呢！何況，沒有第三者做證，如果他自己被懷疑是肇事司機呢？那麼他的事業，他的地位，他的婚姻，他整個的人生……
在不幸的臥於血泊中的人苦苦的哀求之下，他一步步後退，跳上自己的車，繞開血泊加速開走了。
他確實與未婚妻度過了一個甜蜜幸福的週末。
他當然對誰都隻字不提他在公路上遇到的事，包括他深深地愛著的未婚妻。
然而他的車畢竟在公路上留下了輪印，他還是被傳訊並被收押了。
在審訊中，他力辯自己的清白無辜。為了證明他並沒說謊，他如實「交代」了自己的真實想法……
當然，肇事司機最終還是被調查到了。
無罪的他獲釋了。
但他漂亮的未婚妻已不能再愛他。因為那姑娘根本無法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她不但愛而且尊敬的這個男人，竟會見死不救。非但見死不救，還在二十幾分鍾後與她飲著香檳談笑風生、詼諧幽默，並緊接著和她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