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有座不太高的城門，看慣了北京的城門，太原的城門當然很不夠氣派了。可惡的是城門邊上有日本鬼子兵站崗。中國小百姓走過城門要向鬼子兵鞠躬行禮，有一天我們乘汽車走過城門，看見一箇中國人正被鬼子兵打嘴巴，司機懂日文，說是因為那個人不肯向日本兵行禮才被打。
山西省的火車車軌比其他省份都窄小，相應火車也小些，因為閻錫山當山西的土皇帝，怕別人乘火車進山西搶他的地盤，索性讓鐵路與外界不接軌。在山西省境內，有時就須乘小火車。
有一次看到禁菸所門口的警察蹲在地上吃麵條，放了好多好多醋，我好奇怪為什麼他將醋當湯喝，而且醋是白色的，後來才知道愛吃醋是山西人的習慣。
在太原的公園裡看到過兩件怪事：一是一隻母雞長著比公雞還高的雞冠，也會叫鳴，只是聲音完全不像公雞，而是一種說不出的怪調，旁邊還放著它下的幾隻雞蛋。二是公園裡有一頭牛生著五條腿，其中四條和正常牛一樣，能走動，第五條腿則長在脖子下面，偏向前方，粗細和其他腿差不多，很挺直並且照樣有蹄子，不過第五條腿稍短些不能著地。
我看過一次山西梆子，演員出臺的地方掛著張很大的鑼，不時敲打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演員的唱腔也尖得要命，讓人受不了。還看過一次京戲，只是道白的時候像說大白話似的，唱詞中還不時哼出「哎哎噯噯喲」代替唱詞譁眾取寵，記得那出戲叫《木頭人招親》，看戲後爸爸說唱的是「走江湖的野妓戲」。
在太原期間我曾隨於松濤秘書去看日本相撲表演。據說相撲是日本的國粹，可給我的印象壞透了。首先觀看時要盤腿坐在榻榻米上，日本人會跪著，我們則坐得屁股疼腿發麻。加上那些胖得沒邊兒的國粹們路都走不動，每個運動員進場都要磨蹭好半天，才挪到中間賽場。除去丁字帶他們什麼都不穿，頭上梳個髻兒，看上去又蠢又野蠻。加上我對摔跤規則一竅不通，只看見有個拿小扇子的裁判或者助興的人，在場內跳來跳去，口中唸唸有詞，與那些摔跤壯士相比，顯得瘦小可憐，我看若是給塊頭很大的運動員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實際上最後兩個超級塊頭根本不摔跤。手上打著幡兒，費九牛二慮之力將兩腳拖到中央，手臂往上舉起就掌聲不斷。真不懂那算什麼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麼劇，演員臉上塗得粉白，五官都是畫出來的，不成比例，奇醜無比，唱法讓人感到不在人世間，或拖長音調無病呻吟或拉著女人頭髮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悚然。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做過多少噩夢。但真正的噩夢會變成現實，發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個暑假。
噩夢就是爸爸的被捕：
1943年暑假過去了，開學前爸爸媽媽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興奮又有機會和爸爸一同乘火車，因為爸爸知識豐富，會談古說今，會講成語故事而且講得生動有趣。順便提一句，爸爸教書時有個綽號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講課有吸引力。隨身帶的小包中有許多是我愛吃的，像山西無核小葡萄、花色餅乾、葡萄乾和糖果等，我準備在臥車裡好好享受一番。但離開太原之前就好像要發生什麼事，爸爸與前來送行的下屬嚴肅地商量著什麼，但畢竟當時我只有十二歲，沒料到會有災難發生。火車離開太原後不久，就有個日本穿軍裝的人帶著幾個憲兵和翻譯與爸爸不斷交談，爸爸臉上沒有絲毫笑容，但卻非常冷靜。記得爸爸還問：「能否先將家眷送回北京？」看樣子是遭到拒絕。爸爸終於對媽媽說：「我們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車。」外面正下大雨，我當時以為火車要出軌才讓大家下車。沒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車的，除兩個日本憲兵外，只有我們一家人。我一下子長大了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們在泥濘昏暗的街道上艱難地向前走著。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隻手拿著個紙燈籠，另一隻牽著我的手；媽媽抱著六妹走在當中；另一個日本兵抱著敖弟走在爸爸旁邊，他們走在最後。途中爸爸對媽媽說：「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擔心……」但日本兵馬上哇裡哇啦喊了幾句，意思明顯是不讓爸爸媽媽交談。因為雨太大，不久燈籠也熄滅了，忽然拉著我的日本兵沒看清掉在水溝裡。媽媽聽到落水聲驚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說：「不是我！」只不知為什麼眼淚隨著落下來，心中無限委屈。我當時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樣漆黑一片。最後總算是走到榆次日本憲兵隊。爸爸被安排一個人單獨住，媽媽帶我們三個孩子睡另一間，爸爸媽媽之間相互不許交談，實際上根本見不到面。敖弟和六妹那個時候都小，依在媽媽身邊倒也不哭不鬧。第二天清早我走進院子裡，只不過是孩子，日本兵對我並不防範。幾個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媽媽對日文更是一竅不通，結果用上我這個「大翻譯」了。我學到的日文只是片語隻字，還會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幾個鬼子兵贊聲不絕。爸爸看到機會喊我進他的房間，教我背誦六件事，說等有機會的時候轉告徐偉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態嚴重不敢偷懶，努力默記在腦子裡。在我數次出入爸爸那間房間的時候，爸爸讓我反覆背誦給他聽直到無誤，記得六件事中有一條是「局長做的事自己有底，不會有問題，更不會牽連別人」。從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麼聽明白當天下午會離開榆次，爸爸媽媽知道這一訊息都稱讚我能幹。果然那天下午我們又被解送回太原。又進了太原的日本憲兵隊，聽說隊長叫長谷川，一個翻譯對媽媽說：「太太可以帶小姐、少爺回家，沒有我們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長有些事要留下來！」爸爸對媽媽說：「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著爸爸被帶走。堅強的媽媽眼圈紅紅的但不落淚，帶著我們三個沒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憲兵隊，背後沒有人跟隨我們。媽媽喊來兩部洋車，但在緊要關頭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媽媽，而不肯跟我坐一輛洋車。沒辦法只好四個人坐在一輛車裡回到禁菸所。徐偉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靜的態度，聽我背誦了爸爸的幾點囑託，並且邊聽邊點頭。事後媽媽多次誇獎我「真懂事」。接著就知道與爸爸同時被捕的還有鍾科長、信科長和於松濤秘書。以後的幾天，每天早上醒來都看見媽媽坐在床上發呆，紅腫的眼睛說明她痛苦悲傷無法安枕。不太久，媽媽被允許帶著我們三個孩子回北京。爸爸並沒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憲兵隊。
約半年以後：
終於有一天雨過天晴，北京總局局長劉六爺的太太派人送來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寫著「李太太親啟」。溫茂林看到信像捧到聖旨一樣。馬上「教育」我們說：「親啟的信就是密信，只能自己看，誰也不能拆。」媽媽當時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劉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學生，最終媽媽回家謎底揭曉。信上只有幾個字：
據聞老師不日歸京。
寥寥幾個字使全家樂開了鍋。接著是期盼、期盼，再期盼，總算盼到爸爸回家了。他消瘦了很多很多，頭髮是被剃光後新長出來的短茬兒，面色蒼白，看上去格外讓人心酸。能從日本憲兵隊活著出來，等於通過了鬼門關死裡逃生。……
二姐提到的「男僕溫茂林」是中國民間耿直、倔戇而又忠誠人物的代表，當然也是某些方面愚昧的代表，這由我六歲時得闌尾炎開刀那一次可概其餘。二姐回憶：
四姑嫁人後，南房的大間大部分時間空著，我們放學後腳踏車放在裡面。一度溫茂林住過。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們放在眼裡，憨直到不講理的程度。兩眼瞪得老大，自以為是地指責別人或亂髮謬論。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懶覺，門從裡面鎖著。我們上學怕遲到敲門的時候，從窗戶玻璃看到他有心慢騰騰地起來，將襪子正面甩了又甩，反過來再用力甩，然後像慢鏡頭一樣一點點地往腳上套，愈急得敲門，他就愈拖時間，令人哭笑不得。對小少爺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當名醫關頌韜診斷敖弟患闌尾炎需動手術治療的時候，溫茂林向爸爸苦諫不能開刀。他說：「動刀開膛還了得？」等爸爸信任關大夫的診治方案，同意手術切除敖弟的闌尾時，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來，比任何人都動真情。說也奇怪，聽到開刀的李敖忽然說他肚子不痛了，就連診斷闌尾炎重要手段壓痛症狀也突然消失了。專家關頌韜當然不會上小小的李敖的當。手術是在南池子東華醫院進行的，症狀已轉成腹膜炎，傷口不能馬上縫合，而是每天換紗布引出膿水，李敖很堅強，任憑換藥一聲不響，受到醫生不少稱讚。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邊的一個小床上陪他，熟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說：「二姐說來陪我，可一直睡覺。」可見他痛得睡不著。我回家後溫茂林說若是他陪，他要瞪著眼看小少爺一個晚上。實際上，這話他是瞪著眼對我說的。不過有一次溫茂林說對了。
二姐因為大我五歲，很多我小時候的逸聞其實她比我記得清楚，並且是權威無疑，例如她回憶「李敖」名字的由來，竟是這樣的：
李敖有個正式小名叫安辰。大概因為是男孩對出生時辰也重視起來，並起在名字裡面。實際上並沒有人叫他安辰，大人用「噢，噢」的聲音逗他，被四妹誤解，於是四妹喊他「小噢」，變成了李敖大名的來源典故。
一個有趣的雷同是，在我家家譜——《李氏宗譜》中，居然有一代祖宗名字也叫「李敖」！中國歷史中《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有漢朝「李敖」銅印、魏晉南北朝史也有「李敖」之名，可見古人先得嘉名，李敖兩字並非首見。只是在發音上，我倒由第四聲的「傲」音，慢慢傾向喜歡第二聲的「熬」音，一來憂患使然，二來第二聲聽到響亮一點。有人甚至純用第一聲為名呢！孔丘、曹操是也。
二姐回憶我的童年：
敖弟小時候皮膚較黑，有點兒封齒，發音的時候舌頭也不那麼利落，還有幾分眯縫眼，說話的時候喜歡嬉皮笑臉地盯住人看。那種神態直到今天我看他笑還能捕捉到他童年時的影子。
她又寫道：
其實只是大人們寶貝敖弟，在我們四個姐姐眼裡並沒有當他一回事。敖弟除去在長輩那裡到處吃香之外，姐姐們面前也撈不到便宜。我們家思想較開放，男尊女卑的觀念並不嚴重，敖弟只是「物以稀為貴」罷了！更何況李敖的四個姐姐哪個是好惹的？眾多姐妹兄弟中，我認為有兩個是出類拔萃的：一個是了不起的大姐。大姐從小聰明能幹，讀書成績又好，在家裡的權勢地位連媽媽也得讓她三分，媽媽管不了弟妹會嚇唬說：「我告訴你大姐去！」另一個就是了不起的敖弟了。敖弟從一開始唸書成績就十分優秀，在班裡總能數一數二。我從小最恨算術裡的四則題，到底是幾隻雞幾隻兔子那麼容易數清偏不數，非關在一個籠子裡挖空心思刁難人計算有多少隻腳，真是好無聊！敖弟考初中之前運算四則題的本事，真讓我羨慕佩服得不得了。記得有本升學指南，上面的題目敖弟算起來像吃豆腐那麼容易，他考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被錄取，差一名就能考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敖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個得意呀！爸爸興高采烈地說，他從榜尾開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走愈擔心沒考中，沒想到「窩樂錯」，（這是爸爸一句口語，大概就是不得了的意思吧！）原來李敖的名字高掛榜首，兒子中了「狀元」，可不是鬧著玩兒的！爸爸為敖弟驕傲絕不僅因為他是男孩兒，而是這個兒子真爭氣！爸爸覺得臉上光彩。
敖弟從小有點兒古怪脾氣，北京的夏天還是挺熱的，我們女孩兒都穿短短的連衣裙，而敖弟穿著長褲，還像大兵似的綁上裹腿，他說穿短褲露著大腿「有傷風化」，敖弟不肯報考育英中學而只考國立中學，也是他與我們想法不同的標誌之一。孩子們都去買新鞋，他會挑選式樣八股價錢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興，但四妹罵他是「偽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學叫詹永傑，兩個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過年的時候小兄弟倆都穿上緞子長袍黑馬褂，拜年的樣子四平八穩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寫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與我們讀教會中學，習慣洋打扮的姐姐們，在穿戴方面顯得格格不入。
二姐又特寫我和詹永傑，說：
兩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離。我家曾在市場買來一隻獅子毛小巴狗，我們叫它「伯兒」。「伯兒」像馬戲團的小狗一樣會許多表演，後來「伯兒」有個體態龐大的男友，生下一條雜種大長毛狗並送給詹永傑。過舊曆年的時候，詹永傑牽著「伯兒」的後代來我家拜年。詹永傑白白胖胖、儀表不俗、舉止大方、彬彬有禮，十分討人喜愛。就連磕頭的樣子都四平八穩，一看就知道是受過正規訓練。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兩個人學習成績也都數一數二。過年一樣穿上長袍馬褂，人人見了都誇讚這一對小哥倆。
詹永傑這名字現已簡化成詹永傑，分別四十年後跟我再度聯絡上，他送我「墨寶文房用品」一盒，內附手書：
李敖學兄把兄如晤
契闊四十五載
常思念
但願有朝一日
重相見
弟永傑1993年3月21日於北京
二姐又回憶到我的娛樂。她說：「敖弟小時候也不像我們女孩喜歡跳繩、拍皮球、玩‘chuǎ’子兒，而他最愛耍京戲裡的刀槍劍戟」，她說我：
從小在姐妹堆中長大，可絲毫沒有娘娘腔。喜歡舞京劇的道具大刀、扎槍之類，尤其喜歡和親戚一個叫大連的孩子相互對打亂砍。李敖口中發出鑼聲「喋匡匡匡」，大連不斷用鼻子發出「得兒哼哼哼」的梆點聲應戰。有一天半夜裡，我矇矇矓矓聽到「得兒哼哼哼」戰鬥聲，奇怪地想為什麼半夜三更敖弟和大連武開啟場啦？好一會兒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覺打呼嚕呢！
二姐又說：
敖弟比我膽子大很多，記得有一天客廳裡飛進一隻馬蜂，我嚇得亂叫，敖弟正赤腳坐在沙發上，他一聲沒響跳下來先用手掌打在窗戶上的馬蜂，當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腳丫踩，我好驚訝他膽子那麼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場，我們學騎腳踏車也多半是在那個操場上由敖弟的男傭人溫茂林教的，操場東頭是個土坡，坡上長著雜草，熱天我很喜歡在草堆裡捉螞蚱，捉到就放在一個硬紙盒子裡，盒子上面紮好多洞給螞蚱透空氣用。有一天媽媽嫌我整天瘋在草堆裡不好好唸書，罵了我一頓讓我將螞蚱全放掉，我將盒蓋開啟一條縫兒，看到裡面密密麻麻都是螞蚱，相互踩來踩去東咬西嚼的樣子，忽然手麻害怕起來不敢捉了，結果是敖弟自告奮勇將盒子拿到院子裡東驅西趕，好不容易將螞蚱撥走，剩下飛不動的便宜了貓。
敖弟不太喜歡大喊大叫，常是悶聲不響地調皮。有一天他將兩個小青杏兒塞進自己的兩個鼻孔裡拿不出來，跑來找我幫忙，我真費了好大勁兒，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將青杏弄出來。另有一天我們捉迷藏，敖弟藏好後無論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後驚動得大人們慌了手腳，原來他躺在蓋著絲絨檯布的麻將桌下兩把椅子上，任憑大家聲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聲。誰也沒想到他藏到那麼刁鑽的地方。還有一次大人們在北海公園茶座喝茶，我們幾個孩子爬上一個小土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螞蟻，敖弟抓一隻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結果手臂腫起好大一片紅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時間睡在一張大床上，一天不記得為什麼我們兩個人吵了一架，於是規定第幾根欄杆為界，誰也不許睡過界線，半夜睡夢中我發現有人踢我的腳，睜眼一看原來是敖弟，他說我的腳睡過了界。
清朝北京的雍和宮，本來是雍正沒當皇帝以前的住所，當時他是雍親王。他做皇帝后，把這地方賜給活佛章嘉呼土克圖，作為西藏喇嘛的廟，在這廟的溫度孫殿的樓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歡喜佛。二姐回憶：
有一年爸爸媽媽帶著我和敖弟去參觀雍和宮。……雍和宮裡有個七丈二尺高的佛像，這還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為佛像太高，在室內即使退到牆根兒也看不全它的臉。另外每逢過年，寺院裡的僧侶用各種顏色的細粉，耐心灑成寺院的立體結構模型，我已忘記是派什麼用處，只記得工程浩大而且細膩。那天給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歡喜佛。本來歡喜佛是不對外開放的，除非額外付錢，導遊僧帶我們到樓梯口，上樓之前忽然小聲問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回答說：「沒關係。」我當時真好好奇。為什麼要懷疑我不能看？為什麼不懷疑更小的敖弟？正因為好奇，上樓後我反而仔仔細細多看幾眼，令我失望的是，什麼破綻也沒看出來。試想封建保守色彩濃厚的中國，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內容露骨一些又會到什麼程度呢？與很多現代藝術、雕像、畫報、照片內容相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說不定也只是化緣的辦法之一而已。
這些歡喜佛和導遊的妖僧絕沒想到在四十年後，我竟寫《歡喜佛》一文研究他們，並且進而對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文物，大加撻伐。
二姐又記得當時年紀小，大家一起演戲的盛況。在內務部街南房那個大間，我們合組了一個「索羅門劇團」。在劇團中，我還單獨演出過，一次是演明末遺恨，演崇禎皇帝被李自成圍城後，大將跑去救他，而我就是那大將。此劇底本大概跟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國處」那棵樹有關。明思宗是17世紀的明朝亡國之君崇禎。國家危難時，他雖然有臺灣，可是他沒臉去逃了，他終於為亡國之君的最後殉國，做了一次好榜樣。這個渾人皇帝雖然誤國失國，但他的從容一死，卻多少引起人們的同情與懷念——比起只會亡國不會殉國的蔣介石來，他真有帝王氣象了！
二姐回憶中，又透露了我的一件軼事：
我小學畢業的時候有一本紀念冊，裡面有許多同學在分手前畫的圖畫或寫的文字留作紀念。不記得為什麼李敖會湊熱鬧用鉛筆在一頁上畫了條船，船上單槍匹馬地一個人撐著篙，船下還有波浪，另外還題了字，內容是：
二姐：
偉大驚人
愚弟小敖6月2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興趣地認為：現在的李敖好像從來不用謙虛的「愚弟」這種字眼兒，更何況紀念冊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筆跡吧！
後來二姐把這本紀念冊寄給我，我看了這歪七扭八的四個大字，完全不記得了。「偉大驚人」，想是與二姐共勉的話，也許二姐從不敢以「偉大驚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二姐說得沒錯，那的確是殘留下來的李敖最早筆跡，那時我大概八九歲。二姐回憶：
兩岸訊息封鎖的三十多年中，只偶然能在《參考訊息》上透露點臺灣的情況，曾有一條訊息內容大意是「臺灣當局迫害進步師生，李敖等被捕」，根據敖弟的古怪性格，我們也想到會不會指我們的弟弟？但敖弟去臺灣的時候畢竟還小，只感到他怪僻的一面，看不到他鋒芒的一面，因而也無法肯定，直到1976年年中，三妹首次從美國到大陸尋找兩位姐姐，大姐和我才得知家中每個人的下落，也聽說了敖弟在風浪中爭鬥成長的事蹟。……
這些事蹟，也許正是「偉大驚人」的發軔了。
二姐回憶大有白頭宮女談天寶的情致，但天寶一談，總離不開繁華舊事和苦難前塵。談苦難，最動人的一段是寫媽媽的小妹——老姨：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過縣長，無論時間多短，反正他做過，肅反運動老姨父被劃為歷史反革命，被剝奪公民權，送往內蒙古勞動改造。老姨則在水電部設計院圖書館當管理員。老姨在哈爾濱讀書並住過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聰明能幹，工作還是蠻不錯的。老姨父前妻生的兒子李景生從小就不愛讀書，剛解放他就參了軍，在空軍某部隊從事軍事攝影。老姨一結婚，我們就認識景生二哥，他那個時候還是個毛頭小子，十分調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來一批子彈，有手槍彈和步槍彈，還送過我幾顆。二哥還說：「上面有紅點兒的是炸子兒，打進身體會自動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兒危險遊戲。一個用鉗子鑷住子彈殼，另一個用釘子頂住彈頭平的一端，拿榔頭往釘子上砸。結果真將彈頭砸出來響了。老姨嚇得要命，兄弟倆卻說：「好響啊！」我想說的是二哥有槍彈由來已久。另外，老姨花費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為二哥的婚事也絞盡了腦汁。老姨寫給我的一封信中風趣地說，她花了多大力氣幫二哥找物件，親相來相去，設法安排約會，結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折騰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總之，老姨這位繼母與前房兒子相處還挺融洽。有時候甚至說景生對她比親兒子庚辰對她還好些。庚辰在天津南開大學畢業後，分配到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他個子像老姨一樣很高，外表神氣五官端正，在工作單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機部選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舞會，主要參加的是中央首腦人物，像周恩來也出席舞會，庚辰居然能以唯一的一名男士入選，說明他在單位相當紅。
老姨父改造期滿之後已經年邁，特別經過批准允許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沒有選舉權、沒有醫療保險，也有沒退休工資，其實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滿釋放而已。老姨因為身體很差，不能繼續工作，但是開始水電部只同意她退職，退職拿一筆固定的退職金，然後包乾一切，不能享受公費醫療。看病自己付錢，對年老多病的人當然是嚴重的問題，老姨一度心情很壞。沒多久以後，老姨因患婦科疾病需手術治療。醫生得知她沒有醫療保障，又確實體弱多病，好心的醫生願意給她證明，讓她由退職改退休。這樣一來，老夫婦的晚年總算有一份退休金能維持基本生活。
我從北京轉天津到上海時，已是1948年歲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學校當時叫緝槼中學，今已改名市東中學，老友陳平景、陳兆基都代我舊地重遊過、拍照過。緝槼是聶緝槼，他是曾國藩女兒曾紀芬的丈夫，曾國藩兒子曾紀澤在日記中罵他「紈絝習氣太重，除應酬外，乃無一長」，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九十回也如此罵他，不過左宗棠卻提拔他，最後自江蘇巡撫做到浙江巡撫。我對緝槼中學感情最淡。一來前後只三個月；二來上海是個市儈氣極重的地方，給我印象不佳。但有一個例外，就是書店。
我從小愛書，在北京念小學時候，最吸引我的有兩個畫面，一個是史家衚衕一家商店的櫥窗，窗內有蒸汽火車模型，這是真正用蒸汽開動的玩具，我愛死它了。另一個是學校音樂教室後面的一個書櫥，櫥內是一排排整齊的叢書——商務印書館出版、王雲五主編的「小學生文庫」。在日本鬼子統治北京時期，這些書是比照禁書鎖起來的，抗戰勝利後，不但櫥門開啟了，我還做了圖書館長。從此「利用職權」，對這套「小學生文庫」，更為熟悉。這套書有五百本，約一千萬字，插圖達七千多張，作者達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賞的第一套叢書。由於對這套書的好感，從而對出版它的商務印書館也心嚮往之。北京琉璃廠本有商務印書館的分館，可是上海的總館，才是更吸引人的。由於老姨父做過上海附近嘉興縣的縣長，對上海熟悉，每在我問到上海的總館的時候，他就詳為解答，並且打趣說：「看你這樣問東問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才過癮呢。」說這話後半個世紀，我沒做成它的總經理，但它的總經理郝明義卻到我家來拜碼頭了。不過，臺灣的商務印書館由於名稱上面被國民黨偽政府硬加上「臺灣」兩字，倒有點像偽組織，比起真正的商務，可就遜色多了。走進上海商務印書館，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經驗之一。另一欣喜的經驗是我十七歲在臺中一中時，當年商務的正牌總經理王雲五寫了一幅字送我，字寫得又破又熟練，但他不是別人，就是「小學生文庫」的主編者啊！我三十一歲被國民黨迫害時，印「李敖告別文壇十書」，王雲五也親筆預約了一套，後來聽人說王雲五極力稱道李敖才幹，可是「不敢用他」，足見李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學生文庫」以外，開明書店的出版品，影響我最大。「開明青年叢書」、「開明文學新刊」、「開明文史叢刊」、《中學生》月刊、《開明少年》月刊等，都是我最喜歡的。由於喜歡它的出版品，連帶也喜歡上那家書店。在北京，我去過它在琉璃廠的分店；在上海，我去過它在福州路390號的總店。北京的分店比較大，上海的總店就小多了，但不論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號書店像河南中路211號的商務印書館，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華書局來，都寒酸得不成樣子。雖然如此，開明書店卻給青年人一股朝氣，它是左派的書店，比起它來，任何老字號的書店都顯得尸居餘氣了。開明書店不單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慶、成都、漢口、廣州、長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後一個分店，設到了臺北，在臺灣光復後，它把觸鬚延伸過臺灣海峽，使在臺灣的中國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氣。不過，這股朝氣還沒感染多久，國民黨偽政府就撤退到臺灣來。這個偽政府既跟大陸斷掉了鎖鏈，在它狹窄的視野下，凡是大陸書店在臺灣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斷了鏈鎖。商務印書館改名叫「臺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改名叫「臺灣中華書局」，開明書店也未能倖免，改名叫「臺灣開明書店」。比別人更慘的是，由於它是左派書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縱使內容不涉及政治的書，也因作者沒有來臺，變得只敢印該書，作者名字卻不敢印出了。於是，葉紹鈞編的《十三經索引》，變成了「本店編」；夏丏尊、劉薰宇編的《文章作法》，變成了「本店編」；呂叔湘的《文言虛字》，變成了「本店編」；張沛霖的《英語發音》，變成了「本店編」；王峻岑的《數字列車》、黃幼雄編的《電動機》、陳嶽生編譯的《原子能與原子彈》，等等，也都變成了「本店編」。只要「人陷」大陸，哪怕是你編的談數學的、談電動機的、談原子能與原子彈的書，也都不能把作者拋頭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陸的一切，令人有點哭笑不得。上面這種表態、這種小心翼翼，其實還是不夠的。於是，臺灣開明書店啊，開始明目張膽地印出劉清波的《三民主義綱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義總複習》了、印出李華柱的《國父革命之學》了。——一個左派的開明的書店降格到出版這種右派的不開明的黨八股，它的無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陸上的開明書店不同的是，臺灣的開明書店，坐落在臺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慶南路的老字號的書店很遠。它孤零零地在中山北路一段77號開起店來，店面開得極不景氣，推門進去，書架分格未掃、書本塵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淒涼。因為去中山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學時候，每年會去上一次，有點似曾相識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員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編有《世界語入門》，開明書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陸發生連鎖的老作者。他不曉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語入門》，書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兒，多少還流露出一股味道。不過，似曾相識之感很快就被滄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書、書如其店，他象徵了一個書店的沒落。——政府可以流亡，書店不能流亡。一朝變成了流亡書店，它的精神就中斷了。1992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來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77號，卻連那家極不景氣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門牌一段77號的，卻分明是一家氣派堂皇的「馬可孛羅麵包公司」，營業專案包括「西點麵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慾，沒有絲毫精神食糧。我呆了。開明書店呢？開明書店哪裡去了？難道連那麼一家極不景氣的店面，也開不成了嗎？我不死心，向麵包店的櫃檯小姐打聽打聽。小姐頭都沒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後一指，聲音平直地說：「搬到三樓去了！它沒有門，你就從後面上樓梯。」我頓覺起死回生，謝謝她，遵命做了。走到後面，滿屋滿地都是麵包工廠狼藉，滿樓梯也是。我左閃右躲、九轉十繞，總算上了三樓。迎面的是一間小房，左邊有一點鐵櫃式書架，右邊就是四張辦公桌。要找的書，寥寥可數，就在書架上。辦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親切地幫我包了書。我跟她談了幾句，她對開明書店卻很陌生。這時，一位老先生進來了，坐在朝窗的辦公桌旁。我想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聽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著我，為之一怔。然後說：「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我向他說：「四十多年前，我去過上海開明書店總店。」看他反應。他盯住我好一陣，慢慢地說：「你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風光時代的開明書店了。可是，這回開放探親後，我去了上海，上海的總店卻早就沒有了。所以，開明書店啊，全中國只剩下臺北這一家。我們這一家也撐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樓房子租給麵包房，自己搬到三樓來。這就是開明書店。沒有人認識它了，連我也不認識它了。」
抱著新買的一包書，我原路走下樓來，走出了「馬可孛羅麵包公司」。站在門口，我轉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築沿線外，是一片蒼穹。像是死掉一個老朋友，我黯然而別。
在上海，除了對書店的深刻記憶外，跟王家楨吃飯那天，也使我記憶猶新。王家楨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張學良主持外交的。張學良垮後，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戰期間，他做國民參政員、做外交部顧問，已是閒職。抗戰勝利後，出任東北行轅政治委員兼東北生產管理局局長。抗戰時他在重慶，他的家人都留在北京。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北京，坐著新式福特汽車，國民黨大員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後方秘密討了個姨太太，而這姨太太卻是共產黨。他的最後投共，聽說跟這位姨太太有關。當時共產黨革命，多少女孩子，為了獻身國家與理想，甘心把自己青春與肉體犧牲者，比比皆是。這位王府姨太太下場還算好的，王曉波的母親，實是下場悽慘的一例：她嫁給憲兵高幹，最後被查出，伏屍法場。當然我被國民黨特務軟禁時，特務們看到王曉波來看我，就閒聊起他們見過王曉波的母親，說那位女士年輕漂亮，可惜為共產黨犧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對書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陳，所見所聞，一片大難將至味道。早在抗戰勝利之後，我家的情況，在二姐筆下是這樣的：
勝利後家裡陸續來過爸爸一些老朋友。他們是曾去重慶內地「抗戰」榮歸的接收大員們。我記得的有興安省主席吳煥章、撫順煤礦張莘夫、外祖母的孃家堂弟孫棣坡及老姨父的妹夫、後來任中共政協委員的王家楨等。爸爸參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經歷，就是由吳煥章出具證明的。很明顯爸爸思想上難以平衡。過去有些人學歷、資歷、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內地抗戰」做雄厚的本錢，榮回故里，個個都是耀武揚威的功臣。爸爸苦笑著。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選擇？曾有一度爸爸準備隨吳煥章去興安省任個職員。興安省是國民黨當時新劃分的東北九省之一。可那個時候是共產黨的勢力範圍，吳主席空有頭銜無法上任。張莘夫在去撫順上任後遭殘害，國共兩黨相互推卸責任。最後爸爸靠舅老爺孫棣坡介紹，到東北營城子煤礦當總務處處長，總算勉強撐住過重的家庭負擔。因為只是個僱員，倒也過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營城煤礦的時候，認識了臺灣人翁鎮，並且對他有所幫助。翁鎮感念爸爸，曾告訴他時局不好，可考慮去臺灣，後來翁鎮返臺，留下「臺北市新起前街一段11號六桂行」（後改為「臺北市漢中街139號六桂行」）的地址，這是爸爸最早想來臺灣的張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時臺灣人大殺外省人，就心有餘悸。所以從北京出來，沒有直來臺灣，反倒先落腳上海。這一錯誤，大傷家中積蓄的元氣，最後倉促決定來臺灣，積蓄所剩無幾了。
我們全家是1949年5月11日早上離開上海的，搭的是中興輪。中興輪本來還算豪華，可是現在已淪為難民船，有立腳處，就是難民。我們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漂洋過海。5月12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我們全家八口逃到臺灣後，爸爸死了，枯骨一罈；媽媽九十高壽，與我同在。當年的孩子們，如今只有我一人在臺灣。「與臺灣共存亡」？沒有那麼嚴重；「歸骨於崑崙之西」？實在有夠麻煩。我曾以粗話自嘲：「我來臺灣時，雞巴還沒長毛；如今雞巴毛都快白了，人還活在臺灣。」其實，何止活在臺灣，我終將化為白毛老怪，死在臺灣。陳寅恪「生為帝國之民，死為共產之鬼」，我則生為白山黑水之民，死為草山（陽明山）濁水（濁水溪）之鬼。大陸雖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臺灣人（我六歲兒子、四歲女兒）的爸爸，難民不復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