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對於魯迅，胡適一向被大陸的歷史定義為近代以降「右翼」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領袖人物。

這麼定義自有其道理，因為連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都不曾是過一日，並且一向「效忠」於國民黨。

確乎，在國共兩黨之間，胡適是選邊站的。

但毛澤東對他的態度卻也任性得可以——倘他肯留在大陸，那麼北京圖書館館長的位置便是他的；他選擇去了美國，於是上了「戰犯」名單，且排名極為靠前。

姑且不論他的政治立場選擇之對錯，單論其歷史作用與人格美點，我以為周、胡二人身上實在是有諸多相同之點。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那麼胡適就不是了嗎？肯定應該說更是的吧？他毫無疑問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啊。今天漢字能在中國較容易地達到普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能以現代漢字創作出越來越千姿百態的文學作品，能將越來越多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成人人讀起來輕鬆流暢的中文讀本，是不是應該對胡適心懷感激呢？

那在當年也是一件罵聲四起，很不容易取得成功的事。為其成功，他是不是也做到了「冷對千夫指，甘為孺子牛」呢？只不過他做得相當淡定，未曾「橫眉」，也未曾「伏首」而已。他與志同道合者們所做那事，利益是超乎黨派、階級，功在國家與民族的。

胡適是有奴顏和媚骨的嗎？

當然也是絲毫沒有的——他與蔣介石之間一向以諍言、逆言平等討論問題的自尊自重的態度，足以說明此點。

他雖算不上是什麼「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他於「國統」時期，一再大聲疾呼民主、法制、言論自由、人權平等，難道不也等於是在不遺餘力地傳播進步思想嗎？

與魯迅的四處樹敵相反，胡適是團結每一個正派的好人而唯恐不及的——連瞧著他大不順眼的辜鴻銘，他也不願與其真的形成交惡關係，而且最終辜鴻銘基本上也算是被他團結了——因為辜鴻銘在他心目中並不是一個壞人。

當時及以後曾有某些人士貶損胡適「是個大鄉愿」，在我這兒，視為「訾嗷」蔡元培的同類。

唐德剛說：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我認為此評恰當，毫不過分。

但我更喜歡徐復觀評胡適的——「一個偉大的書生」。

此「書生」在社會學的主張方面堅決反對暴力革命，但又與堅決實行武裝奪取政權的共產黨的兩位高階領導人李大釗與陳獨秀友誼深焉。

他之反對暴力革命純粹是站在社會學的立場上而非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李、陳二位逝後，他將對他們的真摯的悼念文字印在自己新出版的書上。

他「書生」到寫信勸毛澤東解散共產黨的武裝，以不流血的參與議會鬥爭的方式對抗國民黨的一黨獨大、一黨專制，促進中國的民主化程式。這當然是天真的、站著說話不嫌腰疼的——不流的只會是國民黨的血，許多共產黨人卻肯定會肝腦塗地。

他也很反感蔣介石搞黨天下，反對「剿共」，認為共產黨當然不是「匪」，而是國民黨的公開的，有政治綱領、組織系統和軍隊的「政敵」而已；所以國民黨不但應該允許共產黨的合法存在，還應劃分給共產黨至少一個省，任其搞共產主義試驗——倘效果好，其他省有權力效仿。

因為他是一個影響力「偉大」的書生，而且又是由於真性情驅使的真天真，國、共兩黨才都不忍心滅他。

他也真的憤慨於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曾斥曰：「所以老百姓才紛紛投奔共產黨，拿起槍來反抗！」

他也會天真得相信謠言，見報上說共產黨入川后「大開殺戒」，致使幾十萬人頭落地，迫不及待地催促國民黨拯救四川，「該出手時就出手」——待明白自己上當了，復而對共產黨人所受的迫害表示同情。

共產黨逐漸擁有了大陸，天下定局分明，他卻偏要忠於他的政治主張一條道走到黑。

國民黨退至臺灣，他也不跟隨求安，於是「流亡」於美國。

蔣介石請他去臺灣出任「科學院」院長，一向清高的他反而去了。

他的想法是——知道你在利用我，但我正可利用你對我的利用，做我最想做的弘揚文化民主之事。

已被共產黨宣佈為戰犯了；也一再名列國民黨的黑名單榜首。

他對自己的處境心知肚明，卻終生無怨無悔。

大陸大張旗鼓地批他，他坦然面對。

蔣介石其實也巴不得他早點兒死，他也完全猜得到。

但他對兩邊任何一邊都絕無屈膝之態。

這是否稱得上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

當然的！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認為蔡元培、魯迅、胡適，他們其實有著一樣的骨質，並列於同一人格高度——不同的是他們的性格和思想主張。

蔡元培和胡適，都是一定要以「君子」風範立人做事的。

而魯迅不願做「君子」——如絕不行小人勾當和反感成為人格榜樣——這乃是由於他之甚缺相容幷包的襟懷和長期糾纏他的「憎恨的痛苦」所決定的。

他們都是隻有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才能僥倖存在的人物。

胡適的千年唯此一「書生」的文化「氣象」也是不可複製的——以我的眼看來，中國以後相當長時期內，胡適那種自由知識分子的「基因」，在文化知識分子們身上不會再現特徵。

四、關於郭沫若，便沒有多說的必要了。

但郭沫若式的文化知識分子的「基因」，在中國當下及以後幾代文化知識分子身上，將還會是特徵之一，由不同的人對當官（其實大抵是當管文化知識分子的官）這件事的不同感覺而決定體現得明顯與不明顯。普遍規律是，官位越高，特徵越鮮明。

總體而言，中國文化知識分子之素質還是進步多了的，表現如下：

1．凡需表態（除非事關國土完整、國家分裂與否），都更願以低調為好。高調的、激揚文字的、譁眾取寵意圖分明的表態，已基本上為文化知識分子所不恥。偏演此技者，定遭同類側目。

2．倘同類又上什麼名單，落井下石者鮮見矣。即或其言行的確與自己之見解或主張相左，也只不過表示遺憾而已。若並未被要求表態，則大抵沉默。趁機充當棍棒，採取誅心之法，置同類於雪霜之境以博青睞者，更是少之又少了，近年鮮聞。並未絕種，但繁殖力大不如前了。

3．濾掉具體語境，對某同類之發言斷章取義，歸納成「黑話」，匿名或實名向有關機構打小報告，目的在於表忠取寵的現象也少了。我從青年時期便深受此種現象之苦，極厭之。如今此現象也並未完全消除，但同類之間的出賣確已被公認是卑鄙行徑了。工作性質的彙報卻還是常態——既是某些同志的工作，也就只有理解萬歲。有的話別當人家面說才好，你說了，使人家為難。不彙報，人家失職，可能要被問責；彙報了，人家覺得對不起你。所以須懂事。這點道理，越來越多的文化知識分子開始認同。

在胡適們的時代，文化知識分子們最為關注的乃是民族與民權問題。民生雖哀鴻遍野，文化知識分子們發聲的重點倒不在斯。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國情，不同時代的文化知識分子有不同的甘願自授的使命。

民生、民權——中國之文化知識分子，倘肩上的使命感怎麼也卸不下來，那麼在這兩方面還是有些作用可以發揮的。

寫到這裡，我更加理解蔡元培和胡適了——他們之教育興國、法制醫國，民主改良的努力路徑，不是幼稚，是不逢其時耳。

現在之中國，當然還是需要魯迅精神的；而我卻希望蔡元培和胡適的「基因」，在自己和同類們的言行中也有所現——人格上可敬起來，話語權便更大些……

2016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