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徵求胡故院長函件，由本會出名公告。徵得的函件，本會用畢後，即移送「紀念館」保管。

這兩次所謂討論決定事項，除了把當時明明屬於公產的，非法跟私人糾纏不清外，其他有關「著作整理編輯」各條，二十年下來，幾乎無一不是虎頭蛇尾。這些鐵證，正好印證了我早年的預言：「佔著茅坑不拉屎。」——整個這個島上的學風與機構，一直都是如此。

我相信真正能把《胡適全集》編出來的，還是有待於私人機構。私人機構是肯做事的，一變成公家的，就完蛋。那天你請客的席上，我頗屬意紹唐，認為紹唐或可透過胡祖望的支援，排除各方面的抵制，但那天晚上紹唐說為了他買下《胡適選集》，自己被胡老太、王志維追告不已，甚感苦惱云云。總之，現在王志維衰病侵尋，胡適紀念館也毫無起色，他實在應該知道他們真的錯了，應該知道他們是胡適思想流傳的罪人，應該知道現在是補過的最後機會，再蹉跎，就除了一片黃土，什麼也看不到了。

1971年，我在警備總部保安處的押房裡，順手在十行紙上寫下《〈胡適全集〉計劃》，是我受難期間罕存的筆跡之一，特將原件送給你，留作紀念（這計劃當然限於環境，憑空做的，極不理想）。

多謝你對我的幫助、送書與好意。敖之1983年2月3日晨

1965年12月18日，江冬秀在《胡適手稿》第一集「卷頭的話」裡說：

編印適之的全集，現在還談不到。我想先要影印他沒有發表過的文章。這是我的責任，我要盡力量辦這件事。等這件事辦好，再籌劃編印全集。

請問為什麼全集「還談不到」？原因無他，只是他們不行罷了！自己不行還要搗別人亂，就是他們的本事。如今江冬秀也死了，「再籌劃編印全集」也全是一句空話了！

另外，同年11月15日楊聯陞也在「序」裡說：

胡先生生前有兩次對我說過：學生替先生編定詩文遺集，要用自己的判斷力，該收的收、該去的去，不要把隨便什麼東西都收進去。兩次結句都是：「你們後死有責！」

胡先生逝世後，我自然應當幫助想想怎樣整理他的遺著。我想起胡先生生前的話，覺得很為難，因為實在不容易實行……

我很慚愧，身在海外，對於整理編印胡先生遺稿的工作沒有盡半分力量。我現在借這個機會表示深深的歉意。

但是，胡適請楊聯陞、毛子水兩人負責整理編印遺稿，是遺囑中的大事，怎可以「慚愧」「歉意」就了事？所謂「後死有責」，有責的表現，竟是讓死人不見全集之書、只聞慚愧之聲嗎？楊聯陞錯了！毛子水錯了！

意不能平，再寫幾句如上。敖之

重看你四十七天前寫給我的信，你說「我以為胡學專家，非您莫屬」，是對的，我真覺得我死後，沒人編得好《胡適全集》了。看了梁錫華在《胡適秘藏書信選》中鬧了那麼多無知的笑話，你要我還「介紹」些什麼呢？整個胡適遺著的事，都壞在不準有資格的人做，而沒資格的又不做或亂做，如此而已。

意還不能平，又寫幾句如上。敖之

《胡適全集》計劃

一、明年（1972年）2月24號，胡先生去世十週年。

二、胡先生著作散佚很多，蒐集不易。十年來，連一完整而正確的著作目錄都未能編出，其難可以想見。

三、但行遠自邇，於蹉跎十年之後，全集工作已不宜再緩（《魯迅全集》，乃至日譯的《大魯迅全集》，都在魯迅死後，迅速而有計劃地出版，此事應給我們借鑑，也使我們慚愧）。

四、胡先生的著作量（除未發表的日記、殘稿，及待徵集的書信外），準確估計，依三十二開本每冊二百面算，約可編印七十二冊。

五、目前市面上能零星買到，且為胡夫人認可者，折算其總和，只佔一半，即三十六冊。

六、蒐集新編者，亦可佔一半，即三十六冊。書成後，可使市面上能買到的胡先生著作，頓增一倍，除數篇政論文字目前不宜收入外，蒐集極為完整，允稱全集。

七、有關胡先生的文字（不論作於胡先生生前或死後），別予精選，另編四冊。

八、全集在編輯方面的特色，遍及「體例」「編排」「圖片」「手跡」「年表」「總目」「輯佚」「考證」「勘誤」「註釋」「增補」「附錄」等各方面，為普通全集所不及。