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元前五百多年的時候，在孔子之前，世界上再無第二位孔子那樣的誨人不倦的思想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三師生比孔子晚出現了一百多年；而中國諸子百家思想爭鳴時期的文化景觀，氣象之大超過古希臘三哲的影響。

若以孔子與古希臘三哲相比較——孔子的思想早於後者們一百多年，這是孔子的偉大之處；後者們的思想具有體系化的特徵，並且他們的國所具有的初級民主之端倪，為他們的「國是」思考提供了「超君」想象的客觀空間——這與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大為不同，於是會對比出孔子之「國是」思想明顯的歷史侷限性。

而在孔子與老子之間，我覺得孔子的全部思想更切實際一些。孔子的思想是語錄式的，老子的思想是論文式的。前者是入世的，主張有能力的人應為國為民有所擔當，體現出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精義。就此點而言，我甚至認為具有現代西方「個人主義」的某些色彩，因而於封建的底片上，隱含著現代的線條。老子的思想也是自成體系的，無須後人歸納分類。《道德經》的思想維度比孔子的思想維度大，思辯風格一目瞭然，修辭的邏輯特徵甚強，具有縱橫駁論之鋒，故後人亦稱他那一派人物為「縱橫家」——可視為中國最早的辯證哲學。

近代有些研究者認為，孔子拜見過請教過問題的老子，未必便是《道德經》的作者，而《道德經》實際上產生於孔子死去很多年之後。既然老子乃是《道德經》的「經主」似乎早已成共識，我們也只有將老子與《道德經》相提並論。

《道德經》之「道」指自然規律與人為的事物規律；「德」指相對於兩種規律的人的意識。依老子看來，凡人為之事與物，基本上全是違反自然規律的。人與自然的關係，以無為地生存於自然界中為最明智。果而如此，人類的進化反成自身罪孽了，像動物世界中的一個尋常物種那麼聽天由命，似乎才是正理。反之，最大之愚也。

在人為事物現象中，老子著力攻擊的是所謂「聖人」們那套禮教之說和人類一切企圖構建秩序的「妄想」——他主張人皆不應有為，是謂「道法自然」。反之，偽也。那麼當然的，什麼仁義禮智信，全都是謊言。

我覺得，《道德經》的鋒芒所指，分明也是旨在批判「聖人」孔夫子的。大概孔子死後榮名加身，「老子們」是心有不快的。但問題是，其矛頭一經對準孔子，本身固有的智慧之光於是暗淡了——因為孔子的某些思想，畢竟有益於人之心性的進化。

「是以聖人之志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恆使民無知無慾也，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矣。」

在老子的思想體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告誡作為統治者的「聖人」，「使民無知無慾也」的重要性。

孔子以「復禮」為己任；老子以「愚民」為天職。孔子力圖誨君王善為而為；老子則苦勸「聖人」諳不為之妙理。

關於《道德經》的「愚民」主張，實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此點上，我認為與孔子試圖以仁義禮智信化民的主張相比，絕不是什麼更高階的思想，而是橫看豎看都屬於糟粕。

馮友蘭論及老子，認為他的思想成果是「對於思想的思想，所以是更高層次的思想」——僅就其形而上的，抽象的，思辯性精彩的部分而言，並不算是過分的美譽。但，那也不能因而根本無視其糟粕部分的存在。

中國之學界有種長久的通病，便是對所謂經典的一味讚美。尤其是成了靠宣講經典吃飯的人以後，更是習慣於論瑕為美。彷彿不如此，所捧的飯碗就低等了似的。在此點上，不要說不及西人治學的客觀了，就是連致力於傳授的古人也不及的。後者們對所謂經典也還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且能在批判中貢獻新思想。而當代的靠宣講經典吃飯的人，大抵本無獨立見解，所以不敢批判，也就只有一味讚美。

依我看來，在「愚民」這一點上，《道德經》與柏拉圖的《理想國》有共同之處。他們二人，當然是不可能進行過思想交流的。在所處時期接近的歷史長河中，在都未至彼國的前提下，竟不約而同給人類的好社會之實踐開出了愚民的藥方，這倒是值得思索的。我們今人不因而否認柏拉圖之古代大思想家的地位，當然也不應因而杯葛老子。打幾分折扣的思想家那也是思想家，人類還沒產生過不打折扣的思想成果，包括《聖經》。

至於孟子，比孔門的任何一名弟子對光大孔子的思想都功不可沒。孟子在所有古代思想家中是最善用比喻的，還善於講故事——起碼在他生前是那樣。

孟子誨人不倦的物件主要是君王——在此點上他比孔子幸運。孔子當年周遊列國受待見之時少，列國的王們都是軍事力量崇拜者，更需要的是防止政變的王位鞏固之術和取勝避敗的戰術，對文化統治這種「軟實力」的重視相當漠然。到了孟子的時期，王們的存亡如上市公司，今朝這家上市了，明日那家崩盤了，退市了，都與彼們在本國的民心狀況有一定關係。孔子的學說乃是引導彼們「團結」民心的，死後的「學術」影響大於生前。孟子繼承了孔子衣缽，宣傳且有發揚，於是王們都想聽聽他的高見了；反正聽聽對自己並無損失，最大損失無非就是浪費了點時間。故也可以說，孟子得以見到幾位王，當面貢獻自己的思想，是沾了孔子身後名的光。

孟子治國理念的核心是「仁政」，這種理念說多了，勸誨不免有了教誨的意味，王們其實是不愛聽的。《孟子》七篇只記述其見了哪幾位王，向彼們闡釋「仁政」道理時打了什麼比方，講了什麼故事，無一字記述王們採納了沒有，採納後治國情況發生了什麼變化，原因就在於他講他的，王們有一搭無一搭地聽著而已。好比當下的中國，商戰之勢洶洶，老總們都怕出局或急於上市，兼併別人；他那套「仁政」的理念只能被王們認為理念上成立，解決不了彼們的當務之急。這也難怪彼們，實際情況也是，往往還沒能實踐「仁政」呢，自己的國已被滅了。

孟子的專執一念，並不意味著他好為王師，也並非是他想靠貢獻思想混個一官半職。他肯定是有人文情懷的人，是真心恤民愛民的思想家。他心目中的民，比老子心目中的民地位高多了——坦率來講，我認為老子的民思想是陰暗的，不光明。我想孟子的邏輯是這樣的——使一王仁，於是「仁政」便得以在一國實踐，於是百千萬民便可享「仁政」之福澤；於是為別國的王樹立了榜樣，天下太平，諸國和睦的局面有望開創。

所以孟子比孔子還理想主義，他的理想太陽光了，幾近於天真無邪。

孟子有句話說得很牛，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此話是「天下為公」的最明確的註腳。

我每為孔子遺憾——若此話出現在孔子語錄中，「五四」時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估計喊不成響了，「文革」中的「批孔」運動也更難推進了。

孟子死後，被尊為「亞聖」——不是王們、皇們、帝們封的，而是歷代學人與民間百姓相當一致的加冕。

可以斷定，與其「民為貴」之思想有很大關係。

我一向覺得，一句「民為貴」抵得過半部《道德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