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姚從吾老師有滿口亂牙，我從沒見過一個人有那樣亂的牙。他的牙，每顆都很大，並且n多，我始終懷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齒比一般人要多。當然我這樣說，毫無根據，但從亞里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齒數目搞錯一點上看，這種牙多之感，可見也不唯我獨有也！

十二、姚從吾老師長得一副中原老農相，這副相其實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學校長任上，共產黨開啟封，他在亂軍之中，能夠逃出虎口，吉人農夫相之故也！吳相湘老師在《姚從吾師盡瘁史學》中回憶，說姚老師當時「化裝為一老農」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老造型原裝即一老農，又何需化裝啊！

十三、姚從吾老師學名姚士鱉，從德國留學回來，做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他雖喝過洋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還是土土的。學生們乃把「姚士鰲」戲呼為「姚土鱉」，深為他所忌，乃用姚從吾之名代之。有一次同我兩人照相，洗好後，我送他一張，背面題「士鰲老師惠存」等字樣。後來一個偶然機會，又看到這張照片，背後「士鰲」兩字已被他偷偷塗去，自改為「從吾」矣！

十四、姚從吾老師待子甚嚴，他的兒子姚大湘，在臺大地質繫念書，在校園遠遠地看到老子走來，必繞道而過。四十年後，我在東吳大學教書時，姚大湘還來聽過兩堂課，送我一本《姚從吾先生紀念集》，深情可感。

十五、方豪老師教我「宋史」，他是神父，我們偷叫他「洋和尚」。他告訴我，他學做神父，可管得嚴，教會不准他們念英文，他的英文是偷偷在廁所裡學的。我說：「你們神父在廁所裡學的東西可太多了！」

十六、美國賓州愛丁堡大學李紹昆教授寫了一封信給我，並附寄他的《哲學·心理·教育》一書。書中有《悼方豪神父》一文，提到讀了我的《方神父的驚人秘密》後，「感慨殊多」。乃「匆草此文，非但痛吊老友，亦所以為我們本家‘續貂’也」。李教授「續貂」文中透露，顯然方豪雖為神父，但是家有「表妹」和「外甥」同居，不無蹊蹺。其實，從天主教歷史來看，這一蹊蹺，又有何難解？英文中有nephew一字，梁實秋《遠東英漢大辭典》解做「侄兒；外甥」。這是不夠的。《韋氏字典》（webster’sthirdnewinternationaldictionary）對這字有另一解釋是anillegitimatesonofanecclesiastic，中文意思，正是「神職中人的私生子」。可見神父家有「表妹」與「外甥」，實在由來已久，且有英文專字彰其德，神父固多兼任表哥、舅舅耳，李教授何必大驚小怪哉！

十七、外文系洋神父傅良圃（fredericjosephfoleys.j.）教授，人呼以fatherfoley，大禿頭，為人風趣。有一次在臺大草坪上聊天，他指著他的生殖器做鬼臉，說：「useless」（沒用了的）。蓋神父理論上不能用於女人，只能用於小便也。

十八、在北京念初一時，買了一本李玄伯的《中國古代社會新研》，喜歡該書見解奇特，不料七年以後，我竟上了這書作者的課。李玄伯即李宗侗，這位老師，待人彬彬有禮，他有自備三輪車，在路上碰到我，一定請我上車，送我一程。我後來在《文星》，還為他出過書。

十九、教西洋史的劉崇鉉老師是系主任，為人甚笨，上課時講得頭緒混亂，但這種混亂，還是頭天晚上開夜車準備的。我出售家藏影印百衲宋本《資治通鑑》時，他用毛筆寫信給我，老輩風範，展現無遺。

二十、夏德儀老師教「中國通史」，冬天一襲長袍，但夏天不穿。他看到我夏天還穿，對我說：「你比我還頑固。」此老高壽，移民美國後，還誇李敖文章不絕。

二一、勞榦老師教「秦漢史」，上課時片紙不帶，隨口說出，其功力真不簡單。後來我在《文星》，他有信來，我還為他出了書。

二二、吳相湘老師是最能啟迪學生、幫助學生的，他對我施教四十多年，至今未斷。1987年，他七十五歲時從美國寫信來，讚美我寫的《孫中山研究》，並說：「兄於是書對湘時有念舊情殷文字，尤使湘感動。回憶三十年前往事，真‘當時意氣論交人’。」兩人師生之情，於斯可見。

二三、吳俊才老師教我「近代印度史」，他要同學交筆記，我從來不記筆記，實在交不出來。我花了幾個小時，寫了三十五張卡片，敷衍上去，且在前兩張極力攻擊記筆記。我說：「大學為自由研究學術之地，研究之方法亦各自由。」「累牘連篇千冊一律之筆記實非必要。大學生之治學方法貴乎參考眾書獨立治學，不當株守筆記以應考試及先生審閱也！」吳俊才老師是有眼光的人，他居然在班上不誇獎別的抄筆記的同學，而大大稱讚我一陣！

二四、歷史系有西洋史教授，叫張貴永，道貌岸然，待人甚吝。有一天家中下女事情做完，要提前一刻鐘下班，不料他卻站起來，脫下襯衫，說：「你還可以洗一件襯衫。」

二五、另一教西洋史教授，叫楊紹震，學問極差，卻又喜裝腔作勢、做洋紳士狀。上他「西洋通史」課時，我常用假史料作弄他，他佯作知道，其實一無所知，也不可能有所知，因為從來沒有那種史料。後來此人到東海大學去了，為了多賺一點錢，曾向校方哭訴，請求多發他津貼雲，傳為笑柄。

二六、歷史系有一極頑固老教授，叫徐子明，痛恨胡適。他演講時到處說：「我當年親眼看見胡適一手把毛澤東提拔起來！」說時還用右手拇指食指交接，手心向下，手背向上一提，做提拔狀。因為痛恨胡適，連帶痛恨白話文，他說白話文是狗叫！姚從吾問他：「既然白話文是狗叫文，你為什麼口中講白話？」他憤然答曰：「我跟狗說話，不能不狗叫！」當時胡適系的學閥們整他，把他開的選修課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課同一時間，以達到沒學生選他的課的效果，讓他自行了斷。可是汪榮祖一個人跑去選了他的課，他雖只教一個學生，但怡然自得，氣派不衰。他罵人，把「他媽的」發音成「塔馬滴」，口音使然也。

二七、徐子明自稱做過文學院長沈剛伯的義父，真相不詳。沈剛伯教「英國史」，但我沒選過他的課。我在《文星》時強力批評過他，說他太懶等。後來在胡之偉（胡志偉）、趙萬年的婚禮上，他還向我打趣，說：「我這文流氓鬥不過你這武流氓。」

二八、教「中國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沒選過他的課，他是書呆子，上課時說他一生只知道一位電影明星，名字叫作「瑪麗‘夢蓮’露」（marilynmonroe，譯名應為「瑪麗蓮·夢露」）！其實這種有趣的孤陋寡聞也不止李定一，胡適亦然。胡適知道遠在天邊千萬人所不知的神會和尚，卻不知道近在眼前千萬人皆知的大明星瑪麗蓮·夢露，引得人們大笑。

二九、黃祝貴老師教國際形勢一般科目，以兩手空空、口若懸河方式上課，足見其博聞強識。他跟我談得來，曾到我宿舍看我，並簽名送我書。不料三十年後，跟我同屆的李遠哲在1991年教師節致辭時，特別向黃祝貴老師表示敬意，並感性地說：「在臺大，經過三十多年仍能留下這麼深刻印象的老師還不太多。」我猜李遠哲這次莫名其妙、生硬而唐突表態，似與我揭發他對恩師王企祥負義行徑有關。——他抓個毫不相干的黃祝貴來墊底，以洗刷他不是不尊師重道的。我想黃祝貴對這突如其來的感性戲，一定一頭霧水也。

三十、我在大學從不作弊（但為了抗議軍訓課，考軍訓時，大家交頭接耳過），因為我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績，我覺得做一個真的我，比有一些假成績重要得多。有的同學成績不錯，但因作弊，成績更好了，丘宏達諸位是也。

臺大同學中，有兩位死去的，一位是歷史系的華昌平，在歷史系他班次低於我，卻常來與我談大問題。後來他無法解脫，跳海自殺了。——他是海軍游泳選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死，求去決心，亦云壯烈。另一位是醫學院的王尚義，他在臺大學醫七年，但畢業之日，即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臨死時，我在他身旁，美國女傳教士也在旁勸他重信耶穌，他點頭同意。在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並不「投機」的朋友，我並不喜歡他。我覺得他不成熟，多其不應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沒有定見和深度，今天信耶穌，明天拜居士，後天又躺在床上，為失落的自我而哀鳴，死前又重信耶穌。我對他的總括印象是他太浮動，甚至太好虛榮。當然他的興趣很廣，人又聰明，多才多藝，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氣質但卻遠不如他的渾小子們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氣質卻遠不如他的渾小子們，使他們成為他的「忠實讀者」，這種「忠實讀者」，在尚義早夭以後，再對他油然而起了一種悲劇意味，這也是他的「遺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較受歡迎的一個原因。王尚義去世後，我受他妹妹王尚勤之託，幫了一點忙。那次經驗，使我恍然大悟「自命為尚義的好朋友們」到底是一副什麼樣子。這票人以「尚德」自勉，其實最先失態；以「耐冬」自期，其實最早凋零。王尚義死後，這票人沒有一個成才的，這也證實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現高明光大的偉大人物是多麼不容易，偉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歷久彌新的唯一一位。臺大有史以來，從未能出現像李敖這樣偉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頓有史以來從未出現像費滋傑羅那樣偉大人物一樣。臺大、普大可以人才輩出，但論偉大，卻只有一人而已。1983年6月，木令耆在海外發表《王尚義與李敖——一個時代的兩種表現》，文章中說王尚義和李敖他們有「脫離了母系環境，少年被移植後的失落惆悵」的處境，是真的；說「正當他們開始有些對人生認識的知悟，正當他們想迎風而飄，隨著祖國曆史的潮流向前邁去，他們被父母帶到一個陌生的小島，他們與祖國正動盪著的新時代隔絕了。從此他們受到拘束，身心受到壓制，如同正向藍天方向上長的幼樹，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內，既看不見天日，也無伸展之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義和李敖「一個時代的兩種表現」，在李敖是「硬性人物」、王尚義是「軟性人物」的主線上，也分析得很不錯。不過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個大錯誤，說李敖「不做偽君子，寧做真小人」等話，顯然是誤讀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原文中，是這樣說的：

我最討厭裝模作樣，如果在「偽君子」和「真小人」之間必須選擇一個，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這種性格使我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得「一馬當先」——當先去做「壞人」。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我二十歲時父親的去世。我父親死後，按照傳統，要燒紙、誦經、拿哭喪棒彎下腰來裝孝子，可是我不肯這樣為「弔者大悅」去做「偽君子」，我的喪禮改革在兩千人的送葬場面前捱了臭罵，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我這裡明明憤世地指出：「如果在‘偽君子’和‘真小人’之間必須選擇一個」的條件下要我選，我才「寧做真小人」，並不是一開始就以做「真小人」為職志。木令耆說我「不顧自己的尊嚴，犧牲君子尊嚴，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話，倒是實情。我寫《論犧牲自己的名譽去奮鬥》一文，就特別點破這點。多少年來，在國民黨堵塞每一種管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沒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頭，難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個性、新聞性，但這些招數使出來，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但他「犧牲自己的名譽去奮鬥」下來，卻被部分淺人以丑角、以卓別林視之，視正常為反常，這種代價，是我們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說李敖「他身經百戰之後，依然凜凜抖發英姿」，正因為我們有「不顧自己的尊嚴，犧牲君子尊嚴，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氣魄，我們才能一戰再戰、拆穿偽君子啊！木令耆說：「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脫離悲劇的能力。他能轉悲劇為喜，他成為一個喜劇人物，而不是小喜劇，是莎士比亞的大型喜劇人物。」「王尚義呢？他是希臘古典悲劇人物。」「這兩人處在同一個時代，一個滅亡，一個出頭。」是真的。王尚義的悲劇，乃在他根本就是一個「軟性人物」、一個弱者。但我永遠不明白，這麼善良、這麼有才華的青年人，為什麼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漢，而要變嗓成娘娘腔，最後肝癌上身、憔悴以死？為什麼死的不是敵人，而是我們？為什麼「軟性」的不是敵人，而是我們？王尚義全錯了，他在「一個時代」裡，完全做錯了表現。——在「一個時代」裡，只該有一種表現，那就是戰鬥的表現、男子漢的表現、把敵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現。可惜王尚義不懂這些。從這些陽剛的角度看，王尚義的早夭，毋寧對他是好的，否則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淪為「男瓊瑤」，這樣多要命！王尚義死後多年，我感而有詩如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黃連心似婆，

自古失敗在嘗試，可知傳法有果陀？

自信頗能道出王尚義的悲劇所在。王尚義雖然多愁善感，但笑起來，卻也爽朗得很，毫無保留。不過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帶苦。一天我們兩人在杭州南路午飯，店中收音機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紅》，歌聲中「叫一聲小桃紅……就使我想起從前」幾句，迴腸蕩氣，哀婉動聽，王尚義若有所思，一再為之擊節，沒過幾天，就傳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臺大同學中，有一人值得特別一提，就是施啟揚。施啟揚是我臺中一中高一同班，到臺大後，來往不斷，相處甚得，甚至一起偽造文書，幫孟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學畢業論文題目是《夫妻同體主義下的宋代婚姻的無效撤銷解消及其效力與手續》，寫作過程中，因為牽涉到中國法制史，特別到法學院找材料。施啟揚陪我，拜訪了戴炎輝教授。後來我發現原來戴炎輝的著作，多是抄襲日本學者仁井田升的，特別告訴了施啟揚，他大吃一驚。那時他也研究中國法制史，可是法學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關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輝借走，別人都無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啟揚在1958年畢業於臺大法律系法學組，並以第一名考入臺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狀元。論者以為施啟揚一定非常用功，其實不然。事實上，他是一個考試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領在考場一小時內，用他清楚端秀的寫字，把所知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在「考工記」上，佔了大便宜。他平時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時間很多。他的天資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畫，別人一看就笑了，他卻看不懂。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開始興風作浪。後來施啟揚退伍，時相過從，他的法制史研究幾乎全靠我提供資料。他出國後，為《文星》寫過一篇稿子——《從歌德學院到海德堡大學》。並寫信來，提到德國學生為爭言論自由舉行示威，他「也跑去湊熱鬧」之事，可以看出施啟揚的熱情一面。在他留學期間，發生了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被捕案，這案當事人是他的老師和同班同學，聽說他曾寫信回來向臺灣當局抗議。五年以後他回國，與我來往較多。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國民黨當局的情況開始變化，他做了「國際關係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任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這年5月13日，他打電話告訴我，說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報》，有張其義寫的專欄文字，標題是「臺灣的‘文星集團’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請我注意。這時他日漸「歸正」，我則因《文星》已垮，處境日惡。這年10月28日，他和李鍾桂在臺北中山堂光復廳結婚，由「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證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學中，只請了我一人。施啟揚結婚後，夫妻兩人，相激相蕩，求仕之心愈濃，物慾也愈強。有一次我賣了一套《古今圖書整合》給「國際關係研究所」，他居然從中要了我的紅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紅包是當時價值新臺幣兩千八百元的《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書》（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虹橋書店翻印的，原版要當時美金五百四十元。為了使《古今圖書整合》順利賣成，我送他了，但是心裡一直覺得不是味道。因為書是我直接寫信給吳俊才老師賣成的，施啟揚實在沒有攔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臺時一直表示羨慕我有小汽車的事，我想這位老朋友一定窮瘋了。有一次，有外國友人向我要臺灣鉗制言論自由的法令，為了使譯名準確地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啟揚家，請他代譯成英文。他猶豫了一陣，慢慢翻譯出來。為了使他安心，我機警地當場照他的譯稿抄了一份，不帶他的筆跡出門。不料到了門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話，他說：「李敖兄啊，也該為政府留點餘地啊！」我聽了，大吃一驚。我所認識的施啟揚怎麼說出這種話！我心裡想，這位老兄大概跟國民黨搭線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興，義形於色，說：「啟揚啊，這樣的政府，它給我這種人留了什麼餘地呢？」從此以後，我就沒再見過他了。後來在我坐牢五年八個月期間，施啟揚已全面國民黨走狗化，官愈做愈大。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獄半年，這案子表面上是蕭孟能告我，骨子裡卻是王異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我出獄當天，即揭發獄政黑暗，終於促使了李元簇的下臺，陰錯陽差地，施啟揚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務部長」。施啟揚的升任「部長」，基本原因，是他深知為官之道，為人全無鋒芒與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臺灣人、青年人）的條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國的博士，自是國民黨提拔的最佳樣板。事實上，他的本質是十足的官僚，膽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託。他在「法務部長」任內，我寫過幾封信指責司法與獄政黑暗，不但寄給他，並且一一公開發表。他除了請老同學程國強回我一次電話外，一直龜縮不理。這時候的施啟揚，早已不是當年的施啟揚了，他一心做官，眼裡早已沒有老同學了。在做官的熱衷下，他曲學阿世，一路朝所學和所用變成兩截的絕路走去。為了取媚當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來保護元首、明天宣稱長期戒嚴合法來維繫政權；今天重申此時此地不宜組黨來一黨專政、明天聲言調查局絕不會監聽「立委」電話來掩護「錦衣衛」；今天表示臺灣沒有政治犯來歪曲事實、明天又大興土木蓋新監所來蹂躪人權……這樣一個高階知識分子為了做官，自我作踐，真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啟揚當年，在大學生李敖公開寫文章給雷震《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時候，他也匿名「揚正民」，寫《一個大學生的信念與看法》，投稿給《自由中國》，並偷偷去造訪雷震，可見當年的施啟揚，尚不失其真誠的一面。但是曾幾何時，人就變了，變成了官場中人，醜陋不堪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啟揚跟我聊天，談到老學弟朱石炎。他說：「朱石炎是司法界一個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汙的，但是如果你把為了國家等大帽子來說動他，他也會糊里糊塗一起做同流合汙的事。」如今施啟揚變了，但他的本質又不是什麼壞人，難道這種變化，是被國民黨套上為了國家等大帽子嗎？我但願如此。

臺大外系老師中，有一人值得特別一提，就是臺靜農。我在歷史系的時候，他是中文系主任，他沒教過我，但在我窮困時，1967年出售家藏書版《資治通鑑》《昭明文選》《三遷志》等書，他曾幫過我大忙，到我宿舍來看我，我一直感念他。1963年我在《文星》寫文章攻擊臺大文學院，也攻擊到中文系，我本以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臺靜農被「挾持」、不能脫身的結果，後來想起，這是我淆於感情所做的錯誤判斷。其實，腐化的真正原因，臺靜農就是禍首。此公青年時代，跟魯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學、坐舊監獄，不無知識分子的偉大懷抱與氣概。可是到臺灣後，四十多年下來，他表現的，是逃避現實，整天教書以外，搞的是飲酒、刻印、寫毛筆字。他的學術著作，極為可憐，只有一本《靜農論文集》而已，還是八十歲時臺大中文系為他印的，問他為什麼如此疏於出版論著，他的答覆竟是：「我不在乎。」我把這本論文集統計了一下，發現全書四百七十五頁、寫作時間長達五十五年、篇數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寫八頁半、每天寫0.023頁。每頁八百四十字，即每天寫十九個字。統計之下，原來臺靜農每天只寫十九個字，便成了大學者！自大陸而渡海，可以在這島上風光通吃四十多年，這不是笑談嗎？四十多年光憑詩酒毛筆字自娛（實乃自「誤」），就可變為清流、變為賢者、變為學人、變為知識分子的典範，受人尊敬，這個島知識分子標準的亂來，由此可見活證。如果臺靜農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個樣子，但他在1984年與梁實秋同上臺受國民黨頒「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1985年又與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臺受國民黨頒「行政院文化獎」……老而貪鄙，無聊一至於斯。至於用毛筆字「恭錄總統蔣公」言論，更是無恥之極了。楊牧等糊塗人，在報上推崇他「有知識分子的耿直與狷介」，哪有「耿直與狷介」的人拍蔣介石馬屁的？林文月在報上回憶臺大中文系自臺靜農以下交誼活動，全篇都是濫情之作。其實臺大中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學閥中之酸者也！當年這群教授意淫美人兒林文月，頗有爭風吃醋味道。除林文月外，亦唯女弟子是尚。1961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概見。經我寫文章揭發，才有男生當助教。林文月風華絕代，當年以臺大校花聞名，二十多年後，在一喜宴上與她同桌，胡茵夢在旁，大胡茵夢二十多歲的校花，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下來，胡茵夢也風華不再，前後美人兒，都以「終老」下場，亦可哀也。

我離臺大多年後，陳依玫訪問我，我對她說：「陸游的詩說：‘欲求靈藥換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我在整個大學時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換，我做的永遠使我不滿意。你問如果我現在是個80年代的大學生，不知將如何安排這四年。我想，如果時光倒流，我大可不必在大學過這四年，我覺得從大學中‘換凡骨’‘洗俗情’反倒過慢，慢得使自己不滿意，感到浪費過多。大學中除非有啟發性的師友，否則效果不如休學自修。但是啟發性的師友太少了。我活到今天，從自己休學得來的自修成績，遠超過師友的切磋之益。沙特不同人論學，只是自己做學問，他的學問已經無須外求，我也是如此。我在大學四年中，好像師友跟我，變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識上的共進。我念書、我做學問，都是‘單幹戶’，和他們不相干，我的一切幾乎都來自書本，而不是來自師友的啟發。」「假設我是80年代的大學生，如何安排這四年，不如假設我魂歸那50年代的大學生，如何挖掉那四年！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學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對我全部的學生時代，都願意挖去，我並不留戀。我覺得學校是一個著手斲喪性靈的地方，對愈有天才的人，斲喪得愈厲害。蕭伯納說他不願再假設回到學校重溫學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願再假設回到監獄重溫坐牢生活一樣。對我來說，幾乎也是如此。」

歷史系四年中，跟我關係最深的女朋友是「羅」。在那種時代，戀愛環境頗為艱苦，連到旅館開房間都要被警察查，可見國民黨政府的專制擾民。袁方《記者生涯》書中記有蔣介石都關注到基隆男女教員開房間的事，可見此風之漸，原自上起。後來我和莊因等合租了一間小房，有時和「羅」兩人在一起，並在1956年10月15日這天「情歸不處」（我不再是處男，她也不再是處女了）。當時我二十一歲，正在歷史系念二年級。在那個年代臺北有公共浴池，內有房間，似乎未聞警察去查，我們提心吊膽地去過一次，性交、戲水，洗得好痛快。我和「羅」的戀愛，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對，她母親羅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用筷子杵著碗裡的元宵，一面歇斯底里叫著「李敖，李敖早死！李敖短命」的程度，這種虔誠的基督教徒的水準，我至今猶有餘憾。在「羅」離去以後，我花了半年時間用日記勉勵我自己，但是，過多的日記其實活像理學家與宗教家們的內省功夫，這種功夫一個人做尚可，可是一與人接觸，便敗相畢露、犯錯累累，晚上在日記上自責，第二天一齣了門，又復失控。如此週而復始，實在無效而且累人，因此，我就決定停寫了。這次記日記的經驗，使我此生很少做長篇的自省式的日記。我認為三省吾身也好、五省吾身也罷，都要有臨場的可行性才算，而自省式的日記一如軍校練兵，上了戰場能否打勝仗，還要看實際才行。

我在臺大送報期間，每天騎腳踏車到館前路，以現金批報，然後轉回來。有一天路過博愛路，在照相館的櫥窗裡，看到「檀島水仙花後」吳兆雲的照片，很為照片著迷，前後去看過好多次。後來發現我年紀愈大，愈有這種輕微的「畫像戀」（ioonolagnia）的傾向，喜歡看我所選出的美女圖片，尤其裸體的，只是我選出的標準極嚴、極為挑剔，所以雖蒐集了大量照片，可是看中的卻千百不得一。文星後期，林海音到我家來，聽說我雅好此道，送了幾張她眼中的美女圖片，她一走，我就給撕了丟到垃圾堆去了，原因無他，審美標準不同故也。照英國埃利斯（havelockellis）《性心理學》（psychologyofsex）的說法，「畫像戀」的大類是「性景戀」（scopophilia或mixoscopia），就是喜歡窺探性的情景、看黃色書刊、看春宮畫、小電影之類，我亦顧而樂之。一般普通的表現是蒐集明星照片、海報，或到電影院看萊昂納多，所以此道人人都難免，只是程度深淺標準高下而已。除了「畫像戀」的癖好外，我在臺大，有一次經過延平北路，在一家服裝店的櫥窗裡，看了一個舶來品的塑膠材料（？）的模特兒，造型、表情、姿勢、身材，皆屬極品，我看呆了，後來又去過幾次，流連不已。臺灣一般百貨公司或服裝店所有的模特兒都是本土製的，都土頭土腦，不好看，可是當年延平北路那一個模特兒卻完全不同，我懷疑我又可能有輕微的「雕像戀」（pygmalionism）的傾向，可惜我不是藝術家，否則我也許會像那位古希臘雕塑家一樣，迷戀上自己創造出來的美女呢。古書《聞奇錄》記唐朝進士趙顏有「畫像戀」，對一畫中美女神往不止，畫工說：「餘神畫也，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趙顏遂叫「真真」叫了一百天，畫中人真活起來了，這是「畫像戀」轉出的白日夢，我無此福氣也。古書《壬子年拾遺記》記劉備有「雕像戀」，他的甘皇后十八歲，漂亮無比，但劉備和她做愛時，卻要旁邊一個高三尺的玉雕美人陪著，劉備「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後而玩玉人」，可見劉備是「雕像戀」同志也。

如此這般的「雕像戀」後四十年，我在東森電視臺做《李敖黑白講》節目，訪問了「情趣商店」，老闆拿出「充氣娃娃」展示，並說如果有資本支援，他們可做出與真人一樣的矽膠美女，長相、身材、尺寸等都可任君選擇。我在電視節目中特別提到古書《中西紀事》的記錄，這書記清朝人看到洋人能「刻物為裸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摺疊如衣服，以氣吹之，則柔軟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我說這一有趣的見聞，可見清朝時代就有這種可以跟「它」性交的「充氣娃娃」了，今天「充氣娃娃」的最大缺點是不逼真、不好用、不舒服，如果現代科技可以完全做出和真人一樣逼真、好用、舒服的矽膠美人出來，不但身上有聲光化電配備，且具鬆緊、潤滑、顫動、吐納效果，一應俱全。或燕瘦、或環肥、或海倫、或麥當娜……任君擇之，並可照你提供的照片定做一個，這豈不比真人更少麻煩？陳水扁若開一「臺北市矽膠美人妓女戶」，豈不比真妓女更經濟、衛生、安全、人道，並且永遠不會抗議呢？以上意見，我從不認為是開玩笑或狂想曲，而是我很認真的建議。當然，為了不歧視女性，「矽膠裸男」亦照樣可大量製造，只要別像李敖就好啦。我在電視節目中展示情趣商店做的dildo（郭先生、角先生、假雞巴、人工陰莖），技術之高，已全然擬人化，並且比真人還理想呢。真人縱大淫棍，一連兩次，也會「指頭兒消乏」；縱威而鋼，一連兩次也會「哲人其萎」，但「矽膠裸男」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陰道永壯、青春不老，豈不更理想中用？若說矽膠不是真人，和「它」性交會有心理障礙，此真淺人之論，人生真偽，只在幻想力豐不豐富、只在一念之轉。若說面對真人才有情調，也是胡說。妓院中有妓女一邊接客一邊同隔壁也在接客的妓女聊天之事，也有大喊「卡緊！卡緊！」（閩南話「快！快！」）者，是真人又怎樣，又何情調之有？結論是戀真人固是人之大欲，但「矽膠雕像戀」在現代科技效果下，虛擬幻境、上情下達，亦足多者。這種發現與真話，只有李敖說得出來並說得頭頭是道、有益眾生。「畫像戀」萬歲！「雕像戀」萬歲！「矽膠雕像戀」更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