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辭飲。君若歌時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爭甚。

屈原堅持節操而死，由他死他的吧。誰醉誰醒，爭個什麼勁啊！

元的亡，亡於作為統治集團，自身文化積澱淺，又不善於取長補短，充分利用「漢家」文化之「先進」因素，整合人心，是以亡得較快。

明朝的朱元璋在此點上卻是有著清醒認識的。他這位因人生潦倒而當過和尚，也當過起義軍首領的皇帝，對孔孟之道還是略知一二的。初登基時，他向朝野一再表示，自己一定會行仁政，做個好皇帝。因為他有此種表態，當然便有各色人等向他宣揚孔孟之道的德性作用。也許正是在這種情境下，某個冒失鬼，哪壺不開提哪壺，順嘴溜出了孟子那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混賬話」——對一切帝王，那話肯定是「混賬透頂」且振聾發聵的。朱皇帝當時就火了，要傳旨將孟子捉到砍了。這事正史上未提過，野史中傳得很廣，可信度不高。向來孔孟並提，凡是個漢人，誰人不知，哪個不曉？儘管在元朝被「冰凍」了98年，那也由地下的家學播在了一代代漢子孫心裡呀。

雖不可信，但自明始，孔孟之道變成了孔子一人之道，這卻是真的。結果「亞聖」被剝奪了「聖」名，連其塑在文廟中的像，也遭搗毀，當垃圾清出了文廟之門。

政治本不是誰都「玩」得的國之頂層大事，偏偏孟子尤愛議政。這一點上他就是不如孔子明白。人家孔子除了「克己復禮」，關於政治很少發議論。最有冒犯意味的話，不過就是「苛政猛於虎」。帝王皇上可當諍言來聽，沒有顛覆性。

朱皇帝之登基接近「順承天意」，推翻元朝符合最廣大漢人的心思——元的晚期，人口已近九千萬，而土地越來越集中在達官顯貴及地主階級名下，實際上絕大多數農民幾乎都變成了佃戶。而且，元代加強了對最底層人的戶籍管理，被劃入另冊將世代為奴作婢的人口尤多。他們除了造反，再無別種改變命運的可能。天災戰禍，亦使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的遊民人口大增。元晚期的腐敗加速了它的滅亡，可謂支撐乏術。

朱皇帝在文化上獨樹孔子之後，不久恢復了科舉。這給元時「十儒九丐」的潦倒文人士子們打了一針強心劑，使他們的人生又有了希望，又有了奔頭，都以亢奮之心躋身於科舉「管道」，於是傳授入仕經學的書院書館及塾學堂，如雨後春筍。

實際上，元時以私人學名開館授業的現象更司空見慣，最多時達四萬幾千處，而明中期才一萬幾千處。這是因為，元朝廷與軍隊逃離中土之際，不但帶走了蒙古人，也卷挾走了不少漢人——至明中期，在籍人口方達到六千餘萬。而明的院、館、塾，與元有本質不同。後者所教授，在廢了科舉的情況下，只能以藝技為主業，即謀生手段，如現在的「文藝培訓班」；而前者，則又重新祭起了「修齊治平」的經世之道的旌幡。

唐詩、宋詞、元曲的水平已各處巔峰，明的文人士子們皆知無望達及，於是他們之「文以載道」的能動性，逐漸轉向了縱論時政方面。可以這樣認為——明之文人士子，比起前人，是最「關心國家大事」的。這又因為，元是中國歷史上異族統治漢人的朝代，以往一向是以漢人為中心的。所以明之滅元，意味著歷史回到了「正軌」，是對整個漢人的拯救。此時的朱皇帝功莫大焉，怎麼重新將國體設計完美了——許多文人士子都希望能在這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歷史關頭，貢獻繼往開來的思想。

然而朱氏另有想法，更相信於自己的英明。他的設計是中央高度集權，連宰相也不任命，舉凡一切政策法規，更喜歡產生於自己的頭腦。

明是中國歷史上由農民領導，靠農民起義所建立的朝代。所謂匹夫登基，草民稱皇。這樣的一個皇帝，治國理政的資質顯然在各階層內心裡都是存疑的。儘管他在南京當皇帝當的挺有魄力，但那當的只不過是半片漢土的皇帝；如今當整片漢土的皇帝了，兩碼事。能力欠足，有待觀察。此種情況下，若坐皇位的屁股尚沒溫乎，竟被殺了，且滅族了，歷史結論很可能是——為國為民祛憂，除掉庸君；取而代之有理，另擁聖明也有理。而只要能順利地將皇位傳至三代以後，情況則不同了。那時社稷姓朱，便成共識。只要子孫當皇帝當得並不明顯地昏聵無能，別人若起取代野心，顧慮將是很大的——歷史結論將是「篡位」「弒君」，都是大逆不道之罪名。此種事曹操生前都不敢做；劉邦生前最怕他的「戰友」們做；後來的曾國藩避嫌唯恐不及，皆因害怕在歷史上留下「竊國」「亂臣賊子」的罵名。

朱氏深諳此點，故其集權、專制，是要為子孫後代夯實皇基。無論是確有人覬覦他的皇位，還是他自己疑心過重無事生非，總之他不久剪除起「戰友」來，做法心狠手辣，莫須有之織罪，他運用起來也易如反掌。

而以上兩點，當然違揹他一定要做明君聖主的誓言。明不明聖不聖的，不在他考慮的範圍。目的卻達到了，命官們特別是些個自作多情的文人士子，於是都緘默其口了。他們終於明白，皇上尊崇孔子，其實只是要臣忠民良而已。至於他自己，根本不打算做孔子的好學生。

集權也罷，專制也罷，對一個朝代的初定而言，效果卻往往立竿見影。並且，他的某些國體設計和主見，在當時也算考慮獨到，例如儘量避免戰事發生，使民得以喘息繁衍；官吏俸祿標準親訂，以防滋生腐敗；軍費由國庫直接撥給，以杜絕軍方勒民現象；留在漢土的蒙古及其他少數民族，不得在本族間婚配。不論嫁娶，一方必得是漢人。以強迫方式，消弭民族仇隙等等。

然而封建制度胚胎裡帶著的劣基因，是無論多麼英明的皇帝都無可奈何的。

到了明中期，問題顯現了——明初，內外官員兩萬四千餘人，到成化年，增至十餘萬；嘉靖時，全國每年供給於京師的糧食四百萬石，僅各王府祿米卻已達到八百五十三萬石。即使年光持續良好，風調雨順，每年的貢米也不足京師所需之半。只得通過「加派」，增收賦稅，民不聊生，怨載道矣。

不世襲，皇室及官僚大臣皆有意見，而世襲成律，必然失控，狀況頻出——晉王第三子慶成王，妻妾眾多，生百子，俱長成。長子襲爵，餘九十九子並封鎮國將軍——此明前朝代絕無之事。家世餘蔭，福澤無窮之代，且多為酒囊飯袋行屍走肉之輩。「出則車輿，入則扶持」，不能文，不能武，腹笥空空，不學無術。

世襲資格的鞏固，須官場互相幫襯，攀權附勢，結黨營私之風於是盛行，潛規則遂成常態。而皇室的存在，卻又不得不依賴此種常態的「忠心擁護」。

朝廷慣以門第用人，雖科舉之制在焉，大批庶族出身的人才，很難通過那獨木橋謀得一官半職。於是他們棄了儒家典籍，轉而去向孟子、墨子、荀子的思想尋找慰藉，消解怨悶。

墨子曰：「尚賢者，政之本也」；「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荀子曰：「雖王公世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形，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

明思想家黃宗羲著文痛批當時情況曰：「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當然他的憤言是說在晚明，僅在小範圍傳播，否則性命難保了。

士林之「林」，原本統稱。明中期開始分化，晚期顯然——仕途順達者，依然視儒家經典為真聖真賢之書；對科舉心如死灰者，逐漸自成一林，如蜂族之分巢。那分出的一「林」，思想影響漸大，一言以蔽之，核心思想無非是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或許他們中不少人並非真的認為民應該多麼的貴，與四百多年後蔡元培提出「勞工神聖」的口號，情懷未必相同。但他們表達不滿，須有夠高尚的理論支點，「民貴君輕」「社稷共屬」，合其用也。而墨子、荀子的思想，才是他們之矢的。

士林中還又分出了一「林」，將生命價值轉向了小說——他們文化自信滿滿，能預見到自己所創作的小說，未必就不會成為傳世經典，於是我們如今有幸讀到「三言」「二拍」《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演義》等名著。

明的文化形態，亦如元的文化形態一樣，都經歷了士人文化向庶民文化靠攏、轉型的時期。元以曲為媒，明以小說為介。於文學，乃幸事；於哲學，是思想力的解構、消遣、娛樂化，且是落荒而走之事。

說到哲學，則不能不提王陽明的「心學」。我對所謂心學一向不持高蹈之評。在我看來，無非便是儒家思想糅合了些佛家思想元素而已——左不過勸官勸民對自身鬱悶看透點兒，想開點，自我勸解地虛化了之。

倘言儒學的內容是人性人智之學，那麼按古人「心主思」的邏輯，儒學當然也可以認為是「心學」。王陽明不過是將他所消化的儒學，換了一個概念，以佛學的方式細詮細釋了而已。

心學對於明的統治是儘量不露企圖的，甚為低調的幫忙之學。皇家的人明白，他自己也明白，彼此心照不宣。

孔子的思想，未必是起初便希望被當成治民工具的；王陽明的心學，未必不是起初便希望成為幫忙學的。

但，未必這樣也罷，未必那樣也罷，具體到對世道人心的作用，畢竟出發點都是陽光的，良好的，影響也肯定是正能量的。思想家生於封建時代，即使想幫哪一朝代減點壓，何況是用貢獻思想的方式，不能因而便視為統治集團的文化侍從。封建時期的文人士子，其思想能動性大抵體現於兩方面——要麼試圖影響統治集團，要麼試圖影響世道人心。而影響前者，又往往比影響後者要難得多。在影響後者方面，因少或沒有忌諱，亦往往能對人性作超階級的分析與見解——正是這一部分見解，因超越了階級，同時也便有可能超越歷史侷限性了，於是對今人仍有教益；故，他們就確乎當得起「思想家」三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