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釋出遜位詔書：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以外觀大局，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此日，即為中國之民國時期的元年端日。

該詔書詞語衷切、表意懇懇，文言白話搭配妥當、不卑不亢，可謂一篇公告式美文。

先是，袁氏已由資政選舉為總理大臣，由其協調各方勢力，亦順理成章。

當時之中國，又有哪幾方勢力呢？

其實，堅決要以軍事行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核心力量，無非以孫中山、黃興為一、二號領袖人物的革命黨同盟會。同盟會中的著名人物首推蔡元培、章太炎。閻錫山亦是堅定分子，曾倡議培訓一支「鐵血丈夫團」，深獲孫中山支援與信賴，並受孫之命潛回山西發展「同志」相機起義。同盟會已在南方各地起義數次，皆以失敗告終，犧牲慘重，如廣州七十二烈士，如浙江徐錫麟、秋瑾之英勇就義。故革命軍與清廷不共戴天，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武昌首義成功，各地義軍，紛紛響應。後初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而或能擔起保衛清廷重任的，唯袁世凱的北洋軍而已。其他封疆大吏，皆按兵不動，對清廷既不再效忠，也不雪上加霜。對「革命軍」既不相助，也不阻擋。坐山觀虎鬥，心機一樣，都企圖割據「自治」，無非都企影像戰國時期那般自立為王。

袁世凱也並不真心保皇，不願在與革命軍的殊死較量中拼光了軍隊，因而喪失政治資本，自忖那樣的下場最為不好。故入朝稟報戰局時，當皇后問何以能使她及少皇溥儀生命無慮時，他毫不遲豫乾乾脆脆地回答：唯有退位。

有時人評論曰：革命軍之前仆後繼，不抵袁項城寥寥數語。

此評未免誇張——沒有革命軍之前仆後繼，袁項城又何出斯言？

但，袁的作用，確乎意味著逼宮迫退。雙方千萬軍士，當時可延一死也。客觀言之，此亦大德——儘管他有自己的算盤。流血的時代激變關頭，擁兵十幾萬者，站隊的抉擇，聯絡著身家性命，不為自己考慮的人，畢竟是少數。

而那時的青年陳獨秀著文厲語曰：1912年前所生之國人當死！1912年後之國人初生！

他的話的意思是，每一個國人，都應自覺地在人的進步方面，與清王朝一刀兩斷。

往後的事，不必細述。知者已知，不知者不知也罷。

下邊所議，主要也是扼要地歸納文化思想力對那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影響作用。

梁啟超自言讀龔自珍詩文時，有「如受電擊」之感。而歷朝歷代之文官、文人士子中憂國憂民者，其振聾發聵之聲，輒幾能真被皇帝們鄭重對待過呢？所以他們詩文中的慷慨悲歌，往往也成為一個朝代行將滅亡的輓歌。大抵如此。區別僅僅在於——或者那輓歌「唱」得略早一些，或者邊「唱」邊見其大勢已去，瓦解在即，不可救藥了。

梁啟超追隨康有為疾呼改良迫在旦夕之時，大清運象更加衰朽，亡兆顯明矣。

然慈禧統治集團對此點是否也看得分明呢？

有時清醒，有時昏翳。

利用義和團要給西方列強顏色看看，這是昏翳之策；未達目的，反成屍怖京城的慘劇，於是宣戰，是昏翳的繼續。《宣戰詔書》曰：「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哀壯倒是哀壯，但問題是——若放手任光緒實行改良，局面也許不至那樣，或可為中華民族贏得緩吸定喘，再圖振興的時間。難怪當時的兩廣總督李鴻章發給盛宣懷、張之洞和劉坤一等重臣大吏的電報明確表示：「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

「一決雌雄」的結果自然是又一次「貽羞萬古」，也就不得不又一次釋出「罪己詔」，其詔對列強的「寬大」感恩戴德：「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一句，尤見其昏。她似乎拿「人口紅利」當成取不盡用不完的金銀寶盆了，彷彿可自然補損。

但肯下「罪己詔」，此舉本身清醒也。

她恨議康有為：「他們要改良，為什麼不來找我？」——這話也有幾分清醒，起碼證明她自己也意識到了——不改良不行了。

接受建議，派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情況——不管幾分真心幾分假意，畢竟屬明智之舉。

在七十大壽慶典前夕，下旨開赦「戊戌」事件在押犯，亦算明智；「唯康梁孫文三逆不赦」，實乃清醒、昏翳、任性與無奈交織的糾結心態。

清醒也罷，昏翳也罷，任性與無奈的糾結也罷，究其根由，緣自「一姓之尊榮」與「兆民之好惡」的關係在她那兒難以擺正。

她對「一姓之尊榮」負有「天定」使命，若「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則必覺「負九罪於列祖列宗」，而這對於她是比一再「貽羞萬古」更死有餘辜，愧對天地的事。

一個女人，不得不與歷史潮勢對抗，想來談何容易，亦可憐也。

而隆裕太后又為什麼似乎「深明大義」了呢？

皇子尚未成人，眾臣抱臂旁觀，派兵無兵，點將無將，孤兒寡母，不遜位又待怎麼著呢？

「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這絕對是想開了看透了的心態。

卻未免太遲了。

但——若中國在最佳時機便實行了「君主立憲」，比如在乾隆年間吧，其後所歷肯定會是康莊大道嗎？絕不會又退回到戰國時期或「五代十國」之戰亂難息的局面嗎？

民國後的中國實況，恐怕會使誰都不敢給出肯定不會的答案。

或許只能說，歷史的發展，有自身的時刻表。哪一時期或進或退，或退一步並兩步，或小步退大步進，亦有自身因循之「道」律。

從1912年至1937年抗日戰爭在中國境內全面爆發，其間不過短短二十五年。

該二十五年中，中國之況悲欣交集，劫幸重疊，似乎道不盡說不完，似乎常道常新，常新常異——然竊以為，下面幾方面事，不論何時，都必將能以正能量擔得起「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歷史定論。

第一，文字應用功能的改良。

這當然要歸功於胡適與陳獨秀。胡適首開風氣，獨秀保駕護航。二人的關係，好比孫文與黃興——「三民主義」革命之初，二者不可或缺。而「文學改良」運動之初，胡、陳實為一人的兩種表情——「胡表情」的善意溫和，有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陳面目」的凜凜正氣怒目如炬，每令攻訐者有所顧忌。

「文學改良」之「文學」，遠非小說詩歌之狹義，實際上使漢文字的功能與社會發展進步的關係突變，產生了也可以說是三千年未有的飛躍。

它使漢字在識聽讀（包括說）寫四個基本方面，能較容易地普及底層民眾——文言文時期，不識字的底層民眾的文化悲哀在於，連掌控他們命運的官員及文人們的話語也聽不明白。若兩個官員當著一個底層人的面以文言合計是否要結果後者性命，後者完全可能像聽外國語一樣不知所云。而一個底層人即使穿上華裳麗服，只要一開口說話，立刻會暴露了沒文化的短板。至於官方公文、佈告，即使有人讀給底層人聽，倘無人講解，大多數底層人也只能明白個大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