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國文人對自身作為的最高願望是「服官政」。而「服官政」的頂尖級別是「相」，位如一國之總理。倘官運不通，於是淪為「布衣」。倘雖已淪為「布衣」，而仍偏要追求作為，那麼只有充當「士」這一社會角色了。反之，曰「隱士」。「士」與「隱士」，在中國，一向是相互大不以為然的兩類文人。至近代，亦然。至當代，亦亦然。「士」們批評「隱士」們的全無時代使命感，以「隱」作消極逃遁的體面的盾。或「假隱」，其實巴望著張顯的時機到來。「隱士」們嘲諷「士」們的擔當責任是堂吉訶德式的自我表演。用時下流行的說法是「作秀」。或那句適用於任何人的話——「你以為你是誰？」無論「士」或「隱士」中，都曾湧現過最優秀的中國文人，也都有偽隱者和冒牌的「士」。
在當今，中國的文人型知識分子，依然喜歡兩件事——或在客廳裡懸掛一幅古代的「士」們的詞聯；或給自己的書房起一個「隱」的意味十足的名。但是當今之中國，其實已沒有像那麼回子事的「隱士」，正如已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士」。
然而，畢竟的，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的「士」們的時代，不是「隱士」們獲尊的時代。
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準切地說，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們，確乎被封建王權、被封建王權所支援的封建文化壓抑得太久也太苦悶了。他們深感靠一己們的思想的「銳」和「力」，實難一舉劃開幾千年封建文化形成的質地綿緊的厚度。正如小雞封在恐龍的堅硬蛋殼裡，只從內部啄，是難以出生的。何況，那是一次中國的門戶開放時代，普遍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中青年知識分子，急切希望思想的借鑑和精神的依傍。於是尼采著述中否定一切的文化批判主張，成為當時中國社會思想者們借來的一把利刃。由於他們是文化人，他們首先要推翻的，必然只能是文化壓迫的「大山」。馬克思與尼采的不同在於，馬克思主義認為，更新了一種政權的性質，人類的新文化才有前提。馬克思主義否定其以前的一切政權模式，但對文化卻持尊重歷史遺產的態度；尼采則認為，創造了一種新文化，則解決了人類的一切問題。
尼采的哲學，其成分一言以蔽之，不過是「文化至上」的哲學，或曰「唯文化論」的哲學。再進一步說，是「唯哲學論」的哲學，也是「唯尼采的哲學論」的哲學。
「藉著這一本書（指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我給予我的同類人一種為他們所獲得的最大贈予。」
「這本書不但是世界上最傲慢的書，是真正屬於高山空氣的書——一切現象，人類都是躺在他足下一個難以估計的遙遠地方——而且也是最深刻的書，是從真理的最深處誕生出來的；像一個取之不盡的源泉，任何盛器放下去無不滿載而歸的。」
語句的不連貫難道不像一名妄想症患者的嘟噥嗎？「我用十句話說出別人用一本書說出的東西，說出別人用一本書沒說出的東西。」「這種東西（指他的書）只是給那些經過嚴格挑選的人的。能在這裡做一個聽者乃是無上的特權……」「我覺得，接受我著作中的一本書，那是一個人所能給予他自己的最高榮譽。」
「能夠了解那本書中的六句話（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也就是說，在生命中體驗了它們，會把一個人提升到比‘現代’人類中的優智者所到達的更高的境界。」
以上是尼采對他的哲學的自我評價。在他一生的文字中，類似的，或比以上話語還令人瞠目結舌的強烈自戀式的自我評價比比皆是。而對於他自己，尼采是這麼宣言的：「我允諾去完成的最後一件事是‘改良’人類。」「這個事實將我事業的偉大性和我同時代人的渺小性之間的懸殊，明顯地表現出來了。」當我得以完整地閱讀尼采，我不禁為那些我非常敬仰的，中國現代史中極為優秀的知識分子感到難堪。因為，我無論如何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之所以優秀和值得後人敬仰，乃由於讀懂了尼采的一本散文詩體的小冊子中的六句話。我只能這麼理解——中國歷史上那一場新文化運動，需要一位外國的「戰友」；正如中國後來的革命，需要一位外國的導師。於是自戀到極點的尼采，名字一次次出現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文論中。這其實是尼采的殊榮。尼采死前絕想不到這一點。如果他生前便獲知了這一點，那麼他也許不會是四十五歲才住進耶拿大學的精神病院，而一定會因為與中國「戰友」們的精神的「交近」更早地住進去……
在中國，我以為，一位當代知識分子，無論其學問淵博到什麼程度，無論其思想高深到什麼境界，無論其精神的世界自以為純潔超俗到多高的高處，一旦自戀起來，緊接著便會矮小。
關於魯迅與尼采
排除別人不提，魯迅確乎是將尼采視為果敢無畏地向舊文化衝鋒陷陣的戰士（或用魯迅習慣的說法，稱為「鬥士」「猛士」）才推崇他的。
對比魯迅的文字和尼采的文字中相似的某些話語，給人以很有意思的印象。
尼采：「我根本上就是一個戰士，攻擊是我的本能。」「我的事業不是壓服一般的對抗者，而是壓服那些必須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氣以對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為敵手的那些對抗者……成為敵人的對手，這是一個光榮決鬥的第一條件。」「我只攻擊那些勝利的東西——如果必要的話，我會等它們變成這樣時才攻擊它們。」「我只攻擊那些我在攻擊時找不到盟友的東西。」「我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我是炸藥。」
總而言之，尼采認為自己的「攻擊」，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種「超人」式的「攻擊」。因而是他的「敵人」的自豪。
魯迅：「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已不是矇昧如非洲人而揹著雪亮的毛瑟槍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佩著盒子炮。他毫不乞靈於牛皮和鐵的甲冑；他只有自己，拿著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
這樣的戰士將誰們視為「敵人」呢？
「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即使「敵人」們發誓其實自己有益無害或並無大害也不行。「他微笑著，偏側一擲，卻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縱使「敵人」們友好點頭也不行。因為那戰士「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於是戰士一次次舉起投槍。戰士是一定要挑戰那虛假的「太平」的。
「但他舉起了投槍！」
那樣的戰士，他是「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一生都在呼喚「這樣的一種戰士」，然而於他似乎終不可得。事實上「這樣的一種戰士」是要求太過苛刻的戰士，因為幾乎等於要求他視其以前的所有文化如糞土。因而魯迅只有孤獨而悲愴地，自己始終充當著這樣的戰士。他「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他想到自己的死並確信：「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這都由於魯迅對他所處的時代深惡痛絕。而那一個時代，也確乎腐朽到了如是田地。
然而尼采真的是魯迅所期望誕生的那一種戰士嗎？今天倘我們細細研讀尼采，便會發現，寫過一篇雜文提醒世人不要「看錯了人」的魯迅，自己也難免有看錯了人的時候。魯迅認為他以前的中國文化只不過是「瞞和騙」的文化，認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文化，只不過是「瞞和騙」的繼續，認為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真相，只不過是「吃人」二字。魯迅要從精神上喚醒的是自己的同胞。
尼采要從人性上「改良」的是全人類。尼采認為在他以前，地球上的人類除少數智者，其餘一概虛偽而又卑鄙，根本無可救藥地活著。因而慈悲者、說教者、道德家、知名的智者、學者、詩人，乃至賤氓（即窮愁而麻木的芸芸眾生），一概都是不獲他的「改良」，便該從地球上徹底消滅乾淨的東西。縱然少數他認為還算配活在地球上的人，也應接受一番他的思想（或曰哲學）的洗禮。
他唯一抱好感的是士兵，真正參與戰爭計程車兵。他鼓勵一切士兵都要成為他理想之中的戰士：「你們當得這樣，你們的眼睛永遠追求一個仇敵——你們的仇敵。你們中有許多人且要一見面就起憎恨。」「你們要尋找你們的仇敵，你們要挑動你們的戰爭。」「你們當愛和平，以和平為對於新的戰爭的手段——並愛短期的和平甚於愛長期的和平。」這句話的另一種說法是——為了發動更大的戰爭你們需有短暫的和平時期儲備你們再戰的銳氣。「戰爭和勇敢比博愛做著更偉大的事情。」「你們問：‘什麼是善？’——能勇敢便是善。」「你們必須驕傲你們能有仇敵。」「所以你們這樣過著你們的服從和戰鬥的生活吧！長生算什麼呢？戰士誰願受人憐惜？」所以，希特勒向墨索里尼祝壽時，以尼采文集之精裝本作為禮物相贈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軍向士兵分發尼采那《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小冊子，命他們計程車兵滿懷著「比博愛做著更偉大的事情」的冷酷意志去征服別的國家和人民，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當德國士兵那麼滅絕人性地屠殺別國人尤其是猶太人時，可以像進行日常工作一樣不受良知的譴責。因為「查拉圖斯特拉」說：「仇恨就是你們的工作。你們永遠不要停止工作。」當然，法西斯主義的罪惡不能歸於尼采。但，一種自稱旨在「改良」人類的思想，或一種所謂哲學，竟被世界上最反動最恐怖的行為所利用，其本身的價值顯然便是大打折扣了。
魯迅卻又終究是與尼采不同的。魯迅並不自視為中國人，更不自視為全人類的思想的上帝。魯迅固然無怨無悔地做著與中國舊文化孤身奮戰的戰士，但他也不過就視自己是那樣的一個戰士而已。並且，在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之下，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卻連那樣的戰士也不是的，只不過是這俗世間的一分子。
魯迅自己曾在一篇文字中這樣形容自己：「我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畝地，可以的；李家要我翻一弓田，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貼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牛乳。我雖深知自己是怎樣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是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
魯迅這一種自知之明，與尼采的病態的狂妄自大，截然相反。
魯迅有很自謙的一面。尼采則完全沒有。非但沒有，尼采甚而認為自謙是被異化了的道德，奴性的道德。他那一種狂妄自大才是人性真和美的體現。
魯迅是時常自省的。尼采則認為自省之於人也是虛偽醜陋的。彷彿，因為他拒絕自省，所以他才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精神完人，並且一再地宣告自己的身體也是健康強壯的。所以他，只有他，才有資格這樣寫書：《我為什麼這樣智慧》《我為什麼這樣聰明》《我為什麼會寫出如此優越的書》，我的書是——「一部給一切人看而無人能看懂的書」……
魯迅是悲憫大眾的。尼采不但蔑視大眾，並簡直可以說仇視大眾。他叫他們為「賤氓」。他說：「生命是一派快樂之源泉；但賤氓所飲的地方，一切泉水都中毒了。」他說：「許多人逃避開某地即是要逃避了賤氓；他憎恨和他們分享泉水、火焰和果實。」他說：「許多人走到了沙漠而寧願與猛獸一同感到乾渴，只是因為不願同汙髒的趕駱駝的人坐在水槽的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